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城市都有其往事，但隻有上海擁有她的舊夢。是的，一個比歌舞管弦更綺麗，比暮雨朝雲更短暫，卻比伊人風情更入骨的，舊夢。我和這個夢無關，甚至也不是一名尋夢者，我隻是剛好路過。
第一次去上海是大學畢業後，連家都沒回，直接背著行李從上學的城市飛到上海。還記得當我穿過南京東路，隔著熙攘的人群，第一次看到黃浦江對岸的熱烈燈火時，心裏麵喊了一句：“哇，真是一個值得為之奮鬥的城市呢！”後來我知道，這個城市其實根本不需要我為她奮鬥，在這個城市裏最好的生存方式就是：為自己奮鬥。
當天從外灘折回，在上海出差的表姐把我帶到了和平飯店旁邊一家小小的刨冰店。表姐說，她每次來上海都要去這家店，東西很貴，很難吃，但是有一個無法拒絕的名字“舊情綿綿”。我們去了，東西的確很難吃。但是有什麽關係？當所有的燈火通通趕來要傾城，隻有這一個昏暗的角落，像頑石一樣要堅守下去，提醒著人們還有一種風光不可遺忘。事後，我寫了一首詩給這家小店，但一直沒有機會交給老板，如今不知道“舊情綿綿”是否還在。下次去一定要送給他。
舊情綿綿
在和平飯店的旁邊
在城南舊事的邊緣
在美人的提包裏
在才子的衣襟前
綿綿
是否長如秋水綿綿
綿綿
是否重如青山綿綿
綿綿
是否純如白雲綿綿
都說是情如疾電
是哪個
舊情綿綿
再到上海是在半年之後，被公司派去負責跟進一個國際模特大賽。當時沒有辦公室，沒有住處，沒有同事，公司給的錢還沒有到賬，隻揣著向老爸借來的兩千塊錢，打算闖上海灘。白天和一群難纏的祖宗打交道，晚上開始到處找便宜的酒店。行李包裏竟然還有一本好友在我臨走前送的《上海咖啡之旅》，我大概是當時全上海最“無產”的“小資”。
很多細節都已經記不起來了，卻記得在上海住的第一間酒店——南京西路上的“七重天”——三十年代的歐式建築，八十年代的酒店管理。晚上躺在窄窄的**，能夠看到窗外閃爍的霓虹和一小片被映成紫色的天空，一副活色生香的樣子。那時候的自己一定會不禁要想象一下絢爛的未來吧，那時候的自己一定是無知又無畏的。於是，在以上海的舊夢做襯裏，我做起了層層綻放的新夢。
而在上海租到的第一間房子在武寧路的“一室戶”，也就是隻有一個房間、一個廚房、一個洗手間的小房子。記憶中那是一個很冷清寂寥的房間，幸好在回家的路上有一棵開花的樹，每次我經過都忍不住停下來，看那一樹努力綻放的無名小花如何把自己活得肆無忌憚。有一首詩，是我與這棵樹互贈的禮物，因為它，我有了這樣的一首：
那年花開
初次見你的那個窗台
如果不是有一叢杜鵑
和一張
你的臉
那就一定荒蕪
再次見你的那個巷口
如果不是有一棵開花的樹
和一身
你的衣裙
那就一定寂寞
多年以後的這個晚上
如果不是有一片月光
和一句
來不及提起的“愛你”
就一定不會
狠狠責怪自己
當那棵開花的樹終於繁華褪盡，結成一樹累累默然，我搬出了那個小房子，搬進了澳門路上的“世紀之門”。
在“世紀之門”酒店的房子同樣是一室戶，但窗外是一條蕭寂的蘇州河。聽說她曾經婉然而曲折地穿過紙醉金迷的妖嬈，曾經有著這個城市最輕佻的眼神、最浪**的靈魂。但姑娘始終要老去，就像卒子終要過河般，盡管舞曲仍舊旖旎，蘇州河也終於收起了她的紅舞鞋，換上了一身淡然素衣，靜謐地流淌，如歲月的流蘇。不知道那時候的她，有沒有想過自己的歲月會流向哪裏？但可以肯定的是，她曾經忘形地遊走過這個城市。
白天坐車疾馳在延安高架上，遊曆的是這城市的上半身——風光、明媚、有理想。晚上，我在長街短巷內遊**，卻肆意窺視著這城市的下半身——**、性感、流離失所。
有一段時間，每天泡在漢源書店，從下午一直看書到晚上十一點，然後一個人在夜裏，靜靜走一個多小時的路回家。“漢源書店”雖說叫書店，可其實是個咖啡廳，老板是個四十多歲的畫家，常年旅居國外，後來就開了這麽一個驛站似的咖啡廳。說不上是中式的布置，也定不是西式的，也許是舊上海那種西式罷，很有東情西韻的味道。咖啡廳裏一整麵牆都是書架，書架上麵有一些是老板的私人珍藏，其餘則是現今的暢銷書。除了書架，還有台燈、老舊的掛牆式電話、燙金橫匾、二手真皮旅行箱、舊海報、新開的桔梗花，所有的布置一點兒不含糊地錯亂著你的知覺。
我是看了《上海咖啡之旅》後尋去的。特意選了一個下午，到了紹興路後，卻像是不知道它在哪裏似的獨自驚喜了一番。開始的時候，我也隻是亂翻雜誌，後來看了佐拉的短篇小說集，又看了豐子愷的漫畫集，然後第二次去，就看到了王安憶的《長恨歌》。
原來這樣的咖啡館裏這樣一個午後是專門為了這樣的一本書而晴暖的，這樣的城市裏這樣一個年代是專門為了這樣的一本書而華麗的，這樣的年紀裏這樣的一個我也是為了這一本書而踏步尋來的。
“午後的明和暗、暖和寒全是來擾人的。醒著，擾你的耳目；睡著，擾你的夢；做女工，擾你的針線；看書，擾的是書上的字句；要是有兩人坐在一處說話，便擾著你的言語。午後是一日裏正過到中途，是一日裏希望接近尾聲的等待。不耐和消沉相繼而來，希望也是掙紮的希望。它是閨閣裏的蒼涼暮年，心都要老了，做人卻像還沒開頭似的。想到這兒，心都要絞起來了，卻又不能與人說，說也說不明的。”
我卻能明白，就了這梧桐的綠葉，喝下白花花的陽光，王琦瑤的心事昭然若揭，仿佛那整個2001都是為了1940做襯裏的。那一杯咖啡也是品到現在，才開始有了點兒滋味，是苦是甜都是這平庸世界裏的一點浮凸。
那段日子，可以用村上春樹的一句話來形容：“在消磨城市時間方麵，我正往專家水平逼近”。
從複興路到思南路，看見梧桐葉子漸漸黯淡的顏色，從衡山路到太倉路，聽見人潮漸漸喧嘩又漸漸褪去的聲音，長峰中心3205號房間朝西的大落地窗前，每天上演著美麗的落日景象和延安高架堵車時的壯觀燈流，日子密密麻麻，細細碎碎的，如同這個城市的注腳，無法排遣。當我一個人已經不足以消磨掉所有或清醒或如幻的時光時，Alex來上海了。Alex是在廣州總公司的同事，和我分屬兩個不同的部門，但全公司就隻有我們兩個人需要常常加班。有一次在公司長期塵封的儲物櫃裏，我們翻到了兩瓶好酒——一瓶“Johnny Walker”和一瓶“芝華士十二年”，於是每次加班就成了我們的歡樂派對。
在我到上海半年後，Alex也終於被派來出差，於是我們開始沒心沒肺地暢遊。城市是我們的遊樂場，終年無休。
記得那一個夏日午後，雨下個不停，我堅持要帶Alex去那一家語焉不詳的法國餐廳，不知道地址，隻知道有一個很美麗的櫥窗，在某一個街角。因為心疼新買的粉紅色小皮鞋，我光著腳，Alex打著傘，我們走過了無數個街口。就像相信幸福一定會在路的下一個拐角處等著我們，我和Alex都相信在一場大雨之後，一定會有一個明媚的角落在等我們落座，而最後也沒有找到那家餐廳。是不是我們明明路過了，卻沒有把它認出來？突然想起張國榮的一段自白：“我坐火車從布魯塞爾到阿姆斯特丹，沿途經過幾百個小鎮，飛過幾千裏土地，遇過幾千萬個人，我開始懷疑，我們唯一可以相遇的機會，會不會已經錯過了？”
那天晚上，我們去了“新天地”的“Luna”，那是當年我最愛去的酒吧，因為有一個長得很像尼古拉斯·凱奇的酒保。我和Alex一直坐到酒吧打烊，離開的時候都已經醉得不會說中文了，兩個人帶著滿嘴爛透的英文，嘰嘰喳喳地出了門。半夜三點，Alex非要去外灘走走，於是，那夜的外灘多了兩個瘋子。當黃浦江的江風吹過時，Alex酒已全醒，他對我說：“這一輩子，總算瘋過。”
醉中嗬壁自語，醒後一滂沱，
不恨年華去也，
隻恐少年心事，強半為消磨。
好了，一段年華以迷夢開始，以酒醉作結，其中的酸澀狂喜，從略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