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野和人有一些共同点，
朴素的外表下往往隐藏着极为珍贵的宝物。
如果你想挖掘乡野的珍宝，
就要在乡野中生活。
长满刺柏的山麓丘陵是非常枯燥的，
可是当一群聒噪的蓝色冠蓝鸦出现后，
那些沉寂了上千年的古老山脉就变得与往日不同了。
三月，玉米田无精打采，
可是当一只雁鸣叫着同它们打招呼，
这片沉闷的田地也变得快活起来。
乡野
人们很容易把土地和乡野看成一回事。土地是玉米生长的地方，是沟壑纵横的地方，是可以抵押的具体物质。乡野则不然，它是土地的性格，是泥土、生命和大气共同的呼声。乡野并不明白什么是抵押，也不认识各种机构，更不知道富贵与贫穷；对于所谓的乡野的“拥有人”所追逐的蝇头小利，它始终保持着超然与自我。我的农场的前任主人是一个私自酿酒的人，不过在农场的松鸡看来，这些并不重要；它们在树林间高傲地飞翔，如同国王请来的上宾。
匮乏抑或富足
贫瘠的土地可能是富足的乡野，反过来也能成立。只有在经济学家眼中，才会将物质上的充裕等同于富足。尽管物质上不富足，但乡野可以是富足的。而且大多数时候，这种特质往往并不明显。
比如，我知道一个湖岸，那是一个有着松树和水浪的凉爽沙滩。整个白天，你会认为那里只是水浪拍击的场所，认为那里只是一条没有尽头的黑色河流，认为那里只是一个标记路程的无聊地方。然而，随着黄昏将至，你可能看到一只鸥伴随着海风飞翔，从一个岬角飞过，那后面突然又冒出了许多吵闹的潜鸟，似乎想告诉你后面有一个隐蔽的小港湾。你突然有了一种想上岸的冲动，想要在熊莓铺成的地毯上行走，想要伸手采摘身边的凤仙花，想要偷摘海边的橘子，想要到沙丘后面宁静的森林中猎杀一只松鸡。你可能会想，既然这里有一个小港湾，那么会不会有一条有鳟鱼生活的溪流？于是，你用力地划着船，朝着湖岸驶去，船桨在水中哗哗作响。你登上岸，在茂密的丛林中行走，寻找可以安营扎寨的地方。
过一会儿，晚饭的炊烟懒洋洋地飘出来，在海湾上游**；火苗在低垂的树枝下跳动着。这是一块贫瘠的土地，却是一片富饶的乡野。
有一些树木虽然一年四季常青，却没有迷人的魅力。也许从远处看，你会觉得高大光滑的橡树和美国鹅掌楸很漂亮，但当你走进森林，就会发现那里的植物非常平淡，水流浑浊，几乎看不到野生动物。我无法解释，为什么看上去不错的红色溪流并不如想象中美丽，我也无法根据逻辑推断来解释，为什么一片看起来像没有鸟叫的树林，仅仅是一片荆棘之地。可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知道我所言不假。在有的人看来，野生动物是用来捕猎和观赏用的，他们犯了一个最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让他们只看到贫瘠的土地，却无法发现富饶的乡野。
有些树林的外表并不吸引人，而一旦走进去，却是别有一番天地。玉米地带的林地，可能是最无趣的地方了。然而，如果你在八月来到那里，一株被压碎的薄荷，或一个熟透的野果会告诉你，你绝对是不虚此行。十月的阳光洒满了山核桃树，向你证明这里是富饶的乡野；在这里，你不仅能感受到山核桃，还能感受到更多的东西：也许是黄昏中的橡树木炭，也许是一只棕色的小松鼠，也许是一只被自己逗乐的横斑林鸮鸟。
不同的人，对于歌剧或者油画的品味不同，对于乡野的品味也不同，这展现出人们不同的审美能力。有的人对于“风景区”特别有好感，喜欢跟随众人的脚步前去参观；只要看到山上有瀑布、峭壁、湖泊，他们就会觉得那是一座好山。在他们眼中，堪萨斯平原是单调无味的，只有一望无际的玉米田，他们看不到喘着粗气的牛队，正呼哧呼哧穿过绿色的波浪前进。他们认为历史在校园里生长；他们也凝望遥远的地平线，却不懂得像德·瓦加那样从牛的肚皮底下欣赏地平线。
乡野和人有一些共同点，朴素的外表下往往隐藏着极为珍贵的宝物。如果你想挖掘乡野的珍宝，就要在乡野中生活。长满刺柏的山麓丘陵是非常枯燥的，可是当一群聒噪的蓝色冠蓝鸦出现后，那些沉寂了上千年的古老山脉就变得与往日不同了。三月，玉米田无精打采，可是当一只雁鸣叫着同它们打招呼，这片沉闷的田地也会变得快活起来。
人类的闲暇
下面这句至理名言出自亚利奥斯图之口，虽然我已经记不清它属于哪一章哪一节，但我清晰地记得他说：“一个无知的人在空暇时是多么的悲惨啊！”
在我看来，至理名言并不多，这无疑是其中之一。我愿意站起来，大声宣布我将这句话奉为真理，无论是在过去、在未来，还是在每天的早餐之前。不懂得享受空闲的人是无知的，哪怕他拥有世界上所有的学位；从某种意义上说，懂得享受空闲的人则是极具涵养的，虽然他可能未曾踏进过校门。
在我看来，最大错误就是让那些拥有几种嗜好的人，在没有嗜好的人面前谈论起嗜好这个话题。因为这意味着让别人接受某种特定的嗜好，这反而抹杀了嗜好可能隐藏的优点。你无法强行占有某种嗜好，嗜好会主动接纳你。为别人选择嗜好同为别人选择妻子一样，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几乎不可能获得圆满结局。
所谓嗜好
那么嗜好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它和人们一般追求的事物有什么不同呢？我无法为这个问题做出圆满的解释。最初的时候，我以为人们偏好的嗜好肯定是没用的，是浪费时间、力气却又没有意义的事情。的确，现今许多时尚的消遣都包括用手工制作东西，而实际上，这些工作可以由机器更迅速、更高效地完成。然而在某个年代，制造机器可能就是一项很不错的嗜好。我在想，也许伽利略真正满意的，就是寻找圣彼得的遗漏，将那些别人未曾发现的自然法则在新的弹射器中表现出来，尽管他的这种举动在教会世界引起了巨大的波澜。然而在当今时代，无论新机器的发明多么受到产业的重视，将这种发明作为嗜好都是一件庸俗的事情。也许，我们已经触碰到最实质的问题：嗜好是对于同时代事物的挑战；嗜好是对在社会进化中抛却的永恒价值的坚持。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说，所有拥有嗜好的人，本质上都是极端分子，都属于少数派。
当然，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可是严肃地对待嗜好，恰恰是拥有嗜好者常常犯的错误。我们应该牢记：嗜好既不是一种应当被追求的目标，也不需要理性的认可。对于嗜好来说，只要想做就足够了。当我们想要寻找嗜好为何是有用的或有好处时，我们将嗜好变成了一项事业，将它沦为一项为了健康、权力或利益开展的行为。举哑铃不能称为嗜好，它屈从于锻炼身体的需要，并非是心灵的自由伸展。
嗜好的魅力
在我还是个孩子时，我们镇上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德国商人，他居住在一个小平房里。每到星期天，他总会离开家，来到密西西比河河边，敲打突起的石灰石岩面。他敲下了数不清的碎片，在每个碎片上都贴上了标签，分门别类收藏。在这些碎片中，残存着一种已经消失的水生动物——海百合的化石。这个老头平日里温文尔雅，所以镇上的人只是觉得他很奇怪，而不会伤害任何人。一天，据报纸报道，一些很有地位的陌生人来到了这个小镇。据说他们都是大科学家，有的是世界上最有声望的古生物学家，有的甚至从国外远道而来。他们都是来拜访那位“奇怪”的老人，想了解一下他对海百合的看法，而且将他的看法视为准则。当那个老德国人死去时，小镇上的人们才知道他在海百合方面是世界级权威，是知识的创造者，是历史和科学的缔造者。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和他比起来，本地的那些企业家无非只是粗俗的土地开发商罢了。老人的收藏品被摆放在博物馆中，老人的名声远播海外。
我认识一位银行总裁，他很喜欢玫瑰，玫瑰给他带来快乐，而且促使他成为更优秀的决策者。我还认识一位车轮制造者，他喜爱番茄，他知道所有关于车轮的知识，也知道所有关于番茄的知识。番茄和车轮，是哪个让他喜欢上另一个，我们不得而知。我还认识一位出租车司机，他疯狂迷恋甜玉米，假如他同你侃侃而谈，你会为他的知识渊博感到惊讶，并且认识到自己原来还有那么多事情需要知道。
据我所知，当今最受瞩目的嗜好，要数驯鹰术。在美国，只有几个人沉迷其中，在英国，这个人数可能有一打——确实属于少数派。如果你想射杀苍鹭，那么只要花两角五分钱买一个弹药筒就足够了。但想要让鹰捕猎苍鹭，无论是鹰还是驯鹰者，都要进行长期艰苦的训练。作为致命武器，弹药筒可以称为是工业时代的典范，我们可以完整地描绘出它的致命反应。然而作为致命武器，鹰依然笼罩着神秘的光环，如同古老的炼金术。驯鹰者和他那凶猛的仆人之间的捕食直觉是怎么样的？从前没人知晓，也许以后也没人知道。但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没有一种人类武器拥有鹰在扑向猎物时展示出的眼睛、肌肉、羽翼的完美协调。被捕杀的不能食用，因此也就几乎没有价值。（虽然以前的驯鹰者吃过这种鸟，如同孩子们捕捉到野兔，会用烟熏兔子，然后吃掉）而且，只要技术上稍微不慎，鹰可能就会飞入蓝天，一去不返。无论如何，这都是一项完美的爱好。
制造和发射弓箭则是另外一回事。在那些不懂弓箭的门外汉看来，弓在专家的手中，是一种非常有威力的武器。在威斯康星州，每年秋天只有不到一百个专家会用宽头箭猎鹿，而这一百个人之中，只有一个可以捕猎到一头公鹿，这个收获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但是在手持来复枪的人之中，每五个人就可以捕猎到一头公鹿。因此，根据以往的记载以及我自己用弓箭射鹿的经验，我非常不认同弓箭很有威力的说法。我愿意承认的是：当上班迟到，或者周四没有去倒垃圾时，制造射箭用具是一个很好的借口。
我们无法自己制造枪——至少我不能。不过我可以制造弓箭，而且其中的一些可以在捕猎动物的时候派上用场。也许，我们的定义可以做适当的修改。目前看来，所谓好的嗜好，与制造某种东西，或制造可以制造这种东西的工具有关，然后用这样东西去做某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当我们的年纪再长一些，关于好的嗜好的概念又会完全翻转过来。我又扯到对于时代潮流的反抗了。
好的嗜好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赌博。我盯着那块粗糙、沉重、易裂、长满粗瘤的桑橙木，这就是我做弓箭的材料。我似乎看到了在将来的某一天，那块木头变成了一把闪亮的完美武器。我想象着弓被拉成了完美的弧形，一支闪亮的箭已经跃跃欲发，决心冲破天际。不过，我也必须考虑到另外一个可能：弓箭可能在被拉开的瞬间断裂，变成一堆毫无用处的碎木片。而且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我不得不为了制造新的弓而每天晚上辛苦地坐在长板凳上。简单地说，所有的嗜好都不一定会成功，总会面临失败的风险，这和生产线上不断产出福特车的那种必然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项好的嗜好，可能是一个人对于烦琐生活的孤独反叛，也可能是一群人有预谋的集体抗争。有时，这一群人可能来自于同一个家庭。无论两者中的哪种情况，嗜好都是一种反抗，而且如果这种反抗没有希望，结果会更加理想。在我看来，最混乱的情况莫过于，全国人民平日里颇为不满地压抑在社会传统表面下的愚蠢主意，突然都成了他们的行动指导。我们没有这样的危险，不随波逐流是进化的最高荣耀，而且它并不会单独过快发展。科学研究发现，无论是“自由”的野蛮人，还是更加自由的哺乳动物或鸟类，都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组织化进程。也许，上帝创造的生命不满足被“等级制度”所累，于是用嗜好吹响了反抗的号角，不过大多数的人类仍然属于这个群居世界。
环河
早年在威斯康星州有许多奇观，环河便是其中之一。它最终流回自己，永远不断地循环着。班扬最先发现了这条河流，并且让许多圆木流入这条永不停歇的河流中，这个可以在关于班扬的传说里找到。
没有人认为班扬在记述时使用了比喻，但环河这点是个例外，他确实使用了比喻：威斯康星州不但有一条环河，而且它自身也是一条“环河”。这条“环河”的水流是能量之流。能量从土壤中流入植物，从植物中流入动物，最后又流回土壤中，形成了一个无休无止的生命循环。这里是“环河”在陆地上的具体体现。
生态是一条环河
我们骑在顺着环河流淌的原木上，砍掉了原木的枝节，一番简单处理后，就能控制木头的方向和速度了。这项优秀的技能足以为我们赢得“聪明人”的称号。修理木头的技巧被称为经济学，关于最初的路线记忆被称作历史，对于新路线的探索被称为政治才能，关于挡在前方的浅滩或激进的谈话被称为政治。有的人不仅想修理自己骑乘的原木，还想修理整条河流的木头。这种人类和自然之间展开的集体性的交涉被称为国民计划。
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很少有人用河流来比喻生物的不断循环。从小时候起，我们就被不断灌输各种知识，包括土壤、植物群、动物群等的生物学，包括这些事物的起源时间的地质学和进化学，包括这些事物的开发利用技巧的农业学和工程学。但是，我们必须自己去推断一条有干旱、洪水、逆流和沙洲的河流是什么样子。想要了解河流的水文知识，就必须在进化观念和生物的集体行为上寻找正确的视角。我们要和所谓的“专业化”背道而驰；我们不需要再花费力气关注细节，而是需要学习从整体上关注生态地景。
如果说达尔文的进化学说是横向研究，那么生态学就是纵向研究；它如同一个咿呀学语的婴孩，和所有的婴孩一样，全神贯注地创造自己的语言；它的作用，要在将来才能显现。生态学注定和“环河”无法分离；尽管直到很晚，它才将我们关于生物的集体知识，转化成关于生物世界发展的指南针，那就是生态和自然的保护。
生态和自然的保护目标，就是实现人和土地的和谐相处。这里的土地并非是狭义的土地，而是指地球表面、上空和地下的一切东西。与土地的和谐相处和与朋友的和谐相处一样，你不能只珍惜他的右手，干脆砍掉了他的左手。换句话说，你不能只喜爱猎物，而讨厌捕食者；你不能只保护水流，而毁坏山林；你也不能只建造森林，而不顾对耕地的破坏。土地是一个有机组合体，里面的组成和人体很相似，每个部分相互竞争，也相互合作。无论是竞争还是合作，都是有机体内运行的一部分。你只能小心谨慎地调节各个部分，却不能毁掉某个部分。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不是收音机，也不是电视机，而是揭示了土地有机体的复杂性。只有在这个方面拥有深刻理解的人，才会明白这方面的知识是多么匮乏。没有比认为动植物没有用更为无知的事情了。无论我们是否知道，如果土地作为一个有机体整体运转良好，那么它的每一部分都是良好的。如果在几十亿年的生物演变中，已经产生了某些我们喜欢却不了解的事物，除非是傻瓜，否则没人会丢弃那些看起来似乎没用的部分。修补土地也许是一种明智的行为，但在此之前，我们要细心保护其中的每一个部分。
我们是否知道，想要保护自然资源，需要最先遵守的原则就是保护好土地有机体的每一部分？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并不知道，因为即便是科学家，也不能了解所有的组成部分。
德国有一座山叫作许佩沙特山，在它向阳的山坡上长着世界上最雄伟的橡树。当美国的家具制造商需要优质木材时，他们的脑海中就会出现许佩沙特山。按理说，背阳的山坡应该生长着更好的木材，可是那里却只有普通的欧洲赤松。这是为什么呢？山的两侧属于同一个国有森林，而且在过去的两百年间，它们受到的照顾也是同样的，那么差别从何而来呢？
踢开橡树下的落叶，你会发现它们几乎是一落地就开始了腐烂。可是踢开松树下的落叶，松针却厚厚地堆积着，只有一小部分开始腐烂。之所以会这样，原因要追溯到中古时代。那时山坡的南面被一位农场主完整保留，热爱狩猎的他将那里作为了猎鹿场。而山坡的北面就没那么幸运了，被改造成耕地、牧地等，如同今天的威斯康星州和爱荷华州所受到的遭遇。直到这段滥垦乱伐的时间结束后，北面的山坡上才重新被松树所覆盖。然而在那段不幸的时间里，土壤中已经无声无息地发生了一些变化，微小的植物群和动物群的数量大大减少。也就是说，土壤的消化器官大大减少了。虽然经过了两个世纪的修护，可是收效甚微。人们需要高科技的显微镜和漫长的土壤科学研究，才能弄清楚究竟是哪些零部件在许佩沙特山中起着决定作用，影响着人与土地的和谐相处。
为了生存，生物群落的内部运转必须保持平衡，否则许多物种会消失。众所周知，一些生物群落曾经存活过很长的时间。比如，一八四〇年的威斯康星州和一万两千年前冰河时期结束的威斯康星州，在土壤、动植物群方面基本是相同的。泥炭沼泽中的动物骨头和植物花粉告诉了我们这个事实。在连续的泥炭层中，保存着分量不同的花粉，通过它们甚至可以研究当时的天气情况；如果说，你在大约公元前三千年的泥炭层中发现了大量的猪草花粉，那么你可以推测，当时也许是连续发生了几次干旱，要不然就是数量过多的水牛在此生活，或者有大火吞噬了草原。然而这种严重的危机并没有毁灭这个地区，三百五十种鸟类、九十种哺乳动物、一百五十种鱼、七十种爬行动物，还有成千上万的昆虫和植物依然在几百年间生存繁衍。这是因为，在生物群落的内部保持着和谐和稳定。科学无法为这种稳定做出解释，但即便是普通人也能明白它的两个作用：一是肥料在食物链中不断循环，积累的速度和流失的速度基本保持一致；二是土壤肥力的积累和动植物的多样化是一起进行的，稳定性和多样性之间互相依赖。
在我看来，美国的自然资源保护的重点，依然放在不实用的观光品上。我们还没有学会从有机体的组成角度思考问题。不妨看看我们的后院：爱荷华州和南威斯康星州的草原。那里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肥沃的黑壤土，也就是黑钙土。黑钙土从何而来呢？是由那些种类繁多的草、草本植物和灌木造就的；是由草原的真菌、昆虫和细菌造就的；是由草原上的哺乳动物和鸟类造就的。所有的一切都被连接在一个群落中，始终在不停地合作与竞争，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生物群系。这个群系经历了数万年的毁灭与重生、燃烧和萌芽、追捕和逃亡、冰冻和融化，终于构成了这片被我们称作草原的黑土地。
我们的祖先不知道也无法知道他们的草原从何而来。他们肆意捕杀着草原的动物，驱赶着草原的植物，只在铁路和公路旁边为它们留下了一小块避难所。在工程师的眼中，这些植物都是没用的杂草和灌木，因此他们不断用推土机和割草机将其消灭。所有的植物学家都能预见到草原花园的未来：变成偃麦草的乐园。草原花园没有了，公路管理部门请来了园林设计师，用榆树、欧洲赤松、绣线菊等装饰偃麦草。自然资源保护委员在参加某个会议时路过此地，为这种路边的美化活动高声喝彩。
也许有一天，许多植物将会消失，我们不仅把这些植物当成观赏品，还需要它们为草原固定土壤中的养分。我们有足够的善心和诚意，却依然不了解自然有机体的内部结构。
我们在试图保护“大环境”，这说明我们并不够成熟。当一个物种即将消失时，一点儿悔恨就能让我们的心灵取得宽慰；而当它消亡后，我们可能会因此大哭一场，但不久之后又让同样的事情发生。
最近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灰熊从西部的几个发展畜牧业的州消失了。是的，在黄石公园，你依然可以看到灰熊，可是它们却饱受那些外来的寄生虫的侵扰，而且在保护所的边缘，有许多黑黝黝的来复枪口已经在等待着它们。新的道路和度假村不断出现，日益蚕食着灰熊的繁殖地。每年，我们只能在越来越少的州里，在越来越少的保护区里，看到越来越少的熊。我们常常用一个荒谬的理由安慰自己：只要能在博物馆中看到一只熊就足够了。可是历史却在清晰地提醒我们：如果想要拯救物种，那么必须要让它们在足够多的地方存活。
关于自然的精致品味
我们需要了解大自然的各个组成部分，需要大众在这方面觉醒。但有的时候，有一样东西是我们更加需要的：《森林和溪流》杂志将它称为“对于大自然的精致品味”。那么，我们在这个方面是否取得了进步呢？
在沿湖各州的北部，依然有狼出没。州政府一方面悬赏捕杀狼，另一方面求助于美国鱼类与野生动物署的专家，请他们帮忙消灭狼。可是野生动物保护专家及一些部门却在抱怨，鹿群由于数量过于庞大，寻找食物越发变得困难；森林中的居民也在抱怨，说兔子已经泛滥成灾。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把消灭狼作为公共政策？经济学界和生物学界一次产生了激烈的辩论。哺乳学者坚持说，狼可以遏制鹿群过度扩张；猎人们则回应说，他们会消灭掉过多的鹿。双方僵持不下，争论不休。可是再过个十年，也许就没有狼可供他们争论了。这些自然生态的观点总是自相矛盾。
在湖泊沿岸各州，我们因为新培育的森林幼苗而自豪，为了北方森林的不断重新恢复而自豪。可是在这些人工繁殖的森林中，你会发现缺少了北美崖柏和美加落叶松的身影。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树的生长速度缓慢，常常被鹿吃掉，或者在与赤杨争夺养料的过程中失败。以后的北部森林中可能也不会有这两种树，但林务官并不担心这个。实际上，北美崖柏由于无法带来良好的经济利益，曾经被赶出了森林。山毛榉也遭遇了同样的不幸，被东南部未来的森林抛弃了。除了人为地从森林中消灭某个树种，一些外来的病害也在消灭某些树种，比如栗树、柿树和北美乔松就是病害的受害者。合理的经济学是否会把所有的植物都当成独立个体？是否会因为某些喜好，于是去改变某种植物的命运？这种做法对于动物的生活、土壤、森林形成的有机体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呢？假如你拥有“对自然事物的精致的品味”，那么你就会明白，经济问题只是一种个别的参考量。
我们，班扬的继承人，既不知道我们对河流做着什么，也不知道河流在对我们做什么。我们满腔热情地为这个州的原木去掉多余的枝丫，但显然技巧并不成熟。
我们已经彻底改变了生态这条“环河”，这点不容置疑。现在，食物链的发端由玉米和紫苜蓿代替了橡树和须芒草；流经路线也发生了变化，牛、猪和家禽代替了赤鹿、鹿和松鸡；之后流入了农夫、摩登女郎和大学新生，而原本是进入印第安人体内的。只要翻一下电话本或政府机关的花名册，你就能知道这条“环河”的流量有多么大，可能比班扬之前的时代要大得多。但奇怪的是，科学从来没有对它进行衡量。
在食物链中，饲养的动物和栽培的植物，不具有被它们所代替的动植物的连接力。这些链接之所以能够持续，是因为农夫的辛勤劳动和农业机械的牵引，还有新的动物种类“农学博士”的不停煽动。班扬之所以懂得削除枝节，完全是自学。而现在我们却有教授在一旁免费指导。
每当我们培育的物种取代野生物种，或者我们用人工运河取代了自然河流，都会引发土地循环的重新调整。我们无从了解也无法预见这些调整；除非调整的结果让我们失望，否则就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无论是美国总统为了修建运河而制订新的佛罗里达开发计划，还是一个普通农夫为了牧场而维护威斯康星州的草原，大家所做的都是忙于修补，根本没有闲暇考虑最终后果。不过，如此多的修修补补并没有让土地无法忍受，足以说明土地有机体拥有着惊人的活力。
生态教育给我们带来惩罚，其中之一便是使我们孤独地生活在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上。但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并不能看见土地所承受的所有伤害。生态学家如果不能说服自己，认为科学带来的负面结果和他无关，那么就应当承担起医生的责任，在那些固执地认为自己很健康，而听不进别人善意劝告的群落里敲响死亡的警钟。
政府提醒我们，必须控制水涝灾害，所以我们将牧场中的溪流截弯取直；负责这项具体工作的工程师告诉我们，现在小溪抵御洪水的能力大大增强了。可是随之而来的，我们的老柳树消失了，站在老柳树上鸣叫的猫头鹰消失了，中午站在柳树下摇着尾巴驱赶苍蝇的牛也消失了。我们那些开着闭龙胆的小沼泽地也消失了。
水利学者曾经指出，从水利的角度来看，小溪的蜿蜒曲折是不可或缺的。冲积平原本质上是河流的一部分；生态学者也明确指出，由于上述原因，我们只能和那些水道基本保持自然状态的环河和谐相处。
如何评估新的生态秩序，我们选用了两个标准：一是它能保持土壤的肥力吗？二是它能保持生物的多样性吗？在早期的拓荒中，土地上的多种动植物生机盎然。众所周知，拓荒者为了庆祝农作物的丰收设立了感恩节，但那时野生动植物也非常富足。许多移民而来的可以开花结果的杂草加入了本地的植物群落。土壤依然肥沃，大地上的景色由于耕地和牧场的出现变得多种多样。拓荒者记载中的野生动植物非常富饶，一定程度上也归功于这种多样性。
新发现的土地有一个明显的特征，新陈代谢非常旺盛。这种现象可能是正常的生态循环，但也可能是过度消耗土地肥力的反应，就是我们所说的“生物热”。我们不能像测量人的体温那样，用温度计测量生物群是正常还是发烧，我们只能根据土壤所受到它们的影响再作判断。这个影响是什么？成千上万的农地上的冲蚀沟给了我们答案。农作物的亩产量并没有发生变化，耕作技术的巨大改进只是弥补了土壤的消耗。在有的地区，比如沙漠地带，生物链的“环流”已经无法前进。班扬的子孙们搬到了加州，继续酝酿“愤怒的葡萄”。
谈到多样性，一些本地动植物之所以残存，是因为农业发展还没有找到摧毁它们的机会。当前，农业追求“纯净耕作”，即建立一条只追求经济利益的食物链，清除所有与经济利益无关的链条。而多样性的另一方面，意味着建立一条野生的和驯化的动植物协调发展、稳定多产的食物链。
纯净耕作以改造土壤为目的，但它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只是用外来的植物、动物和肥料。它没有认识到最先培养一块土地原有的动植物的必要性。外来的植物和动物能否为当地保持稳定？一袋袋的化学肥料能否为土地提供充足的养分？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还在继续。
活着的人们，都不知道真正的答案是什么。东北欧已经证明了纯净耕作具有可行性；在那里，虽然土地到处都是人工改造的痕迹，但是生物群（不包括人）仍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稳定。
而在其他所有尝试纯净耕作的地方，都以失败而告终（包括我们这里）；这种尝试的失败还有一些无声的证明——那就是在进化的过程中，多样性和稳定性是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
心灵的草地鹨
我有一只猎鸟犬，名叫古斯。当它抓不到野鸡时，它开始对黑脸田鸡和草地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它对替代品虽然并不满意，但这种兴趣掩盖了它的失落，减轻了它因无法找到最想要的猎物而产生的挫折感。
我们这些自然资源保护者其实和古斯相似。早在几十年前，我们便建议美国的土地所有者预防火灾，植树造林，保护野生动植物，可是收效甚微。实际上，我们制定林业管理相关的法律，而土地私有者基本不会主动管理牧场、野生动植物，也很少关心污染和水土流失。有时在我们劝说他们之后，私有土地的损耗反而更加严重。假如你心存怀疑，不妨去看看那大草原上熊熊燃烧的麦秆堆，去看看格兰德河如何带走了肥沃的土壤，看看冲蚀沟如何在帕劳瑟山、奥札克山的山坡以及爱荷华州南部和威斯康星州西部的分水岭上肆虐。
为了减轻失败带来的挫折感，我们为自己找到了一只疗养心灵的草地鹨。是谁最先发现的那只草地鹨？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这片土地上所有的人们都在忙着寻找它，我也不例外。那只草地鹨指的是：假如土地私有者不主动保护自然资源，那么我们就建立一个自然资源保护部门。
和真正的草地鹨一样，这个替代品有它的好处，而且似乎能够取得成功。在自然资源保护部门所能买到的土地上，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但另一个问题是，它并不能阻止肥沃的私有土地变成贫瘠的公有土地。在草地鹨为我们抚平挫折感的时候，我们陷入了困境：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山鸡。
我想草地鹨并不会提醒我们这个困境，它反而因为自己突然受到重视而变得趾高气扬。
每当考虑到破坏土地的获利动机和取得的巨大成功，我们对于是否要抛弃利益至上的原则就会感到犹豫不决。在我们看来，我们高估了利益至上的功能。一个人为自己建造一个漂亮的家，有利可图吗？一个人让子女接受更高等的教育，有利可图吗？通常，我们都会这么做，尽管这样无利可图。事实上，这些都是进行经济思考的道德和美学前提。假如这些前提得到认同，经济力量便会驱动社会组织的方方面面，让它们和这些前提和谐相处。
我们的子孙后代必须在我们生活的土地上继续生活，可是我却没有发现关于这片土地的道德和美学前提。于是，孩子们变成了我们在历史上留下的签名，土地只变成了我们赚钱的工具。只要有足够的收益供孩子接受大学教育，农田遍布冲蚀沟，森林被砍伐，或是溪流被污染，这都算得了什么呢？反正政府会为土地问题买单。
我想，我们已经触碰到了问题的根源。自然资源保护教育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建立一根支撑土地经济学的道德支柱；二是培养大众对于土地机制的兴趣，普及土地知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顺利开展保护自然资源的工作。
大自然的历史
不久之前，在一个周六的晚上，两个农夫调好闹钟，把时间设定在次日凌晨，也就是周日。那天风雪交加，他们挤完了牛奶，搭着一辆小货车去往威斯康星州中部的沙郡，那里盛产美加落叶松和野饲草，也为人们开具税捐证书。傍晚时分，他们带着一路奇特的经历回来了，还有满满一卡车的美加落叶松树苗。他们昼夜不停地工作，最终在灯笼的帮助下将树苗全部种在了自己家附近的沼泽上。之后，他们又去挤牛奶。
在威斯康星州，和“农夫种植美加落叶松”比起来，“人咬狗”都算不上是新闻。自从一八四〇年起，农夫们就不断地砍伐美加落叶松，将它们当成燃料，并且在林区排水。在农夫的居住地，几乎看不到这种树了。可是现在，他们为什么又要种植这种树呢？因为他们认识到了泥炭藓的重要，想要让凤仙花、猪笼草以及快要灭绝的威斯康星州原始沼泽的野花重新在这片土地上开放。
并没有政府部门奖励农夫们这种堂吉诃德式的行为，也没有任何经济利益驱动着农夫们。那么对于这种自发行为，我们该作何解释呢？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反抗”——一种对于只用经济利益衡量土地的态度反抗。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要想在这片土地上居住，就必须征服它；最好的农田就是那些经过完全开发的农田。可是前面提到的那两个农夫的经验告诉他们，所谓的“最好的农田”提供的不仅是贫穷的生活，而且是毫无幸福可言的生活。在他们看来，无论是种植农作物，还是种植野生植物，都能获得乐趣。因此，他们打算划出一小块沼泽，专门种植当地的野花。也许，他们对于土地的期望和我们对于孩子们的期望一样，不但有机会获得生存，也有机会去表达自己，展示出自己的各种天赋。难道有什么植物可以代替当地最初的植物更好地表达那片土地？
我的看法是：野生事物也能为我们带来乐趣，关于自然史的研究既是科学，也是一种消遣。
大自然中的乐趣
历史并没有让自然史研究变得轻松，等待着我们这些自然主义者去补救的过失还有太多。曾经有一段时间，田野成了绅士和淑女们热爱的漫步场所。然而那些人们并不是想去探索自然的奥妙，而是为了增加一点儿茶余饭后的谈资。那是一个任何鸟儿都被称作“鸟儿”的时代，是一个用粗俗的文字描述植物学的时代，是一个所有人都只会叫喊着“大自然是多么壮丽啊”的时代。可是，随手翻一下当今鸟类学或植物学的业余杂志，你就会发现大家普遍持有一种新的态度。但我们很难认同这种新态度的产生与我们当今的正规教育体系有关。
我有一个朋友是工业化学家，他在空闲的时候致力于重建旅鸽的历史以及研究旅鸽的灭亡。在他没有出生之前，旅鸽已经从天空中消失了。但他拥有的关于旅鸽的知识，超越了以往的任何人所拥有的。他之所以能取得这项成就，就是靠着当代的日记、信件和书籍以及与旅鸽相关的大量报纸。据我估计，他在寻找旅鸽资料的过程中，阅读的材料不下十万份。工作量如此巨大，假如把它当成任务，那么执行者肯定会被累个半死。但他仿佛是一个在山中寻找稀有鹿只的猎人，仿佛是在埃及四处挖掘圣甲虫的考古学家，从自己所做的事情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当那些资料被找到后，如何诠释它们也需要高超的技能。这种技能无法从别人身上学到，只能在寻找资料的过程中慢慢积累。如今，他在被历史遗忘的后院里快乐地探索着，获取科学和消遣；而几百万平庸的人们却只在那里发现了沉闷和烦躁。
在俄亥俄州有一位家庭妇女，她也在从事这样的研究，不过研究对象是歌雀，而她的研究地点是一个真正的后院。歌雀是一种很常见的鸟类，早在一百年前，人们就用科学方法为它们命名、分类，但之后渐渐地淡忘了它们。而这位歌雀的业余爱好者却认为，鸟类和人类一样，除了名字、性别、色彩等，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辨别。于是，她在自家的花园中摆放陷阱，捕捉过往的歌雀，在它们脚上绑上了赛璐珞脚环，这样，她就能通过不同颜色的脚环分辨歌雀。她观察它们，并且记录下它们的迁徙、觅食、争斗、歌唱、**、筑巢、死亡等方面的特点和不同。简而言之，她可以为歌雀族群的内部运转做诠释。十年后，她在与歌雀有关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超越了任何人对任何鸟的研究。一条科学大道直通她的家门，世界各国的鸟类专家纷纷慕名来拜访她。
这两个业余爱好者出了名，不过这都是巧合。他们最先打算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并没有以名利为目的，名利只是一种意外收获。不过我并不想对名利高谈阔论。与名利相比，更重要的是获得了自我满足，而且其他像他们一样的研究者也获得了这种满足。我要问的是：在鼓励研究自然史的业余爱好者方面，我们的教育制度有什么贡献？也许，一堂典型的生物学系的正规课程能够解答我们的疑惑。当我们来到课堂时，学生们正在忙着记忆猫骨头上那些隆起部分的名称。对于骨骼的研究当然是重要的，这也是我们了解动物进化过程的重要手段。但是为什么要记忆那些隆起部分的名称呢？有人告诉我们，那是生物学学科训练的一部分。可是我又想问了：了解活生生的动物，了解它们如何在自然界中生存，不也是非常重要的吗？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的动物学教育已经抛弃了对于活动物的研究。以我为例，大学阶段并没有设立鸟类学活哺乳类动物学的课程。
植物学教育的状况也与之类似。不过在植物学系，学生们接触到鲜活植物的机会比较多。
学校将户外研究赶出了课堂，这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实验室生物学诞生时，在自然史领域，业余研究者还把所有的鸟儿都称为“小鸟”，而专业研究者则忙着为各个物种分门别类，并且收集那些物种的生活习性等方面的知识。但是他们并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总而言之，在生机勃勃的实验室研究面前，滞后的户外研究很快就处于下风。实验室研究被认为是比较优越的科学形式。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自然史的业余研究逐渐被排除在科学教育体系之外了。
实验室VS活生生的世界
当前，这种记忆隆起的骨头的教育比赛，便是实验室研究与野外研究竞争的结果。当然，它们的兴起也有其他的原因。医科学生对它有需求，动物学的老师也有这种需求。但是在我看来，对于民众来说，理解鲜活的外部世界才是重要的。
在这段竞争的时间里，野外研究也不断发展，许多技巧和观念日趋科学化。从事户外研究的学生不再满足于在乡间漫步，然后列出一串串物种的名字、迁徙时间等。而对于所有人来说，为鸟套上脚环，在鸟的翅膀上做记号，统计鸟的数目，研究鸟的行为与环境的关系等，这些方式都是可行的。一个业余爱好者，只要有想象力和耐力，就能解决一些尚无答案的真正的科学自然史中的问题。
比较现代的观点是：实验室研究与野外研究应该相互弥补、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竞争。可是学校里的课程设置却丝毫没有反映出这种趋势。增添课程需要扩大经费，因此大学并不鼓励学生发展对于自然历史的兴趣，甚至持反对态度。学校教会学生解剖猫，可是没有教会他们如何观察体会乡间田野。假如可以，两者兼而有之是最好的结果，但如果不能共存，那么我们应该舍弃前者，保留后者。
生物学教育是塑造国民素质的途径之一。为了深刻理解当前我们教育的缺失，我们可以选一个学校培养出的典型的优秀学生，和我们一起到野外走走。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了解植物的生长以及猫的构造，但是未必清楚土地的构造。
我们驱车沿着密苏里州北部的一条道路南下，到达了一个农场。我们就地考了他几个问题。这片农场没有被拓荒者改造之前，这里是草原还是森林？感恩节时，这里的居民吃的是草原榛鸡还是野火鸡？这里原先生长着何种植物，它们又是因何灭绝的？草原上的植物和玉米产量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这里出现了之前从未有过的土壤侵蚀状况？
假如我们继续在密苏里州的山上旅游，来到了一块废弃的田地，那上面稀稀拉拉地长着几棵低矮的猪草。我们继续问他几个问题：为什么农夫们会劳而无获？这是多久之前的事情了？这片田野中是否能轻易地捕捉到许多鹌鹑？短小的猪草和不远处沉睡在墓园下的人们有什么关系？假如整个流域的猪草都如此矮小，那么是否预示着未来溪流将会泛滥呢？是否会影响到未来河流中的鳟鱼数量？
在许多学生看来，这些问题相当愚蠢，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对于任何一个业余自然史爱好者来说，都需要用心观察，认真思考这些问题，而且从中也可以得到巨大的乐趣。我们知道，现代的自然史很少关注动植物本身，或者它们的习惯和行为，因为它们更多地关注动植物之间的关系，关注动植物及其土壤和水的关系，关注动植物与那些只会为土地歌功颂德却不明白土地内部运作的人类的关系。研究这些关系的科学被称作生态学，不过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接受过这种教育的人们是否知道，他只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微小的组成部分？是否明白如果他可以和这个系统和谐相处，他将获得无限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否理解如果整个系统被破坏了，那么他将受到生态的惩罚？假如生态学教育不能让我们明白这些，那么它的存在有什么价值呢？
我们永远无法做到与土地的完美协调，正如我们永远无法获得绝对的自由。在为这些崇高的目标努力时，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奋斗的过程。只有在平稳协调的前提下，我们的努力才可能有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成功”。
当我们谈及“奋斗”时，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的力量必须源自内心。外在的力量无法为一个人的奋斗提供足够的支撑。
因此，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是：当人们对于土地已经熟视无睹，或者说教育和文化已经不再关注土地时，为了让人们自发地与土地和谐相处，我们该怎么样做。对于“自然资源保护教育”来说，这也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美国文化中的野生动物
原始人的文化与野生动物息息相关。水牛不仅为住在平原上的古印第安人提供了食物，也对他们的建筑、服饰、宗教、语言、艺术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
对于现代人而言，文化的基础已经脱离了野生生物，但文化与野生生物之间仍然有密切的联系。接下来我要讨论的是，文化的自然根源的价值。
没有人能够对文化进行量化，我也不想在这件事情上浪费时间。我想说的是，凡是理性思考过的人都会认同，在我们与野生生物接触的过程中，那些活动和经验能让我们找到文化的价值。我姑且大胆地将这些价值分成三类。
大自然的文化价值
第一类，当某种经验能让我们关注自己的民族起源和发展，也就是能唤醒我们的历史意识时，它就是一种有价值的经验；从最好的意义角度来说，这种意识就是“民族主义”。接下来的这个例子，由于没有更加简洁的称谓，我暂且将这个意识叫作“拓荒精神”。比如当一个童子军戴着皮帽子，藏在柳树丛中模仿布恩[14]时，这就是一种历史的重现。从文化角度看，他已经做好了面对黑暗现实的准备。当一个农民子弟早餐前查看了陷阱，因此走进教室还戴着满身的巨稻鼠气味时，这就是毛皮交易的重演。
第二类，当某种经验能够让我们认识到自己对于土壤——植物——动物这个食物链的依赖，或者让我们认识到生物群系每一个微小组织时，它就是一种有价值的经验。文明的进步带来了太多的精密器械和媒介，反而让人们无从理解人与土地的关系，使得人们渐渐淡忘了土地。我们只知道工业养活了我们，却忘记了是什么在养活工业。以前，教育鼓励人们接近土地，而不是让我们远离土地。曾经有一首童谣，说一个人带回家一张兔皮，用它当作包裹婴儿的睡袋。听到这首童谣，人们就会想起曾经依靠打猎为生的岁月。
第三，当某种经验能够涉及“狩猎道德”的限制时，它就是一种有价值的经验。捕猎工具的发展比人类的发展要快得多，“狩猎道德”便是主动控制这些工具的使用，目的使人们在狩猎的过程中，重视技术的作用，轻视工具的作用。
“狩猎道德”有一些特殊之处。大多数时候，猎人在打猎时，既不会有人为他的行为喝彩，也不会有人对他的行为提出指责。他们无论做什么，都只要面对自己的良心，而不是面对旁观者。我们很难夸大它的重要性。
主动遵守“狩猎道德”可以提升猎人的自尊，而随意违反“狩猎道德”则会让猎人堕落，我们应该牢记这一点。比如，在所有的狩猎规则中，你都能找到关于“不要无谓浪费”的条文。但事实上，威斯康星州的猎人在捕猎到两头合法的公鹿的过程中，总会顺手杀死一头母鹿和小鹿，并将它们的尸体扔在森林中。也就是说，大约有一半的猎人在捕猎到心满意足的猎物之前，会随意射杀其他的鹿。杀死那些不该杀的猎物后，他们对此却一点儿都不关心。这种行为不仅没有社会价值，而且可能使猎人在其他领域做出违背道德的行为。
因此，“拓荒精神”以及人与土地关系的经验，要么显得没有价值，要么显得非常有价值。可是伦理道德经验，除了以上两种情况，似乎还有负面价值。
我们大体确定了可以从自然根源获取的三种文化养分，但这并不代表文化也从中得到了给养。提炼价值并不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只有健康的文化才能吸收养分并且茁壮成长。可是就目前来看，野外休闲娱乐形式能否为我们的文化提供足够的养料？
拓荒时期产生了两个观念，“轻便”和“百发百中”，这也成了野外拓荒运动的精髓。拓荒者必须一切从简。由于资金、运输工具以及武器等方面的匮乏，他们必须尽力让每一颗子弹都命中目标。我们应该明白，最初的人们不得不接受这两种观念，这是环境所迫。
随着时间不断推移，这两种观念演变成了野外活动的行为规范，成为人们在狩猎活动中的道德准则。美国典型的坚强、自力更生、丰富的森林知识和精准的枪法等传统也是建立在这两个观念之上的。这些观念虽然没有明确的条文，但并非是抽象的。西奥多·罗斯福是一个伟大的“野外运动家”，这并非是因为他家中墙上的各种战利品，而是因为他用浅显的语言为大家清晰地讲述了那种无形的美国传统。如果想要对这种传统做更准确的了解，可以查看爱德华·怀特的早期作品。总而言之，这些人依靠对于文化价值的理解，在创造一种文化价值的成长方式的过程中，使文化价值得到扩大。
随后，制造精密器械的人出现了，也就是所谓的经营野外运动商品的商人。他们拥有不计其数的新奇设计，为美国野外活动的爱好者提供了诸多装备。原本这些设计只是我们所说的典型的美国传统的辅助，可现在它们却取代了传统的地位。脖子上，皮带间，随处可见器械；货运卡车和拖车里，也都装满了这些东西。所有的野外装备都在朝着更加轻便、优良的方向发展，可是所有的装备集合在一起，便成了一项惊人的负担。器械交易总和惊人的庞大，而且还在不断发展，人们非常认真地将这个总和称为“野生动物的经济价值”。如果说这真的是经济价值，那么文化价值又在哪里呢？
精密器械与狩猎的文化价值
我们不妨找一个实例，比如猎鸭者。一个猎鸭者坐在钢制渔船上，藏在一只人造媒鸟的后面。发动机砰砰地响着，他毫不费力就来到了目的地。如果当时的天气寒冷，那么他会随身携带罐装的化学燃料取暖。他拿着现代工业发明的鸣叫器，让它用一种很有**力的声音对着飞过的鸭群说话。这种声音是他从唱片上得到的。虽然他的模仿很糟糕，但还是有鸭群飞了过来。在它们在天空中旋转第二圈之前，他必须开枪，因为沼泽中还有许多其他虎视眈眈的猎人。当鸭群飞到他的射程中，他的枪响了。经销商告诉他，他的“超级Z号”的子弹射程非常远。鸭群被惊得四散飞逃，几只受伤的鸭子掉落下来，死掉了。在狩猎中，猎人获得了何种文化价值？还是说他只是在为鼬提供食物？猎人在鸭群飞到射程内开枪，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捕猎方式吗？目前，所有的猎人都是这么做，所有的公共猎场和狩猎俱乐部也都是这样做的。传统呢？“轻便”和“百发百中”的理念哪里去了？
想为此做出解答并不容易。提倡传统的罗斯福对于现代的来复枪并不反感；怀特也很喜欢使用铝锅、帐篷和脱水食物。但他们在使用器械辅助物时很适度，并没有成为机械的奴隶。
我不知道怎么做才算是适度，也无法分清正当和不正当使用器械的区别。可是，我们似乎很容易就能发现，器械的起源和它们对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一些自制的狩猎工作或野外生活工具可以加强人与土地的联系，而不是破坏这联系；用自制的假绳鱼钩捕捉到鳟鱼的人，除了鳟鱼，他还有另外一种收获。我也时常使用一些小器械，但这样做必须有个限度，否则就会破坏野外活动的文化价值。
不过，也有野外活动并未堕落到猎鸭那种地步。仍然有人在捍卫美国传统，比如射箭运动和猎鹰训练术的重新出现便是一个例证。然而机械化的大趋势却未曾改变，而文化价值依然在不断萎缩，“拓荒精神”和伦理道德上的表现尤为明显。
我想，美国的野外活动者非常迷茫，他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更大型、更优良的器械推进了工业发展，为什么不能推动野外运动的发展呢？他们还没有明白，野外活动本质上是一种返璞归真的行为，其蕴含的价值是一种对比价值，机械化的过度扩张毁坏了森林或沼泽，也毁坏了这些对比。
没有人告诉猎人，他们做错了什么。与野外运动有关的报纸杂志已经成为野外活动用品经销商的代言人，而不再关注野外运动本身。野外动物管理者只忙着为人们提供射击用的动物，却不关心射击的文化。因为从赞诺芬到罗斯福，在所有人看来，都觉得野外运动的价值是永恒的，不会受到破坏。
在不使用枪支的户外乡野的情趣活动中，机械化产生了各种影响。现代文明的产物双筒望远镜、摄影机和铝制的鸟脚环等，并没有伤害鸟类学的文化价值。假如不是船用马达和铝制独木舟的出现，钓鱼的机械化程度会远远低于狩猎。而且，运输工具的机械化不断侵蚀，给人们留下的徒步旅行的空间越来越小。
在边缘偏僻的林区，人们用猎犬捕猎狐狸，这也许是机械局部入侵但没有破坏文化的典型事例。使用猎犬捕猎是最纯粹的狩猎方式之一，是“拓荒精神”的一种体现，是人与土地和谐相处的真实写照。而猎人故意不使用枪支，这也是一种道德的克制。可是现在呢？我们却开着福特车追赶狐狸！狩猎的号角声和汽车的喇叭声混杂在一起！可是我想，没有人会发明一只机械猎犬，没有人会在猎犬的鼻子上安装猎枪，也没有人利用现代机械训练猎犬。在狗的利用方面，机械制造商已经没有更高明的智慧了。
当然，野外运动的所有弊端不能全部归罪于机械辅助物。经销商在刊登广告时总会发挥创意，但创意并没有实物那么可靠，尽管两者可能都没有什么用处。特别应当注意的是那些为别人提供指引的专栏。哪里才是打猎钓鱼的好去处的知识，完全属于个人财产。它和钓鱼竿、猎狗或猎枪一样，可以根据个人爱好出借或赠送，可是在娱乐专栏中公开出售它们，则是另外一回事了。而将它们变成免费的“大众服务”，告诉所有的人，则与上面两种情况也不相同。甚至连“自然资源保护”部分也在这样做，告诉人们哪里能钓到鱼，哪里有鸭子在觅食。这些组织化的混乱，将野外活动中的个人元素非个人化。我不知道正当做法与不正当做法的区别在哪里，但在我看来，为别人推荐活动去处这种服务，已经不在正当做法的范畴之内。
如果那些地方真的是狩猎和钓鱼的好去处，那么为别人推荐好去处的服务只要能符合预期，吸引到更多的游客就可以了。但假如那些去处不尽如人意，那么在报纸上刊登广告的商人必然要采取其他方法，其中之一便是钓鱼摸彩。他们在几条鱼身上拴上标签，凡是钓到有中奖号码的鱼，就能领取相应的奖励。这种结合了科学技巧和赌博的做法，肯定会为许多鱼类濒临灭绝的湖泊重新引来钓鱼的客人，不可避免地产生过度垂钓的情况。只有当地的渔业商人才会因此乐得不可开交。
如果在专业野生动物管理人员看来，这些事情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那么他们肯定没有忠于职守。生产器械的人和销售员同属一个公司，在利益面前都是一丘之貉。
野生动物管理人员尝试在野外饲养动物，通过改变动物的生存环境，从而将狩猎活动从追逐探索的过程变成坐享其成。假如这种转变真的发生，那么文化价值会发生何种改变呢？我们必须承认，在荒野探索的情趣和自由自在的捕猎之间有某种历史联系。布恩连农作物的收获都等不及，更别说动物了。传统猎人对于“收获”的观念的反叛，就是拓荒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这种坐享其成的行为违背了拓荒精神中“自由狩猎”的原则，所以无法得到传统猎人的认同。
至少在我看来，机械化破坏了拓荒精神，而且没有在文化价值上为这种精神提供替代。野生动物的“收获”却提供了一个替代品，即“野地管理”。对我来说，替代品和原物的价值相同。为了收获野生动物而取得的管理土地的经验，和其他任何形式的耕作一样，具有相同的价值。野地管理让人们重新关注人与土地，而且还关系到道德的约束。在不控制掠食动物的前提下进行野地管理，在道德节制上是一种更高的要求。因此我们可以说，虽然这种“收获”破坏了拓荒精神，但它鼓励了另外两种价值。
如果说，我们把野外活动看作蓬勃发展的机械化过程和完全静止的传统之间的冲突，那么文化价值的前景确实不容乐观。可是，为什么我们对于野外活动的观念不能蓬勃发展呢？也许，要拯救文化价值，必须主动出击。在我看来，我个人的这种时机已经成熟，野外运动者可以为自己选择未来。
比如说，以往十年中，出现了一种全新的野外休闲活动。这种活动虽然使用器械，但不会伤害到野生动植物，更没有成为机械的奴隶。而且它突破了地域限制，大大提高了单位土地能容纳的人数。这种活动没有捕猎量的限制，也没有禁猎的季节，而且不需要看守者。不过它需要老师，需要一种新的森林知识，其中要包括最高的文化价值。这项运动便是野生动植物研究。
最开始，这项运动只属于专业技术人员。当然，这种既困难又费力的研究工作肯定要交给专业人员。不过，仍然有许多小问题，可以供不同阶层的业余爱好者开发探讨。在机械发明领域，很早就有业余爱好者进入了。而在生物学的领域，业余研究的娱乐价值才刚刚被人们发现。
因此，业余鸟类爱好者耐思在自家后院中研究北美歌雀，并因此成为研究这种鸟的世界级权威。她的思考和工作，许多专门研究鸟类学的学生都望尘莫及。银行家布洛利喜欢为鹰装脚环，这纯粹出于个人爱好，但他从中发现了一个秘密：某些鹰冬天时飞往南方，然后又飞往北部森林。曼尼托巴省的农场主诺曼和克里多对于农场中的动植物很感兴趣，后来成为当地动植物研究的权威。《介绍神秘的美洲狮》的作者是新墨西哥山上的一个牧牛者巴克。不要觉得他们在工作中都不懂得休闲，他们只是明白，最大的乐趣就蕴含在研究未知的事物中。
大多数鸟类业余爱好者目前已知的动植物学知识，和他们将来可能了解的知识相比，只是凤毛麟角。其原因之一就是当前的生物学教育目的是使专业人员能够垄断这种研究。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只能假装自己正在进行探索发现，因为他们所做的，无非是证明专家们已经发现的事实。但年轻的业余爱好者应该明白，如果他的心中有一艘船，这艘船就能够在海洋中自由航行。
在我看来，提倡进行野生动植物的研究，是摆在野生动植物管理者面前最重要的工作。野生动植物还拥有一个特殊的价值，虽然这种价值只有少数几个生态学者看得见，但它却在整个人类的进取精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目前已知，动物群具有一些行为模式。每个动物个体虽然并不明白这个道理，却在实际上促成了这种模式。比如，兔子并不知晓它们的数量会有周期性变化，它们却无意中成为实现这周期性变化的一部分。
我们无法在短时间内通过对个体的研究辨别这种行为模式。即便我们对兔子进行尽可能的研究，依然无法明白兔群的周期性变化。答案必须经过几十年的研究才能得到。
这引发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人类是否有一些自己并不知晓，却无意中促进的行为模式？比如暴乱和战争，骚乱和革命？
在许多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看来，人类的集体活动是个体意志活动汇集的结果。外交家则认为，政治团体的特质和高尚人士的特质相似。而经济学家则把整个社会看作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游戏，我们对于历史的感知是后知后觉的。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与兔子相比，我们的社会过程更高级，更有意志和内涵；但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作为一个普通的物种，在环境的制约下，我们可能有一些尚不知晓的群体行为模式。而且我们对于某些已具有群体行为模式的理解可能是错误的。
这种对于人类群体的行为基础的怀疑，使得人类唯一的相似体——高等动物——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和价值。关于它们的文化价值，厄林顿等人早就指出过，可是我们从没有利用过。因为我们找不到打开这个宝库的钥匙。现在，生态学开始注重人类的相似体，在动物群中寻找自己遭遇的问题。通过研究生物群的一小部分运作方式，我们就能得知整个生物群的运作机制。这种深入探索的能力以及对于它们的批判性理解，就是未来的森林管理知识。
曾经，野生动植物养育了我们，为我们塑造文化；现在，野生动植物依然为我们带来欢乐。可是我们去尝试运用现代化的机械获得的那些欢乐，反而破坏了它的文化价值。假如我们改变对待大自然的心态，那么得到的不仅是乐趣，也是智慧。
观鹿
一个八月的下午，天气很炎热，我无所事事地坐在树下，看着东边不远处的一块小空地。那里有一条鹿踩出的小路，一直向前延伸，穿过我们的农场。一头鹿正从小路上走过。待在农场小屋里，我可以看见所有来往的鹿。
我突然意识到，椅子摆放的位置恰到好处，而且几年以来，我一直在无意中这么做。我想，如果砍掉一些比较矮的树，视野可能会更加开阔。因此晚饭以前，一排小树就被砍掉了。而此后的一个月里，我果然看到了几只从未见过的鹿。
四种喜好户外活动者
接连几个周末，每当有客人在做客，我就会给他们指出为了看鹿而砍树的地方，想要听听他们的意见。不过很多人没过多久就忘掉了这件事。而有的人和我一样，没事的时候便盯着那个地方。因此，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喜爱野外活动的人可以分为四类：猎鹿者、猎鸭者、猎鸟者，还有并不捕猎的人。这样的分类与年龄、性别等没有关系，而是由不同的人的注视习惯决定的。猎鹿者习惯性地注视路的转弯处；猎鸭者将大部分注意力放在天空中；猎鸟者盯着猎犬的一举一动；而并不捕猎的人则什么都不太关注。
当猎鹿者坐下休息时，他一定会背靠在某些东西上，眼睛注视着前方。而猎鸭者坐下休息时，会寻找可以看见高处的地点，而且喜欢隐蔽的去处。不捕猎的人休息时，只关心哪里更加舒适。他们都不关心狗，但猎鸟者关心。无论狗在哪里，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对于猎鸟者来说，狗就是他的眼睛。在狩猎季节，很多猎人背着猎枪活动，但他不会观察狗，更不知道狗对气味的不同反应意味着什么。
还有一些野外活动者不属于以上四种类型。鸟类学者用耳朵寻找目标，眼睛只用来追踪已发现的目标。植物学者靠眼睛寻找目标，但只关心眼前的事物。他们在寻找植物方面成绩斐然，但是对于鸟类或哺乳动物并不关心。有的林务官眼中只有树木，以及毁坏树木的虫子和菌类，对其他的则丝毫不在意。还有猎人只关心猎物，对于其他的一切视而不见。
还有一种非常奇特的捕猎形势，无法归于上述的任何种类，那就是寻找动物的粪便、足迹、羽毛、巢穴以及它们斗殴、挖掘、捕食等遗迹。森林中的居民将这种方式称作“迹象解读”。这种技能非常少见，而且常常和书本上的知识相悖。
有人对动物进行“迹象解读”，也有人对植物进行“迹象解读”。这种技能也是非常罕见的，而且得出的结论常常让人疑惑不解。拿一位非洲的探险家来说吧，他在一棵树上离地二十英尺的地方发现了一些狮子的抓痕，因此说那些抓痕是在树小的时候留下的。
在生物学领域，生物学家被认为是无所不能的，但当他们去做上面提到的野外活动时，结果无一例外全都失败了。
雁的音乐
几年以前，高尔夫球在这个国家里被认为是社会生活的一种装饰，是有钱的闲人的娱乐，那些要务缠身的人对此并不关心，更别说认真对待了。可是在今天，高尔夫球场正在越来越多的城市中兴起，高尔夫球运动逐渐变得大众化。
同样的改变也发生在诸多野外活动中——五十年前，它们都被看作无聊的事情，现在却成了必需的社会生活。奇怪的是，这种改变却对两种最为古老的野外活动——狩猎和钓鱼——刚刚产生影响。
当然，我们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知道，对于一个身心疲惫的商人来说，在野外待上一天未必不是个好主意。我们也知道，野生动植物的日益减少使得野外的吸引力不断减弱。但我们还没有学会从社会福祉角度看待野生动植物。一些人从科学、教育、农业、艺术等方面来表达保护野生动植物的重要性。可是至今为止，完整的事实并不为众人所知晓：上面的一切，只不过是广义的社会价值的一项要素。如同高尔夫球，野生动植物也是社会资产的一部分。
对于狩猎的狂热难道是与生俱来的吗？
然而对与那些听到绿头鸭的鸣叫便热血沸腾且心驰神往的人而言，野生动植物别有一番意义。这并非只是一种后天培养的品位，也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从捕猎中获得乐趣的本能。高尔夫球多少有些世俗，但对狩猎的热爱却近乎是本能。一个人不喜欢高尔夫球，这并不重要；但一个人不喜欢观赏、捕猎鸟类和动物，那么很难被视为一个正常人。这样的人已经被文明高度同化，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他们相处。给一个婴儿看高尔夫球，婴儿并不会有特别的反应；但是假如一个男孩第一次看到鹿却无动于衷，那么我不会喜欢这个男孩子的。我们所讨论的，是隐藏在人类心灵的某种与生俱来的东西。也许，一些人在没有狩猎的机会时依然可以过得安闲自在，如同有些人没有工作、爱情、游戏、事业以及充满**的野外活动时，也可以过得很舒适。但在当今社会，他们已经和社会脱节。发挥正常本能的机会已经被大家认可，渐渐不允许被剥夺。然而那些破坏野生动植物的人却在破坏人们的这种权利，而且他们还在不断继续着。当所有的地都被房屋覆盖时，我们拆掉房屋修建娱乐场；然而当最后一只羚羊消失后，无论是谁，采取何种行动，都无法弥补这种损失。
如果野生动植物是一种社会资产，那么它们的价值有多少呢？显然，有的人从祖先那里继承了狂热的狩猎欲望，如果失去了野生动植物，那么他们的生活必然有所缺失。不过，这样的回答并没有多大价值，而且我们往往要在各种生活必需品中作取舍。比方说，一只野雁的价值是多少？我恰好有一张昂贵的交响乐演唱会门票，而且这个价格是物有所值。然而，为了亲眼目睹一只雄雁啼叫着刺破清晨的天空，我会放弃这场音乐会。天气寒冷，冻得我手指发僵，居然没有射中大雁，可是心情依然非常愉快。只要我看见它了，射中与否就不重要了。看着它从西边飞来，鸣叫声传入耳中，我甚至听到了风吹过它的翅膀。我是如此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它的存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我想起它都会觉得兴奋不已。即便是十个人才得到一张入场券带来的兴奋，也无法与我的兴奋相比。
翻看笔记时，我发现今年秋天已经看了上千只大雁。它们正从北极地带起飞，朝着墨西哥湾进行史诗之旅。这期间，每一只大雁都可能在某个地方给人们带来快乐。而且这些欢乐并不亚于花钱带来的享受。也许一群活泼的小学生放学后看到一群雁，于是急匆匆赶着回家，向家人描述自己的收获。也许有一群雁曾在漆黑的野外飞过，在城市上空演奏小夜曲，勾起了多少人的回忆、希望。也许有一群雁曾经让某个农夫停下手中的活儿，勾起了他关于遥远的回忆。那时，他每天都重复着单调而辛苦的工作，没有其他事情。我相信，那上千只大雁可以让人们轻松得到许多快乐。钱的价值仅仅是交易价值，如同一件画作的价格或版权，然而替代的价值呢？假如画作、诗歌、大雁的音乐都消失了，那么情况会怎么样呢？想到这些，我就感到悲伤。然而我们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如果需求十分迫切，那么可能有人会创造另一部《伊利亚特》，或者画另外一幅《三钟经》，但谁能知道一只大雁？也许只有上帝能做到吧。
如果雁的音乐不再
假如用相同的标准来衡量雁的音乐与艺术是否有价值，这种做法是否是一种亵渎？在我看来并不会，因为真正的猎人就是艺术家，只是缺乏创造力罢了。在法国洞穴的兽骨上刻划下第一幅画的人是谁？是猎人。在现代生活中，当你看到身边的美好时，谁会甘愿忍受饥饿只为一饱眼福？是猎人。是谁为猎人写下了伟大的诗篇，描述风、雨、雷电、星星、狮子、野山羊、乌鸦？最重要的是，谁为马写下颂词？是史上最伟大的戏剧家之一——约伯。诗人歌颂、猎人爬山的目的相同，都是为了追求美；评论家写作、猎人捕捉猎物的目的也相同，都是为了将美据为己有。程度、意识、语言，可能是它们存在不同的地方，而语言是区分人类活动最狡猾的仲裁者。如果说，没有了雁的音乐我们依然可以存活，那么星星、日落或《伊利亚特》也必有存在的必要。可实际上，如果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者，我们都会变得愚蠢至极。
从道德和宗教的角度来看，野生动物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呢？我曾听说有一个小男孩，自小灌输无神论思想，长大后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无神论者。但后来，他又回归到对于上帝的信仰。原因有些奇特：他看到了超过一百种的刺蟕莺亚科的鸟，而且每一种都绚丽至极，并都年复一年地进行数千里的迁徙。虽然科学家们对这些现象做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但始终没有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解答。几百万年中随意运转的大自然力量的偶然汇合，也无法解释刺蟕莺为何如此美丽。哪怕有基因突变理论撑腰的机械论学说，依然无法解释为何有天蓝色的刺蟕莺，夜莺为何在晚上歌唱，大雁的音乐为何如此婉转悠长。正是这些难以用科学明确解释的现象使男孩信仰上帝。我甚至可以肯定地说，他比任何一位神学家更坚定对上帝的信仰。而且在以后，还有许多男孩会和以赛亚那样，“可以看见、了解、思考，可以知道那都是上帝伟大的创造”。可是，他们在哪里看见或思考？是历史博物馆吗？
与其他的野外休闲活动比起来，钓鱼和狩猎对于人的品格有何特殊影响？我曾经说过，钓鱼和狩猎深深地藏在人心中，它既来源于本能，也与外部竞争有关。对于鲁滨孙的儿子来说，他没见过网球拍，因此他的生活并不需要网球。但无论如何，即使没人教，他都会钓鱼或打猎。当然，从主观利益来看，并不能说明钓鱼或打猎拥有优越性。那么是什么在人格的形成中起了更重要的作用？如同以前我们曾经在学校中讨论，究竟男生还是女生是好学生，这些问题无论辩论多久都没有答案。我不会做这种无意义的讨论，但关于狩猎，我将特别提到两点：一是野外休闲活动的道德规范并非是固定的，必须由自身进行确立并进行实践，而且只有上帝是监督者和惩罚者；二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缺乏操纵狗和马的经验，而这恰恰是以汽油为动力的文明的最大缺陷之一。在以往的观念中，不懂得马和狗的人无法被看作绅士，这个观点其实很有道理。在西方，虐待马一直是一种被人所不齿的行为。早在“性格分析学”诞生之前，饲养牛的地区已经使用这个凭借经验制定的性格分析方法了。而且据我们所知，这个方法比“性格分析学”更加可靠。
然而证明一个东西比另一个东西更加优秀，这种做法并不明智。重点在于，美国人中大约有六百万到八百万的狩猎和钓鱼爱好者，而且人人都具有这种对于狩猎的狂热。美国人从那些引导他们去往野外的原因中获利，也因为这些原因被破坏而遭受伤害。因此，如何同这种破坏做斗争成了全社会的一个话题。
结论：我对于狩猎有一种天生的狂热。我有三个儿子，他们小的时候，整天和我的媒鸟玩儿，有时拿着木枪在空地上来回奔跑。我希望他们能获得良好的健康和教育，而且我希望他们尽可能地拥有一项技能。也许，这些健康、教育、能力会在日后为他们带来困扰，让他们不知所措。因为那个时候，山中可能不会再有鹿的身影，树丛中不再有飞翔的鹌鹑，草地上的鹬的歌唱也停止了；当夜幕降临在沼泽上，也许再也不会听到野鸭和水鸭的嘎嘎声；当清晨星星在东方的天空隐藏，也许他们再也看不到飞翔的大雁，听不到风吹过翅膀的声音；当黄昏的微风拂过古老的北美白杨树林，当银灰色的阳光洒在古老的河流上，温柔地笼罩在宽广的棕色沙洲时，假如没有大雁的音乐伴奏，他们会有怎样的感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