一
對於一個中國人來說，如果說哪段曆史最令人痛心，那肯定是鴉片戰爭以後的近代史了。
廣義上的中國近代史，是自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起，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這段時間。在這一時期，中國被西方用堅船利炮轟開了國門，侵略的外敵一茬接一茬，不平等條約一個接一個，在長達百年的時間裏，中國人在全世界都抬不起頭。
在五胡十六國時，北方被攪得一團糟，可東晉還能自詡正統，超然物外。元朝滅宋時，蒙古人雖然在軍事上戰勝了南宋，卻不得不在璀璨的漢文明麵前低下頭顱，融合進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裏。
隻有晚清時期，在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從政治、軍事、文化等方麵被外來文明全方位碾壓，讓國人引以為傲的東方文明在工業文明麵前顯得不堪一擊，在萬國欺淩的現實中，中國人在不知不覺中，失去了自信力。
每當讀到這一段時，無數人都會大罵晚清政府腐朽不堪，可這時總有幾個理中客自以為是地告訴你，這不是清朝的問題，而是中華文明的問題，當時西方人經曆了工業革命，不論漢唐宋明，還是其他封建王朝遇到近代化的西方列強，表現都不會比清朝好多少，這算降維打擊，非戰之罪。
曾經，我對這種話術也深以為然，覺得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晚清其實做得已經很好了，我們還是需要用唯物主義對待這個問題。
然而，到了如今我才意識到，落後於西方，與落後於全世界，這是兩個概念。
晚清的問題，從來不是落後於西方，而是它讓中國第一次混到了連亞非拉土著都不如的地步。
舉個例子，以下是英國人在1815年—1898年於亞非拉的征戰史中，英軍方麵傷亡的數據：
1817年：第三次英國—馬拉塔戰爭，英軍傷亡未知；
1824年：第一次英緬戰爭，英軍死亡一萬五千人；
1839年：第一次英國—阿富汗戰爭，英軍死亡五千零六十二人；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英軍死亡六十九人；
1845年：第一次盎格魯—錫克戰爭，英軍死亡一千九百八十九人；
1845年：新西蘭土地戰爭，英軍死亡五百六十人；
1848年：第二次盎格魯—錫克戰爭，英軍死亡二千六百八十七人；
1852年：第二次英緬戰爭，英軍死亡未知；
1856年：盎格魯—波斯戰爭，英軍死亡一千五百三十五人（以上）；
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英軍死亡六十九人；
1857年：印度叛亂，英軍死亡一萬一千零二十一人；
1878年：第二次英國—阿富汗戰爭，英軍死亡一千零五十七人；
1879年：盎格魯—祖魯戰爭，英軍死亡一千七百二十七人；
1880年：第一次布爾戰爭，英軍死亡四百零八人；
1885年：第三次英緬戰爭，英軍死亡未知；
1896年：盎格魯—桑給巴爾戰爭，英軍無傷亡；
1898年：第二次蘇丹戰爭，英軍陣亡七百人。
特別要說明的是1896年的盎格魯—桑給巴爾戰爭，其過程就是英國軍艦開了幾炮，轟死了五百名蘇丹士兵，戰爭就結束了，一共隻持續了40分鍾，號稱曆史上最短的戰爭，英軍自然不會有任何傷亡。
我們統計完以上數據，會發現一件很悲哀的事情，那就是英國人在十九世紀對亞非拉舊大陸的征服曆史中，還處在原始部落形態的南非祖魯人可以一戰打死一千七百二十七名英軍；新西蘭的食人族可以一仗消滅五百六十名英軍；南亞的錫克人可以一仗消滅二千六百八十七名英軍；而唯獨我們泱泱天朝，偉大的大清帝國，居然兩次鴉片戰爭加起來，才打死一百三十八名英國士兵。
如果說，偶爾一兩個小國戰績超過清朝，咱們還可以理解，可問題是，英國在十九世紀在全世界滿打滿算才十七場戰爭，除了盎格魯—桑給巴爾和沒有統計傷亡情況的那幾場外，能讓英國士兵陣亡隻有兩位數的，就隻有大清的兩場鴉片戰爭了。要知道，就連曾為中國藩屬國的緬甸，都可以讓英國人付出一萬五千人的慘重代價，而作為東方宗主國的清朝，居然戰績在全世界排名墊底，真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要是再用“降維打擊”來遮羞，這都有點說不過去了。
所以，很多人為了給晚清政府的失敗找理由，就說這不是清朝的問題，而是封建王朝的問題，以此來證明就算漢唐遇到了近代變局也不會表現得更好。可事實上，封建王朝和封建王朝是不一樣的，美利堅和津巴布韋還都是資本主義國家呢，那能一樣嗎？
就算橫向比較，近代西方人把大清帝國叫“東亞病夫”，把奧斯曼帝國叫“西亞病夫”。然而，同樣都是“病夫”，在“一戰”的加裏波利戰役中，奧斯曼軍隊與協約國打到山崩地裂，給歐洲聯軍造成了四萬四千零七十二人陣亡的巨大損失，僅這一戰就可以把清軍羞到無地自容。可想而知，假設兩個“病夫”若是國境相鄰，麵對可以硬頂英法聯軍的奧斯曼軍隊，清朝將會是怎樣的一個下場？
那麽，我們就不禁問一句：為何曾經傲立東亞的東方雄獅，到了近代，就混到這麽淒慘的地步了？
我們都知道，積貧積弱絕非一朝一夕，如果要找到近代中國衰弱不堪的答案，隻能拷問一下鴉片戰爭前夕的“康乾盛世”了。
二
經過多年電視劇的洗禮，我們對清朝長達一百三十四年的“康乾盛世”耳熟能詳，知道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君主的統治下，清朝走向了全盛。可在乾隆之後，開始了嘉道中衰，國力逐漸不支，到了晚清被西方列強轟開了大門，開始了百年的國恥。
按照以往的邏輯推導，清朝在“康乾盛世”時還是東方霸主般的存在：康熙皇帝平三藩、收台灣、退沙俄，號稱“千古一帝”；雍正皇帝攤丁入畝，火耗歸公，官紳一體當差納糧；乾隆皇帝滅準噶爾汗國，將新疆並入中國版圖，人口也暴漲到了四億多人。
可是，到了乾隆晚期，皇帝年老昏聵，和珅禍亂朝政，清朝開始由盛轉衰，等到乾隆駕崩以後，嘉慶、道光都是孱弱之君，清朝的國力一日不如一日，西方列強趕在這個時間點找上門了，咱們能不受欺負嗎？
按照這一套說辭，好像問題不在“康乾盛世”本身上，而在於乾隆晚年的昏庸和嘉慶、道光等後繼之君的無能上。
然而，顧誠先生早在《南明史》的緒論中就批判過這類混淆視聽的說辭。他認為按照某些學者吹捧康、雍、乾三帝的思路來看，乾隆之後在位二十五年的嘉慶也應該算是個勵精圖治的好皇帝，至少不能說是無道昏君，不論從哪個方麵看，中國落後的責任都不該讓嘉慶、道光來背，而是要從康熙、乾隆等人的身上尋找答案。
我第一次見有人吹捧“康乾盛世”，還是金庸先生在小說《鹿鼎記》裏，上麵寫道，康熙時期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百姓安居樂業，比起明朝的苛捐雜稅不知好了多少，韋小寶以此勸說天地會眾人，讓他們不要反清複明。總而言之，給人的感覺，好像是清朝時期百姓日子過得比明朝好，那些天地會的“義士”都是基於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單純不喜歡滿族人當皇帝，這才不顧現實地反清複明，他們完全就是在亂折騰、瞎胡鬧。
然而，清朝治下真的輕徭薄賦嗎？
任何史論都需要證據講話，不是一拍腦袋的想當然。明末的農民大起義，源自崇禎皇帝為了剿滅清軍、農民軍以及訓練軍隊，在收完征稅後，又額外加征了“三餉”（遼餉、剿餉、練餉），結果老百姓們不堪重負，紛紛揭竿而起，最終在李自成的領導下，大順農民軍打進了北京，埋葬了明朝。
可是，清朝坐穩龍庭以後，是否廢除了三餉呢？
不但沒有，反而把三餉給劃入正稅裏了。
本來，崇禎皇帝加派三餉，隻是個臨時稅種，約定隻要打敗清軍，剿滅了農民軍，這個稅咱們就不收了。可清朝倒好，在順治元年宣布減免三餉，收攬了人心以後，到了順治三年就立馬反悔了。多爾袞給三餉改了一個名，叫“九厘銀”，換個馬甲繼續收不算，還給劃入了正賦，規定這是正式的稅賦，期限永久，將來也不可能免掉了。
我們都知道一個常識，當一個封建王朝到了末年，往往苛捐雜稅眾多，百姓家破人亡，人民揭竿而起，一起推翻了舊的王朝。等到新的王朝建立，統治者就會以史為鑒，輕徭薄賦，給老百姓一段與民休息的快樂時光。
可唯獨清朝不一樣。
在清朝建立之初，就厘定了比明末還要高的稅賦，甚至算上清初六大弊政和其他折銀盤剝，說清朝時期的人民負擔是曆朝曆代大一統王朝裏最高的都沒什麽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康熙皇帝再宣布大清“永不加賦”，這無論怎麽看都透著一股子虛偽——你們把稅都收到九十年以後了，這還有加賦空間嗎？
可以說，清朝康乾盛世的特性，就在於它是個“瘸子腿”，到底怎麽瞧這個盛世，隻看你選擇從什麽視角去看。
從全球視角去看，這肯定不能叫盛世，以往的盛世，如文景、開元、永樂等，中國文明在世界範圍內都是遙遙領先的，也隻有康乾盛世的中國，是關起門來自娛自樂，實際上已被西方遠遠甩在了後麵，楊師群先生幹脆就說：“康乾盛世本質是沒有前途的繁榮，中國的自娛自樂。”
從傳統角度看，康乾盛世也稱不上盡善盡美，社會問題重重，讓人很難認同，這能與漢唐並列？雖說清朝版圖大、人口多，可一則生民太苦，比不上漢唐百姓豐衣足食；二則文網太密，趕不上開元時代奔放自由。
尤其後一點，我們以前的章節講過，以往的朝代都是沒有無差別殺人的文字獄的，隻有清朝的康乾時期，文字獄盛行，打斷了士人的脊梁，從此中國的知識分子再也沒能站起來，魯迅、梁啟超、周思源等文人學者均對這一盛世持懷疑態度，馬勇就說康乾盛世隻是政府的盛世，與百姓無關，更與中國文明無關。
學習曆史的目的是為了以史為鑒，可正如顧誠先生所言，在過去絕大多數史家製作的鏡子裏，侏儒們被拔高了，堅毅挺拔的形象被歪曲了，甚或被擠出了鏡框，成了地道的哈哈鏡。
在我們以往學習的曆史中，康雍乾三位帝王獲得了太多本不該獲得的讚譽和鼓吹，他們治下的康乾盛世也沒有很多人幻想中的那麽繁榮昌盛，而是中國落後西方乃至於全世界的關鍵時期，或許就像許倬雲教授描述的那樣：
其實所謂盛世隻是敗壞的開始。這三個皇帝統治的時期已經將中國的資源揮霍淨盡。清朝這一個看上去很興旺的大帝國，其實有一半以上的歲月，是走向衰退，而不是穩定地維持一個大國的聲威。
中國在明朝末年還能和西方互角長短，隻是個別方麵略微落後於西方，且晚明士人在認識了對麵的長處後，會自發地進行引進學習，中國始終都能跟上時代的潮流。可結果到了晚清，中國不但全麵落後西方，在軍事等個別方麵，居然混到連原始部落的野人都不如了。
而這一切罪惡的開端，恰恰就是無數人頂禮膜拜的康乾盛世。
三
現在對康乾盛世的讚譽，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麵，一個是人口，一個是疆域。
我之前舉過漢武帝的例子，雖然漢武時代的疆域有所拓展，可在人口上卻急劇減少，而清朝卻可以兩相兼顧，在版圖增大了一圈的同時，人口從順治初年的一千多萬，增長到了清末的四億左右，這在古代是一個近乎奇跡般的成就。
但是，如果我們仔細觀察一下清朝人口增長的時間線，就可以發現一些奇怪的地方。
順治初年，國家在冊人口不過一千多萬，到了康熙四十九年，人數增長至二千三百三十一萬餘口，翻了一倍，到了雍正十二年，人口為二千六百一十一萬，即至少在雍正統治後期，清朝的人口增長還是穩步前行的。可到了乾隆十八年，人口忽然詭異地暴漲到了一億，在十九年間竟翻了四倍，然而這還不是結束，到乾隆三十一年，又翻了一倍，到了兩億，再到乾隆五十八年，人口更是爆炸到了三億七千萬之眾。
我想，稍微有點生活常識的人，都知道這個人口增長絕不是自然增長，它不是因為統治者與民休息、治國有方養育出來的人丁，而是涉及其他方麵的一些原因。
那麽，清朝人口大爆炸的原因到底是什麽？
首先，在漢武帝和武則天那兩篇裏我就講過，在古代官府名冊上的戶口，絕非國家的實際人口。因為古代封建政府管理能力低下，很難及時對治下州縣進行人口普查，這造成了官府隻是掌握了一部分納稅人口，而大量人口都是“黑戶”，不計入官府的掌控。
比如明朝，在朱元璋時期，黃冊上統計的人口為六千多萬，結果到了明朝末年，還是六千多萬，這根本不符合正常的人口增長規律，故而明朝社會有大量隱匿的人口，這點在史學界算是一個常識問題。
關於明朝晚期中國有多少人口，目前說法眾多。梁方仲先生認為有一億五千萬，《劍橋中國明代史》則推測在一億五千萬至一億七千五百萬區間內，而葛劍雄和曹樹基的估算是兩億左右。不過，經曆了明清易代的戰亂損失，人口必然減少了一部分，梁方仲估計在八千萬至一億左右，葛劍雄認為在一億二千萬，咱們折中給他算一億，那麽順治初年的一千多萬，實際上隻是官府掌握的人口，而非國家實際的人口。在清政府的名冊之外，國家還潛伏了九千萬的黑戶，他們在官府看不到的地方生兒育女，為大清的人**炸事業默默耕耘、添磚加瓦。
那麽，為何乾隆初年就忽然把這些隱匿的黑戶給清查出來了呢？
這是因為在雍正年間，雍正皇帝發布了一個政策——攤丁入畝。
所謂攤丁入畝，就是把丁銀攤入到田畝上一起算稅，通俗點講，就是廢除人頭稅，一律改收土地稅。
以往很多人想當黑戶，就是因為要給國家繳納人頭稅，這就苦了那些地少人多的農民。他們為了逃稅，隻好給地主家當佃農，借此脫離官府的掌控，而地主為了避稅，也會瞞報他家的雇傭人口，這就是曆朝曆代官冊上人口總是不盡不實的原因。
雍正元年，清朝施行攤丁入畝，把人頭稅廢除了，實現了人地分離。這樣一來，官府不再以人口作為收稅的標準，地主就沒了謊報人口的動機，“黑戶”通通都登記上了戶口，而農民生孩子也放得開了，中國人口從此迅速增加。——當然了，攤丁入畝後，地主們不瞞報人口了，但開始瞞報土地了。至於清朝的版圖比明朝大，可有清一代官府掌控的土地始終沒能超過明朝剛開國的洪武年間，更遑論明朝田畝數字巔峰的萬曆時期。
以往我們用人口來衡量皇帝的功績，主要是因為丁稅的存在。在有人頭稅存在的情況下，如果老百姓還敢生孩子，那證明他們有錢有地，不怕交稅，這間接證明了皇帝的治國有方。可到了雍正年間，人口與稅收脫鉤，人口的增加既不能代表稅收的增加，也不能代表人民的富足程度，那麽現在一些學者再用人口的增長來鼓吹康乾盛世，這種思維不就是典型的刻舟求劍嗎？
其次，明清時期中國進行了高產糧食作物的引進。中國第一次人口破億，是在宋朝時期，原因是宋真宗時從東南亞引進了占城稻，提升了糧食產量，實現了中國的一次農業革命。
第二次農業革命，是明朝中後期，伴隨著新航路的開辟和明朝解除“海禁”，土豆、甘薯、玉米等糧食作物在明朝中後期經東南亞傳入我國，並且在清朝得到大麵積種植。這些高產作物產量高、適應性強，可以在水土貧瘠的山地生存，直接讓土地的可利用率提高，糧食的產量隨之上升，讓清朝有了能夠養活四億人口的本錢。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高產作物雖然可以養育更多的人口，但比起小麥、水稻等傳統農作物，它隻可以管飽充饑，卻沒有營養，我們看清末的一些老照片，發現晚清時期的百姓麵黃肌瘦，就是因為這種依托高產作物繁衍出來的人口，隻是保障了人口數量，卻保障不了人口質量。
最後，就是在1650年—1900年間，不止清朝的人口在增長，而是全世界的人口都在增長。
根據英國人科林·麥克伊韋迪和理查德·瓊斯的《世界人口曆史圖集》描述，1600年到1900年，世界人口從五億四千五百萬增長到十六億二千五百萬，增長百分之一百九十八，而中國從一億六千萬增長到四億七千五百萬，增長百分之一百九十七，這個數值隻是平均線，並不算出眾，同一時段的歐美地區人口增長率要遠勝中國，甚至東南亞的增長倍數普遍在三倍以上，都比清朝1650年至1900年的二點九七倍要高。
清朝的人口成績，比起以前的封建王朝確實是暴增，可拉到當時的世界看並不算什麽，隻能說它更多是乘了世界近代化的東風，而不是像傳統封建王朝那樣，通過治國有方養育出來的人口數。
綜合以上論點，我們可以歸結一下清朝人口增長的原因：
第一，清朝時期不是從一千萬人口增長到四億，而是一億左右的人口增長到四億，人口翻了四倍而非四十倍。看過《夏洛特煩惱》的都知道一個道理，你從無到有賺四個億很難，可如果你本來就有一個億，那麽你將會發現賺錢真的很簡單。
第二，雍正皇帝廢除了人頭稅。這讓地主失去了虛報人口的動機，農民也可以放開生育，在乾隆年間清政府完善了保甲人口編審製度後，終於實現了對治下人口的完整掌握。其實，在沒有安全措施的年代，隻要國家長期處於穩定狀態，人口的大規模增長算是一種社會的常態。
第三，新時代的紅利，為中國帶來了可以在山地種植的高產作物，清朝順勢在西南地區改土歸流，開發新的田地，給養育龐大人口提供了物質基礎。
其實吧，“人口多就代表盛世”，這是一種對曆史一知半解的表現，用科學的眼光看，人口從來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與社會資源的容納程度相匹配最好。
可清朝因為一味地滋生人丁，政府沒能把人口控製在合理範圍內，以至於超出了當時中國生態環境可以負荷的極限，而在這一點上，馬克思早就作出了他神一般的預言：“中國不斷增加的過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會條件成為這個民族大多數人的沉重枷鎖。”
四
清朝第二個被人所稱道的功績，是開疆拓土。
清朝時期，中國不但整合了女真舊地的東北，還收複了西藏、台灣，連終明朝一世都未能打下的蒙古和新疆都納入了中國版圖，有些人就覺得，要不是清朝，今天咱們的領土怕是要小一圈兒。
但是，我們都知道中國曆史興衰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就算沒有清朝入主中原，在明朝滅亡以後，還是會有另一個大一統王朝接班，何以見得這個新王朝就不能打下清朝全盛時期的版圖呢？
其實，在明朝的時候，就曾通過宗教控製西藏，開發了早期台灣，並且在東北設立奴兒幹都司，派遣亦失哈九上北海，將東北納入明朝統治範圍之內，現在有人把宣德九年裁撤奴兒幹都司視為明廷放棄東北，這是不對的，因為奴兒幹都司隻是招撫機構，而非行政機構，在奴兒幹都司裁撤以後，下轄的衛所還依舊存在，歸遼東都司管轄，直到努爾哈赤獨立，東北這才脫離了明朝的掌控。
明朝時期，在元朝大一統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了對東北、西藏、台灣的統治力度，隻是在明朝中後期，因為國力衰弱，西藏、東北先後脫離管轄，但長達上百年的經營，還是給當地留下了深刻的中國烙印，如果明朝滅亡，繼之而起的新王朝必定會接手前代遺產，將東北、西藏、台灣重新統一，故而不存在若沒了清朝，這些地方就將不屬於中國的道理。
真正值得討論的，是清朝為何能打下終明一朝都未能吞並的新疆、蒙古呢？
其實，明清時期的新疆、蒙古地區都是蒙古人的地盤，真要想弄明白這個話題，咱們就要在下一節，講一講自從元朝滅亡以後，曾經煊赫歐亞的蒙古人都經曆了什麽故事。
五
自從朱元璋推翻元朝，攻占元大都後，元順帝逃往大漠，繼續苟延殘喘，史稱“北元”。
洪武五年，朱元璋兵分三路，想一口氣吞掉蒙古地區，接收元朝的嶺北行省。可這一戰，中路軍徐達先勝後敗，西路軍馮勝大獲全勝，東路軍李文忠得失相當，三路大軍一敗一勝一平，但這場戰爭讓朱元璋意識到，要一鼓作氣滅亡蒙古，未免有些不現實。
朱元璋開始通過不間斷打擊的方式，逐步削弱北元的實力，終於在洪武二十一年的捕魚兒海之戰中，藍玉全殲蒙古主力，至此北元汗國分裂為三塊：韃靼，瓦剌，兀良哈。
靖難之戰後，明成祖朱棣登基，羈縻了兀良哈，並五次親征蒙古。在他一生的征伐中，朱棣有意識地以夷製夷，平衡瓦剌和韃靼的實力對比，誰強打誰，誰弱扶誰，讓他們彼此內耗。
可很快朱棣就意識到了，此時的蒙古早已不是漢唐時期的匈奴、柔然、突厥、回鶻。在曆史上，漢朝驅逐了匈奴，草原就換成了鮮卑；鮮卑走人了，草原就成了柔然；柔然被滅，稱霸的是突厥；唐朝覆亡了突厥，又讓回鶻撿了便宜……總而言之，就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雖然始終打不完，但漢唐卻可以通過縱橫捭闔，來對草原上的民族以夷製夷，並且通過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將他們吸納進中國的體製。
可是，自從成吉思汗興起，通過萬戶製的方式打破了血緣維係的草原部落體製，建立了全蒙古人的民族認同，他就相當於草原人民的秦始皇，給遊牧民們賦予了鮮明的靈魂印記，故而朱棣不論怎麽分化瓦解，韃靼稱雄還是瓦剌得意，他們……怎麽還是蒙古人？
朱棣開始有意識地針對韃靼本部，希望可以打敗蒙古人的黃金家族，在他一生的五次北征中，除了第二次的忽蘭忽失溫之戰對付的是瓦剌的馬哈木外，其他四次都是打擊韃靼的阿魯台。
可老天沒有給朱棣如康乾那樣六十年的統治時間，在他死後，明仁宗、明宣宗這兩個不肖子孫開始了戰略收縮，打著休養生息的旗號賣掉了朱棣一生的基業。在我看來，明代的“仁宣之治”名不副實，它既沒見休養出什麽成效，還坐視瓦剌統一蒙古諸部，最終在明英宗時釀成了可怕的惡果——土木堡之變。
但是，瓦剌的也先雖然在土木堡之變中俘虜了明英宗，獲得了崇高的威望，可他畢竟不是黃金家族的人，蒙古人並不承認他當大汗。後來也先敗給了於謙，蒙古各部發生內亂，也先被殺，蒙古地區再次陷入無序的混亂狀態。
經曆了幾十年的混亂後，被蒙古人視為“中興之主”的達延汗驅趕了瓦剌，統一了韃靼，建立了全新的草原秩序。他將蒙古分封為左右翼六大萬戶，大汗本人駐牧於左翼的察哈爾部，代表黃金家族統馭全體蒙古人的象征。
可我們都知道，分封製的缺點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封臣未必會繼續服從中央。果不其然，等達延汗死後，察哈爾部的大汗一代不如一代，而土默特部的俺答汗卻如日中天，逼得察哈爾的庫登汗不得不率領左翼蒙古東遷。
這次遷移，左翼喀爾喀的十二個部族中，有五個願意跟隨察哈爾大汗向東遷徙，這就是“內喀爾喀五部”，還有七個部族不願意離開老家，就留在了漠北，統稱“外喀爾喀七部”，最終逐漸整合為車臣汗、土謝圖汗和劄薩克圖汗三部，成為今天蒙古國的主體民族。
自明中期以後，蒙古逐步按照地域分為三塊：漠南蒙古（韃靼六萬戶）、漠北蒙古（外喀爾喀三部族）、漠西蒙古（被達延汗驅逐到西域的瓦剌）。
在清朝興起以後，努爾哈赤、皇太極父子通過頻繁的西征，收服了漠南蒙古，察哈爾的林丹汗被追殺至青海死亡，其子額哲投降大清，這標誌著黃金家族一脈的傳承轉移到了皇太極的身上。
在明清鼎革之際，漠西蒙古正在發生一次決定蒙古人曆史走向的嬗變。
在明朝中後期，土默特部的俺答汗雖然勢力強大，逼得察哈爾部不得不東遷避其鋒芒，可俺答汗畢竟不是達延汗的嫡係子孫，不論他立下多少豐功偉業，在名分上始終邁不過那道坎，就如同當年的瓦剌太師也先一樣。
就在這時，發源於青藏高原的黃教（藏傳佛教中的格魯派）與土默特部接洽。他們雙方達成了合作，俺答汗憑借他在蒙古人中的權位來為黃教傳教，而黃教可以為俺答汗宣傳說他是忽必烈的轉世，故而到了明朝後期，原本信仰長生天的彪悍蒙古人，大部分都改信藏傳佛教，成了吃齋念佛的大善人。
在明清易代時，西藏黃教的靠山漠南蒙古被皇太極征服，不能再給他們提供武力支持，為了鞏固宗教權力，黃教向西域的瓦剌人求助。
瓦剌，也叫衛拉特，清朝時叫“厄魯特”，有準噶爾、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和碩特四大部族，在明中期被達延汗趕到了葉尼塞河上遊，在東察合台汗國崩潰以後，他們進入了新疆地區，並在明朝晚期皈依了黃教。
衛拉特四部收到了西藏方麵的求援，固始汗決定入藏護法，在皇太極建立大清的1636年，固始汗的衛拉特大軍進入西藏，橫掃一切藏傳佛教別派勢力，建立了和碩特汗國。
在這個時候，西藏就形成了世俗汗權和宗教教權的雙軌統治，同時留在新疆的準噶爾也和西藏的和碩特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這就意味著他日中原政權如果要攻滅西藏政權，那麽也不可能忘掉他們在新疆的聯盟。
公元1644年，大明王朝走向覆滅，李自成攻入北京，多爾袞殺進中原。
而在遙遠的西域，準噶爾部領袖的兒子出世了。
這個孩子一出生就被認定為溫薩活佛轉世，被家人送往西藏，拜在五世達賴阿旺羅桑嘉措門下學佛，而這孩子的名字就叫噶爾丹。
因為電視劇《康熙王朝》把噶爾丹塑造成了一個想入主中原、恢複大元的野心家，可最終遇到了同樣雄才大略的康熙帝，並且敗給了對方，結果一生霸業終成一場空。
但那不是真正的噶爾丹。
噶爾丹從來不是什麽雄心勃勃的政治家，而是一個虔誠溫順的佛教徒。他自幼在五世達賴喇嘛門下醉心於佛學的研究，在他眼中，最崇拜的人是他的師傅五世達賴，最信任的是師兄桑結嘉措。可他沒想到，五世達賴圓寂後，桑結嘉措竟秘不發喪，對外宣布五世達賴在閉關修煉，除了自己誰都不見，而他則假傳法旨，成了黃教實際上的領袖。
當時大清將要統一中原，西藏高層知道，每當中原強權興起，都會來幹預他們。為了擾亂清朝幹涉西藏政局的腳步，桑結嘉措假傳五世達賴的旨意，將一心向佛的小師弟噶爾丹送回了準噶爾汗國，讓他繼承汗位，並且東進攻打漠北蒙古，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在北方給清朝造成壓力，讓他們無暇西顧。
噶爾丹回到準噶爾，為黃教控製和碩特汗權，征服哈薩克，滅亡了葉爾羌汗國，並且在康熙中期開始進攻漠北的外喀爾喀三大部。當時的漠北蒙古意識到，他們不可能是噶爾丹的對手，於是三部族首領開會討論，到底是該投奔清朝還是沙皇俄國？最終作出結論：還是中國人比較靠譜，咱們投大清吧。
就這樣，繼皇太極征服漠南蒙古後，康熙又兵不血刃地收服了漠北蒙古。
就在噶爾丹親征漠北不久，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在後院起火，篡奪了準噶爾汗權，將噶爾丹堵在科布多無法回歸。這時的噶爾丹隻有三萬多無家可歸的老弱婦孺，失去了大本營的他們隻是無根之萍，不可能再繼續與清軍作戰。
噶爾丹向西藏寫信，希望回到五世達賴的膝下承歡，可他不知道的是，他最敬愛的師傅早已圓寂多年，他那個偽善的師兄桑結嘉措害怕他將戰火引向西藏，也把他當作了棄子，用五世達賴的名義繼續忽悠他和清朝開戰。噶爾丹對師傅的命令從來不會違背，隻能硬著頭皮和清朝開戰，與康熙大戰了三場，損失慘重，最終絕望的噶爾丹病逝在科布多。
此刻準噶爾汗國的大汗是策妄阿拉布坦，噶爾丹剩下的人馬不可能回家，成了喪家之犬，隻能投降清朝，就這樣康熙得到了明朝始終未能控製的瓦剌舊地。
在噶爾丹死後，他師兄桑結嘉措長達十幾年的騙局公諸於世，整個蒙古世界震驚了，連康熙都忍不住吐槽這個戲精。迫於國際輿論壓力，桑結嘉措隻能重新選擇六世達賴喇嘛，這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詳的情歌小王子倉央嘉措，而同時他又給和碩特汗國立了一位新可汗，即拉藏汗。
可沒想到，倉央嘉措為人**不羈，把黃教的神聖扒得一點兒不剩，而拉藏汗更是暗地裏積蓄力量，一舉推翻了黃教教權，桑結嘉措在走投無路中殞命。
青藏高原上大亂，清準雙方都想趁機介入西藏政局，策妄阿拉布坦快人一步，閃襲和碩特汗國，占據了西藏。康熙雖然痛失先機，但吃相上卻比策妄阿拉布坦好看了不少。他沒學準部那樣公然侵略，而是打著“護送活佛”的名義進行驅準保藏，這就得到了很多西藏當地人的支持。準軍既然眾叛親離，那肯定不是清軍對手，最終康熙的大軍一路開進拉薩，將七世達賴格桑嘉措送進了布達拉宮。
這時，康熙又翻了臉，當初說好的“事成之後，一切照原不變”，為和碩特人複國。可等到清軍占據了青藏高原後，就立刻宣布這個地方歸中央直轄，和碩特汗國既然成了曆史，那麽就該掃進垃圾堆，和碩特蒙古人反抗撲騰了幾下，被年羹堯、嶽鍾琪鎮壓，隻能乖乖認命，這時清朝的敵人就隻剩下了新疆的準噶爾汗國。
在雍正年間，準噶爾汗國的領袖是策妄阿拉布坦之子噶爾丹策零，這位也是一個雄才大略的君主，與雍正皇帝掰腕子絲毫不落下風，雙方較量一番後，就選擇了和談，清準開始了長期的對峙。
到了乾隆十年，準噶爾汗國內部發生動亂，達瓦齊和阿睦爾撒納同室操戈，有人提議趁他病要他命，可乾隆皇帝想起他父親雍正和準部交戰損兵折將，居然堅決不出兵。可乾隆不愧是老天爺追在屁股後麵喂飯的男人，準部這一亂就沒完沒了，一直亂了整整十年都沒完，其間乾隆還是沒有任何動作。到了乾隆二十年，阿睦爾撒納來投，遲鈍的乾隆這才回過神來，派軍隊前去給了準部最後一擊。在準部內亂的十年間，天花肆虐，沙俄和哈薩克趁火打劫，準部虛弱不堪，這時清軍在阿睦爾撒納的帶路下入準，就沒打過幾場硬仗，他們一到，準部的蒙古人就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了，最終達瓦齊被俘虜，阿睦爾撒納又及時得了天花暴斃，準部滅亡，新疆被並入中國版圖。
至此，漠西蒙古歸順中國，清朝征服了蒙古人的所有故土，其中包括明朝從未涉足拿下的蒙古和新疆兩地，成功奠定了今天新中國的版圖。
六
現在探討一個問題：為何清朝可以完成比明朝更加傑出的版圖擴張？
這種事情，如果把問題歸結到康熙、雍正、乾隆個個雄才大略，明朝都是一群昏君庸主，所以清朝版圖比明朝版圖大，那你這輩子也就該告別曆史研究了。
我們要明白一個問題，一個人的奮鬥固然重要，但也要考慮曆史的進程，清朝可以征服蒙古，是因為時代的變遷給了它得天獨厚的新條件：
清朝總能遇到敵方內亂，皇太極征服漠南，是因林丹汗率先挑起蒙古內亂，打殘了右翼不說，還把自己的左翼給削弱了，就在漠南左右翼兩敗俱傷之時，被皇太極一口氣收拾了。康熙時期，噶爾丹挑起準噶爾與外喀爾喀之間的蒙古內亂，逼漠北蒙古歸順清朝，恰在此時準部自己又內亂了，策妄阿拉布坦篡奪汗權，噶爾丹連大本營都沒了，自然不可能是康熙的對手。在乾隆時，達瓦齊和阿睦爾撒納又內亂，阿睦爾撒納還當起了帶路黨，當完後又及時病死了，準部成了他給乾隆的新手大禮包。
我們都知道，最堅固的堡壘往往都是從內部攻破的，明朝時期雖然蒙古也發生過內亂，可很少出現有帶路黨的情況，蒙古人自己雖然平時同室操戈，可等到明軍一出塞，他們就開始抱團抗敵，或者嚴陣以待地觀望，這讓明軍始終無從下口，直到過了兩百多年的光陰，蒙古社會的碎片化加劇，這才給了清軍拉一個打一個的絕佳良機。
第二，隨著科技的提升，火器的普及，遊牧汗國漸漸失去了曾經縱橫草原的地位，很多遊牧民都轉入了半耕半牧。譬如明朝中後期，俺答汗的土默特部就在漠南紮根，用漢人工匠在今天的呼和浩特一帶建立了歸化城，這就從遊牧轉為了定牧。現在很多人認為明朝奉行“華夷之辯”，對蒙古人的地區沒興趣，其實不然，明朝在西北地區曾經設立過關西七衛，羈縻過這一帶的蒙古人，原因就是明軍對跑來跑去的遊牧蒙古人沒有辦法，可對這種有城池的蒙古人卻可以輕鬆拿下，畢竟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嘛。等到了清朝時期，漠南蒙古已經徹底變為定牧，羈縻難度自然比明初時要小很多。
第三，沙皇俄國的東來。永樂年間，朱棣五次征伐蒙古，後三次韃靼部都逃竄到了漠北，明軍糧秣補給用完後，隻能遺憾收兵，而遊牧民族這種打不過就遊擊的戰術，在十七世紀以前沒有任何一個文明政權有辦法破解，即使蒙古人自己建立的元朝，對漠北宗王的統治都十分疲軟。
可等到沙俄東來，占據了西伯利亞地區，和清朝一起對蒙古地區來了個“肉夾饃”，蒙古人跑無可跑，隻能選擇歸順哪一個文明政權了。由於蒙古人信奉佛教，如果歸順信奉東正教的沙俄，他們肯定不能保持原來的信仰。這樣一來，中國就是他們唯一的選擇了。故而就算繼之明朝的不是清朝，而是李自成的大順，或者張獻忠的大西，一旦噶爾丹東進，漠北蒙古依舊會按照曆史的既定劇本歸順中國。
第四，自從唐朝滅亡以後，中國從大一統走向了分裂時代，遼、金、西夏、宋並立，經過數百年的分化，他們各自建立了民族認同，曾經被秦始皇統一起來的中國，再一次麵臨民族層麵上的分崩離析。雖然在元朝時期，中國實現了大一統，可隻是在軍事上統一，並未在文化和民族上同化治下的人民，正如蒙元時期的四等人區分，金人和宋人按理說都屬於漢人，可當時卻憑地域分為了漢人和南人，這不止是少數民族統治中原這麽簡單，而是漢族自身開始了自我分化。
明朝建立之初，南北分化嚴重，經濟重心和人口聚集都在南方，北方十室九空，且胡化嚴重，在今天看來漢地十八省同為一體，可在明初，南方和北方儼然兩個不相幹的文明。為此，朱元璋、朱棣父子通過大移民、南北榜、遷都北京等大手腕，這才重新建立起了南北的民族認同。故而明初光是鞏固北方都已經是曆史的重擔，自然沒有餘力再向更北的蒙古、新疆延伸，明朝經過兩百多年的恢複，南北才在文化和民族上實現了真正的大一統，而清朝在這個基礎之上，方能做到繼續向北圖謀，開始他們的對外征伐之路。
第五，清朝在治理蒙古人的手段上，集曆代王朝之大成。清朝將蒙古人從遊牧轉為畜牧，通過盟旗製度來限製人員流通；通過宗教籠絡，興黃教以安蒙古，甚至乾隆通過自身的皈依灌頂來取得蒙古人的好感；清朝從皇太極時期就開始提倡“滿蒙一家”，通過漢八旗、滿八旗和蒙八旗形成了超越民族情感的文化認同，以遠超漢唐的大規模和親達到滿蒙共治的效果，這是清朝統馭少數民族地區的高明之處。
以上條件，就是清朝可以成功實現滿蒙漢回藏五族大一統的原因所在。但我們需要注意的是，中國的曆史是一脈相承的，你吃了五個包子才飽，是因為你一共吃了五個包子，而不是隻吃了第五個包子。
所以，與其說蒙古問題明朝解決不了，隻有清朝才可以解決，倒不如說，十五十六世紀解決不了的問題，到了十七十八世紀終於可以解決了。
七
這一章的結尾，我們不妨去考古一下，“康乾盛世”這一說法到底是怎麽來的。
最初的提法不必多說，乃康乾時代禦用文人們的自吹自擂。直到清朝末年，排滿思潮席卷全國，百姓對這類“盛世說”嗤之以鼻，除個別遺老遺少，沒人對這個行將就木的王朝抱有好感。
在民國建立之初，在清史研究上，尤其是康乾盛世的論調，有個值得玩味的現象。治通史的學者，如孟森、錢穆、呂思勉等，對清朝以貶抑為主；專治清史的學者，如劉法曾、蕭一山等，對清朝則持讚揚的態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清朝作為封建專製社會，自然成了臭老九，人人得而誅之，當時熱門的研究項目，主要是《紅樓夢》與資本主義萌芽，在這一過程中，有提及康乾盛世的說法。
目前而言，“康乾盛世”這一名詞，最早應出自1955年1月9日的《人民日報》所載鄧拓的《論〈紅樓夢〉的社會背景和曆史意義》一文：
曆史已經證明，清代的所謂“康乾盛世，嘉道守文”的整個時期，即是封建經濟發展到爛熟的時期，也是它的內在矛盾和外部矛盾開始充分暴露的時期。
但有一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學者在論及“康乾盛世”時，都會在前麵加上“所謂”，這也表露出此時學術界對康乾盛世的不屑與揶揄。
直到改革開放以後，清朝的曆史地位開始升高，於是，“所謂”這一定語被抹去，原本用來諷刺清朝的“康乾盛世”搖身一變，成了讚揚清朝功績的偉大盛世。
其實，漢唐之所以被稱之為盛世，不止因單純地開疆拓土。更重要的，是當時的中華民族朝氣蓬勃，君主施行仁政、大臣為民請命、百姓安定富足，更是引領時代潮流走向的先進文明。
這也就是為何說起西漢，我們交口稱讚的是文景之治，而不是漢武帝的時代。
說起唐朝，為之冠以盛世的是李隆基的開元、天寶，而非滅國無數的貞觀之治。
即使如明初盛世，更讓學術界重視的，也不是五征蒙古，而是鄭和下西洋，因為這既體現了中華民族探索海洋、積極進取的精神風貌，毫無疑問也是當時中國依舊領先世界的鐵證。
它們，給後世留下了開放而自信、恢弘而進取的漢唐氣象。
康乾盛世呢？總不會是辮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