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憂政。
忠臣總是一片忠心，借君之力為國家辦大事；奸臣總是耍盡手段投君所好，為君辦私事。範仲淹一生心憂天下，總是在和政治腐敗，特別是吏治腐敗做鬥爭，並進行了中國封建社會成熟期的第一場大改革——“慶曆新政”。
一個政權的腐敗總是先從吏治腐敗開始。當一個新政權誕生後，第一件事就是安排幹部。通常，官位成了勝利者的最高回報和掌權者對親信、子女的最好賞賜。官吏既是這個政權的代表和既得利益者，也就成了最易被腐蝕的對象和最不情願改革的階層。隻有其中的少數清醒者，能拋卻個人利益，看到曆史規律而想到改革。
1035年，範仲淹因知蘇州治水有功又被調回京，任尚書禮部員外郎，知京城開封府。他已兩次遭貶，這次能夠回京，在一般人定要接受教訓慎言敏行，明哲保身。但這卻讓範仲淹更深刻地看到國家的政治危機。他又渾身熱血沸騰，要指陳時弊了。這次，範仲淹沒有像前兩次那樣挑“君”的毛病，他這次主要針對的是幹部製度問題。也就是由盡“諫官”之責，轉而要盡“台官”之責了。
原來這宋朝的老祖宗，太祖趙匡胤得天下是利用帶兵之權，陰謀篡位當的皇帝。他怕部下也學這一招來奪其子孫的皇位，就收買人心，凡高官的子孫後代都可蔭封官職。這樣累積到仁宗朝時，已官多為患，甚至騎竹馬的孩子都有官在身。凡一個新政權五十年左右是一道坎，這就是當年黃炎培與毛澤東在延安討論的“周期律”。到範仲淹在朝時，宋朝開國已八十年，吏治腐敗，積重難返。再加上當朝宰相培植黨羽，各種關係盤根錯節。皇帝要保護官僚，官僚要鞏固個人的勢力，拚命擴大關係網，百姓養官越來越多，官的質量越來越低。這之前，範兩次遭貶，三次在地方為官，深知百姓賦稅之重，政府行政能力之低，民間冤獄之多，根子都在朝中吏治腐敗。他經調查研究，就將朝中官員的關係網繪了一張“百官圖”。1036年他拿著這圖去麵見仁宗，說宰相統領百官，不替君分憂，不為國盡忠，反廣開後門，大用私人，買官賣官，這樣的幹部路線，政府還能有什麽效率，朝廷還有什麽威信，百姓怎麽會擁護我們。範又連上四章，要求整頓吏治。你想，拔起一株苗，連起百條根，這一整頓要傷到多少人的利益，如歐陽修所說：“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不免浮議之紛紛。”皇帝雖有改革之意，但他絕不敢把這官僚班底兜翻，範仲淹在朝中就成了一個討嫌的人。呂夷簡對他更是恨得牙根癢，就反誣他“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那個仁宗是最怕大臣結黨的，呂很聰明，一下就說到了皇上的癢處，於是就把他貶到饒州（今江西鄱陽）。從他1035年3月進京，第三次被起用，到第二年5月被貶出京，又隻有一年多一點。這是他第一次試圖碰一碰腐敗的吏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