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論文（1921-1945）》簡介（1948）
20多年前，我首次邀請梅蘭妮·克萊因開設一門講座課程，接著她定居倫敦，我知道我正在為英國精神分析學會注入極寶貴的新鮮血液。但是當時我並不知道，這個簡單的行為會帶來怎樣的**。[1]直到當時和之後不久，我們的學會都是和諧合作的典範。有一段時間，克萊因女士吸引了很多忠實的聽眾並引起了極大的興趣。我願意相信，借著我的一點幫助——我施加的影響明顯對她有利，她也許很快就能贏得擁護者和忠實的追隨者。然而，不久就開始有指責的聲音，認為她言辭激烈的觀點“走得太遠”了。而我卻認為她隻是走得太快了。倒不是說起初在她這些觀點和工作方法中很容易找到激進的新事物，而是她對問題的探究異常嚴謹且一貫不顧後果。這最初令學會中一些成員不安，後來逐漸發展成強烈的反對。而其他擁護她工作的成員則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狂熱，難以接受這些反對意見。逐漸形成了兩個對立的派別，他們之間吵鬧爭執，而學會裏那些更冷靜的成員原本對科學進行更安靜的探索，很容易受到吵鬧的幹擾。
英國學會的分裂將在其他所有精神分析學會中重演。現在我毫不懷疑這一點。而因為沒有同事直接接觸過克萊因女士的工作，她一定預料到大多數人會提出反對的批評。在英國的這場風暴，因為維也納同事的到來而愈演愈烈，這些同事基本上不可能在他們的家鄉生活了。他們加入了反方批評陣營，認為克萊因女士的結論和弗洛伊德的觀點不僅有分歧，而且互不相容。我個人認為這種說法極其誇張。並不是說它在任何事件中都應該是決定性的考量因素，如果經驗證明她的結論更接近真相呢？我對弗洛伊德天賦的欽佩之情不比任何人少，但有幾次我都毫不猶豫地提出理由，認為他的某些推論並不完美。然而，我們已經習慣性地認為，並且有充分的理由認為：和弗洛伊德分道揚鑣的許多分析師，例如阿德勒（Adler）、榮格（Jung）、史塔克（Stekel）和蘭克（Rank），都是受到主觀動機的影響——一種內在阻抗的合理化，而不是由於更深刻的洞察。因此，對很多人來說，將克萊因女士歸入此類分析家，似乎還算合乎情理，當然也更容易。然而，如果精神分析還要繼續成為一門科學的學科，顯而易見，既然弗洛伊德勢如破竹的推動力已不複存在，對他的突破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