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去看望九十六歲高齡的季羨林先生，談話間我提到：“您關於古代東方語言的研究對現在有什麽用？”先生說：“學問不能拿有用無用來衡量，隻看它是否精深。當年牛頓研究萬有引力有什麽用？”
一語如重錘，敲醒了我懵懂的頭腦。
是的，對學者來說，做學問單單是為了有用嗎？顯然不是。不但牛頓研究萬有引力時不這樣問，就是哥白尼研究天體運動、達爾文研究生物進化、愛因斯坦研究相對論都不這樣問。如果隻依有用無用來衡量，許多人早就不做學問了。哥白尼直到臨死前，他的《天體運行論》才出版，這時他已雙目失明，隻用手摸了一下這本耗盡他一生精力的書便辭世了。開普勒發現了眾星運動規律後說：“認識這一真理已實現了我最美好的期望，也可能當代就有人讀懂它，也可能後世才有人能讀懂，這我就管不著了。”類似的話許多學者、科學家都說過。
他們不管，誰來管呢？自然有下一道程序，由實踐層麵的人：技術人員、設計師、企業家、管理者、政治家等去管。社會就這樣接續發展，科學技術、學術就這樣不斷進步。
愛因斯坦發現了相對論後，又經過了四十年，這期間通過許多技術人員包括組織管理者的努力，第一顆原子彈才爆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稍有區別，但也有一些看似無用的東西要人去靜心研究。馬克思本來身在工人運動第一線，當他深感工人運動缺少理論支持時，就退出一線去研究《資本論》等理論（當然，他還是同時關心著實踐）。當時他已窮得揭不開鍋，說：“從來沒有像我這樣一個最缺少貨幣的人來研究貨幣。”如果為了有用，他最應該去經商，先賺一把貨幣。他的經濟、哲學、社科理論讓後來實踐層麵的革命家、管理者演繹出一個轟轟烈烈的新時代。
原來知識是分上遊、下遊的。上遊是那些最基本的原理，解決規律層麵的問題；下遊是執行和操作的方法，解決實踐層麵的問題。上遊是科學，下遊是技術；上遊是學術，是思想；下遊是方案，是行動。
由於科學、學術的超前性，許多科學家、學者經常看不到自己學問的實用結果。但他們並不悲傷，並不計較，他們不管用與不用，而隻管知與不知，隻要不知道的事就去研究。就像煤礦的掘進隊，隻管掘進，而把煤留給後麵的采煤人。
梁啟超說，做學問不為什麽，就為我的興趣，為學問而學問。他們雖說不問為什麽，但他們堅信知識對人類有用。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事實上，每一項新知識都對人類產生了重要作用，有的簡直是驚天動地。倫琴、居裏夫人、盧瑟福等一批研究放射性、原子能的早期科學家，並沒有想到後來的原子彈及和平利用原子能。就是季羨林先生也沒有想到他研究的梵文、吐火羅文，在四十年後讓他破譯了一部天書，補回了一段曆史。
正因為這樣，我們強調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包括對未知世界、對自然界、對星空、對生態的尊重。因為一切未知中都藏有真知，也許哪一棵野草就是將來打開生命大門的鑰匙。而麵對茫然的未知世界，那些勇敢拓荒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他們治學時不問有用無用，正是因為他們講大用而不計小用，看將來而不計眼前，為人類之大公而不謀個人小利。這些以學問為樂趣，為人類不斷擴充知識邊界的人是最值得我們尊敬的。而他們在探知過程中所表現出的淡泊名利、寧靜致遠的治學態度和做人準則，對後人來說比他們提供的知識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