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亮涼爽的星期一早晨，格蘭特開車來到魏格摩街。時間尚早，街上一片寂靜。魏格摩街的客人不會留在城裏度周末。花店把上周六的玫瑰編成維多利亞式的花束，讓過了盛開期的花瓣輕輕地聚攏在一起。古董店把較脆弱的地氈移到窗子的另一邊，以遠離晨曦過度熱切的凝視。到小餐館裏喝咖啡，隻能配不新鮮的小麵包，店家對要求來一份新鮮烤餅的人，打心眼裏氣他們不知體貼。服裝店把上周六特價的標示取下，換回原來的價錢。
格蘭特正在前往拜訪提司鐸的裁縫師的途中，他對案情的複雜棘手感到有點心煩。如果提司鐸的大衣是倫敦的裁縫師做的，事情就很單純了，隻要讓他們指認這顆扣子確實是他們用來縫製大衣，尤其是提司鐸的大衣的扣子就行了。並非這樣就能解決案情，但離解決的地步會近得多。但是提司鐸的大衣卻偏偏是在洛杉磯買的。“我原來的大衣，”他解釋道，“對那邊的氣候而言太厚重了，所以我重新買了一件。”
合理，但太棘手了。如果大衣是在倫敦的裁縫店做的，任誰都可以在之後的50年隨時走進那家店，問他們大衣上用的是哪種扣子，他們會毫無困難而且和善有禮地告訴你（隻要他們認得你的話）。但誰敢說洛杉磯的成衣廠會記得他們半年前縫在一件大衣上的是哪種扣子！此外，這顆扣子需要留在此地供辦案所需，不大可能寄去洛杉磯。最好的辦法也許是要他們寄一份在大衣上用過的紐扣樣本來。如果他們還記得的話！
格蘭特最大的期望是那件大衣能自動出現。或許有人會認出某件被丟棄的大衣是提司鐸的，上麵掉了一顆扣子，這是最完美的解決方式。提司鐸把車開走的時候身上穿著那件大衣。這一點是威廉斯警官對司法正義的貢獻。他問到一個農夫，星期四早上六點過後不久在威德馬許的十字路口見到過那輛車。大約是六點二十分，他回憶道，但是他沒戴表。他不需要表。他永遠知道時間，不管有沒有出太陽。他說那個人的車子碰到他趕的一群羊，所以慢了下來。他很肯定開車的是個年輕男子，而且穿著深色大衣。他沒把握能認得出那個男子，不敢對天發誓——但他已經指認出那輛車。那是他當天早上唯一看見的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