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一度為我們的冒險感到擔心，繼而一想，隻要吐溫先生在場，即使真的迷了路也很有趣。
早在1894年，我還不懂事時，就聽過吐溫先生的大名了，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對我的影響也越來越深刻。他教給我人情的溫暖、生命的可貴。除了貝爾先生與莎莉文老師以外，我最敬愛的就是吐溫先生了。
我第一次見到吐溫先生，是在紐約的勞倫斯·荷登先生家裏，當時我隻有14歲。當我跟他握手時就有一種直覺：“啊！這就是能夠給我幫助的人。”那天，他的風趣談吐使我覺得十分開心。之後，我又分別在荷登先生與洛奇先生家中與吐溫先生見過幾次麵。遇有重大的事情，我們就互相通信。
吐溫先生是一個感覺敏銳的人，很能體會殘障者的心情，他時常為我講述一些感人的小故事以及他親身經曆的有趣的冒險故事，讓我看到人生光明的一麵，借以鼓勵我。
有一天晚上，吐溫先生在荷登先生的書房裏對著許多名流演說，聽眾包括日後的威爾遜總統。他演說的內容是有關菲律賓的現狀，他說：“大約600名菲律賓婦孺躲在某座死火山的火山口中，而範史東上校竟把他們悉數圍殺了。幾天後，這位上校竟又命令部下假扮敵軍，逮捕了菲律賓的愛國誌士阿基納多等許多人。”吐溫先生義憤填膺地痛責這位嗜殺的殘酷軍官，並且很感慨地表示：“如果不是我親眼見到，親耳聽到，真不敢相信世上會有這種毫無人性的人。”
無論是政治事件或戰爭，也不管是菲律賓人、巴拿馬人或任何落後地區的土著民族，吐溫先生反對一切不人道的事情。他不甘於緘默，一定會大聲地抨擊，這是他一貫的作風。他不齒那些自我吹噓的人，也看不起沒有道德勇氣的人，在他看來，一個人不但要知道何為是、何為非，而且要毫不畏懼地指責那些偽善者的惡行。因此，他常常毫不留情地向惡勢力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