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言治術者，不外兩大主義：一曰幹涉，二曰放任。幹涉主義者，謂當集權於中央，凡百皆以政府之力監督之，助長之，其所重者在秩序；放任主義者，謂當散權於個人，凡百皆聽民間自擇焉，自治焉，自進焉，其所重者在自由。此兩派之學者，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皆有顛撲不破之學理，以自神明其說。泰西數千年曆史，實不過此兩主義之迭為勝負而已，於政治界有然，於生計界亦有然。
大抵中世史純為幹涉主義之時代；十六七世紀，為放任主義與幹涉主義競爭時代；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之上半，為放任主義全勝時代；十九世紀之下半，為幹涉主義與放任主義競爭時代；二十世紀，又將為幹涉主義全勝時代。
然則此兩主義者，果孰是而孰非耶？孰優而孰劣耶？曰，皆是也，各隨其地，各隨其時，而異其用；用之而適於其時與其地者則為優，反是則為劣。曰：今日之中國，於此兩主義者，當何擇乎？曰：
今日中國之弊，在宜幹涉者而放任，宜放任者而幹涉。竊計治今日之中國，其當操幹涉主義者十之七，當操放任主義者十之三，至其部分條理，則非片言所能盡也。
《幹涉與放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