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日，漢宮非大臣有賜第或值樞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門外，土著富室則多在崇文門外，故有東富西貴之說。士流題詠率署“宣南”，以此也。
這段話清清楚楚說明了住在宣武外的多漢官，住在崇文門外的多是原來北京的土著富室。與他差不多同時的羅癭公（程硯秋天才的發現者與支持者）在《賓退隨筆》中說： 清世曹司不習吏事，案牘書吏主之，每檢一案，必以屬書吏。朝以習常為治，事必援例，必檢成案，自開國以來二百餘年，各部例案，高與屋齊，非窟其中者，末從得一紙。書吏皆世其業，一額出，爭以重金謀得之，盤踞窟穴，牢不可拔。書吏執例以製司官，司官末如之何。吏遂藉例以售其奸欺，故以吏起家者恒富。都中有“東富西貴”之諺，蓋吏多居正陽門東與崇文門外，恒多華宅；京曹則多居宣武門外也。
羅把“東富西貴”與清代的弊政聯係起來。清代胥吏地位很低，做不了官，但他們世代相傳，把持了衙門的具體工作，很能用權力撈錢，發了大財。這些人多住在崇文門東，這是“東富”；那些漢族司官（郎中、員外郎之類）乃至尚書、侍郎，發不了財（明清官員俸祿很低，有窮京官之說），但清貴地位是胥吏永遠不能企及的。他們多住在宣武門外一帶，這是“西貴”。
我認為清末民初，“東（今崇文區東部）”住的多是手工業者、商人，北京僅有一些大的手工作坊如地毯廠、玉器作坊、景泰藍作坊等也多集中在這裏。商人和手工廠主比較有錢，所以說“東富”。上麵幾種說法雖有差別，但有錢、地位不高的人多住崇文門東這一點上是無異議的。
富有的胥吏也好，富有的商人手工業者也好，都為時論所輕，他們的名字也很少傳世，《天咫偶聞》言“崇文門外板井胡同，有祝姓，人稱米祝。蓋自明代巨商，至今家猶殷實，京師素封之最久者，無出其右”。這樣的記載是不多的。而宣武門外住的文人士大夫，能說能寫，掌握著話語權，他們的名字便大量傳世。這裏舉幾個例子，以見宣南一帶人文之盛。明末清初著名詩人、“江左三大家”之一、《圓圓曲》的作者吳偉業（號梅村）曾住在魏染胡同，浙西詞派的領袖朱彝尊（號竹垞），住在宣武門西側的海北寺街，比他稍晚的著名的戲劇家《桃花扇》的作者、孔子六十四代孫孔尚任也曾住在這條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