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爾摩斯先生已經兢兢業業地工作了23年之久，而這其中的17年我一直是他的合作者和案情記錄者，大家都知道為什麽我手中會掌握著數量龐大的資料。而對我來說，問題不是如何找材料而是如何選擇材料。在書架上擺放著一長排逐年記錄的文件，還有許多塞滿了材料的文件遞送箱，這一切對於研究犯罪以及研究維多利亞晚期社會及官方醜聞的學生來說，是一個完整的資料庫。關於後者我可以說，凡是那些焦慮不安地寫信要求給他們的家庭榮譽和有名望的祖先保守秘密的人，都不必擔心。我朋友福爾摩斯特有的謹慎態度和高度的職業道德，在我選擇材料時仍然起著作用，我絕不會濫用別人對我們的信任，但我堅決反對近來有人妄圖攫取和銷毀這些文件的行為。我們早已知道誰是此次事件的指使者，我代表福爾摩斯先生宣布，如再發生類似行為，一切有關某政客、某名望家族以及某接受過專門訓練的貪婪之人的全部秘密將公布於眾。對於這些，我想至少會有一個讀者心裏明白。
誰也沒有理由認為每一案件都會給福爾摩斯展示他那超常的洞察力和觀察分析能力的機會，他的這些才能我在“回憶錄”中曾經充分地描述過。有的時候他不得不費很大力氣去破解疑惑，但有時也會輕而易舉地找到答案。而往往那最令人驚駭的人間悲劇卻是那些發生在最不給他顯示個人才能機會的案件中，現在我要敘述的就是這樣一個案子。我稍稍改換了姓名和地點，除此而外，都是真實的。
那是在1896年末的一天上午，我收到福爾摩斯一張急急忙忙寫成的條子，要我馬上前去。趕到之後，我見他坐在香煙繚繞的屋裏，在他正對麵的椅子裏坐著一位略上年紀的、慈祥的、像房東太太的胖婦女。
“這是南布利克斯頓區的馬麗羅太太，”我朋友抬手說道，“華生，馬麗羅太太不反對吸煙，你可以盡情享受你的不良嗜好。馬麗羅太太要講一個有趣的事兒，案情可能比較複雜，那麽你今天就不虛此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