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度的改良為政治革新的重要步驟
曆史上的無數事實使我們不能不承認製度的改良為政治革新的重要步驟。我們不能使人人向善，但製度的改善卻能使人不敢輕易作惡（中國古代法家的基本主張在此）。選舉票的改革，從公開的變為秘密的，從記名變為無記名，便可以除去許多關於選舉的罪惡。今日中國的選舉壞到極處了；將來我們若想改良選政，一定還得從製度上去尋下手的方法。
（《〈政治概論〉序》）
固然“徒法不能以自行”，然而好的、完密的法製實在是好人澄清惡政治的重要武器。固然奸人弄法，也可以在法律的範圍之內運用玄虛；然而好製度加上好人的監督與執行，終究可以使奸人無所施其伎倆。
（《〈政治概論〉序》）
選舉的改革固然仍須要有守法的公民作繼續不斷的監督，然而沒有這種製度上的改革，就要監督也無從監督起，因為一縣選民冊的信實，如何敵得住同區各縣的浮報呢？
（《〈政治概論〉序》）
民治的製度是訓練良好公民的重要工具
民治製度的推行，曾經過兩條路子：一條是一個民族自己逐漸演進，如英國之例；一條是采用別國已成之製，如近代許多新起的民治國家。無論在那一條路上，都曾有過很腐敗的時代；英國在一八三二年和一八六七年兩次選舉大改革以前，也曾演出很不像樣的政治罪惡。民治製度的最先進的國家也不是生來就有良好公民的；英國今日的民治也是製度慢慢地訓練出來的。至於那些采用現成民治製度的國家，他們若等到“人民程度夠得上”的時候方才采用民治製度，那麽，他們就永遠沒有民治的希望了。
民治製度所以有被他國采用的可能，全靠製度有教育的功用。其實這個道理很不稀奇。慣用菜油燈盞的中國人，居然會用電燈了；向來不會組織大規模的商業的中國人，居然會組織大銀行和大公司了。政治的生活雖然沒有電燈電話那樣簡單，其實也隻是有組織的生活的一種。這種組織的生活是學得會的。可是講到了“學”字，就得有“學”的機會。講教育的人都知道最好的教育是實地的學習。民治的製度是一種最普遍的教育製度，因為它是全國一致的，是有公民資格的人都可參加的。要使這個大學校辦的有效，隻有一個條件：就是要上課，就是不準學生逃學。我們往往說，中華民國十二年的經驗究竟有了什麽成績可說？這話錯了。這個中華民國政治大學雖掛了十二年的招牌，但上課的日子很少，逃學的學生太多。上課的日子少，故談不到成績；逃學的學生多，故還算不得正式開學。信心太薄弱的人們嗬，你們且等這個學校正式開學上課之後再來批評成績，還不遲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