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池是晉西北最高最冷的縣，春三月裏的一天，我來這裏是為了訪問一個鄉村女教師。她的事跡很簡單：在一盤土炕上教書已二十五年。一個年輕女子，隱居深山，盤腿坐炕，一豆青燈，幾個頑童，二十五年。這是何等清貧、堅忍的煉丹修道式的生活啊，我一定要去看看。
車子進了山，在洪水溝裏，在荊棘叢中顛簸，幾頭黃牛攔住了路，一陣寒風襲進了窗。翻上一個山頭，早沒有了路。朝南走，越走越窄，漸漸容不下四個車輪，急刹車，旁邊已是萬丈深淵，穀底陰坡上的幾棵小柏樹像盆景一般。退回去，再繞到北麵走，卻是一坡積雪。算了，下車步行吧，遠處已經看見了炊煙。風像刀子一樣專找著領口、袖口往裏鑽。山上除了殘雪，就是在風中抖動的、如鋼絲一樣的枯草莖。
轉過一個山凹，出現一道山梁，上麵散擺著一些院落。村口的第一個院子就是學校，傳出了孩子們清脆的念書聲。我們剛踏進院子，一個中年婦女在窗玻璃上一閃，急忙迎了出來，她就是炕頭小學的女教師賈淑珍。炕頭上分三排盤腿坐著十三個孩子。一個個瞪著天真的眼睛，看著我們這些山外來客。炕下放著一溜小棉鞋。炕對麵的椅子上靠著一塊小黑板，上麵寫著漢語拚音。賈老師迎進我們說：“天這麽冷，你們好辛苦，快炕上坐。”一邊讓孩子們往炕裏擠一擠。山裏的冷天，家裏最暖和的地方就是炕頭，如同賓館會客室裏的正席沙發，是專讓貴客的。我們不願打擾這間小窯洞裏的教學秩序，不肯上炕，她便對炕角的一個女孩班長說：“把課文再抄一遍，抄完做二十頁的練習題。”就讓我們到她的窯洞裏。這是在學校下麵的又一座院子，五孔窯洞，和普通農家沒有什麽兩樣。
我盤腿坐在炕頭上。雙腿感到熱乎乎的，身上的寒氣漸漸被逼散。挨著炕沿是一口農村常見的二尺大鍋，好像我們不是來采訪的，而是來走親戚，賈淑珍揭開鍋蓋，急慌慌地舀水、抱柴，要做客飯。一邊又心疼我們穿得太少，不知山裏冷。同來的幾個年輕人不會盤腿，她也還是推著人家上炕。縣裏的同誌勸她，還是抓緊時間說會兒話，北京的記者來一趟不容易。她卻堅持，不做飯也要喝點水。我在一旁靜靜地觀察著她，微胖的身子，忠厚的臉膛，執著的熱情，再加上身下這盤熱烘烘的土炕，一種似曾相識的意境回到我的身旁。我像在夢裏，又回到了童年時的小山村。我忘不了，那時家裏一來了客人就先說吃飯，以至後來進了城，不理解怎麽來了客人隻說抽煙。
久違了，這純樸的鄉情。久違了，這盤熱烘烘的土炕。
賈淑珍終於被勸著放下柴火，坐到炕沿上，開始敘說她這段平凡的往事。
“那是一九六一年，我十七歲，剛從初中畢業，和張亮結了婚，來到這個村。全村不到二十戶，沒有學校。八九個娃娃，不是在村裏爬樹，就是在地裏害莊稼。我給支書說，我念書不多，總還能看住個娃娃吧，比他們在村裏撒野強。當時隊裏沒有窯，我剛結婚，還沒孩子，就把學校辦到了我的洞房裏。”
“你愛人會同意嗎？”
“他心好，說反正我白天勞動也不在家，炕上還坐不下十來個娃？就這樣，娃娃們從各家有的拿來拉風箱的小板凳，有的拿來媽媽的梳頭匣，抱在懷裏，算是課桌。我把家裏的一塊殺豬案板洗了洗，刷上炕洞煙末當黑板，又把山上的白土碾成麵，和上山藥蛋粉，搓成條，就是粉筆。沒有書，就回到娘家村裏借，人家村子大，四十戶，有個小學。”
賈淑珍坐在炕邊，像敘家常一樣，追憶著往事。話裏並沒有多麽崇高的理想，也沒有多麽宏偉的計劃，更沒有什麽壯烈的舉動。一切都順乎自然，村裏的娃娃沒人管，自己就當看娃的；辦起學校無教室，野慣了的孩子，撕了窗戶，扯了炕席。地下，雨天、雪天兩腳泥；冬天燒炕，還要出去打柴、摟草燒炕。同一盤炕上四個年級，有的上算術，有的上語文，有的愛打愛鬧，有的膽小不敢說話。她都靠自己無私的心，靠慈母式的情，把這批野孩子帶大一茬又一茬。
從一九六二年開始辦學，到現在已經二十五年了。隻在那花燭洞房中的土炕上，就送走了十二茬學生。到一九七四年他們兩口子蓋了五間窯，又專門給學生留了兩間。學生娃多了，一間窯已經放不下。直到一九八三年，村裏富了，才專為學校蓋了三孔窯。全村三十五歲以下的無不是她的學生。她教的第一批學生，他們的孩子又在她的炕頭上畢業升到了初中。
土炕，我下意識地摸摸身下這盤熱烘烘的土炕。這就是憨厚的北方農民一個生存的基本支撐點，是北方民族的搖籃。在這盤土炕上,人們睡覺、吃飯、紡線、織布。雨雪天男人們就坐在這裏編筐、織席，晚間又常擠到誰家炕頭上說古拉家常。這九尺炕頭便是他們的生活舞台，世世代代他們就這樣繁衍、生存、進步，而賈淑珍又在舞台上加進新的內容：教育。人呱呱落地，來到這炕上，不該光吃、睡和為生存而幹活，還應該有文化，有精神文明。這個普通的女教師，你給炕賦予了新的含義。
我突然想到她自己的孩子怎麽辦呢？作為一個女人總要拉扯孩子，屎呀，尿呀，還不就是這一盤炕？
她說：“現在的年輕人，生孩子產假就半年。我生這三個孩子都休息一周就上課。我那些孩子也怪，不怎麽費人，課間十分鍾，喂喂奶，換換尿布。不會爬時用枕頭圍在炕角，我們上我們的課。到會爬時，用繩子掛著，炕上地方不夠啊。再大一點就放到地上，扶著炕沿走，看著炕上的娃們念書。再大一點，他也就盤腿坐在炕上了。所以我那些娃們都念書早，老二今年才二十歲，就要大學畢業了。”
“可是坐月子，總得有人來伺候，這裏連人也轉不開啊。”
賈淑珍臉上依稀掠過一絲難以覺察的苦楚說：“我六歲上就死了娘。張亮，在我認識他時，也早就無爹無媽了。我們是兩個孤兒，沒有什麽親人來伺候。”
我心裏不覺一緊，難得這樣的兩個好人，兩個苦命的人結合啊。他們很少得到父母的愛，卻又最懂得這種愛。二十五年了，在這盤土炕上，他們連同自己的，共帶大了四十二個孩子。可以想見，自己孩子嚶嚶的哭聲和學生娃們琅琅的書聲，是怎樣組成這土炕上的交響樂的。孩子扶著炕沿，那雙明亮的大眼睛是怎樣好奇地瞪著炕上這麽多哥哥姐姐，還有正在小黑板上寫字的媽媽的。好一幅窯洞授課圖！（那天下山後我向一位畫家說起這次采訪時，他直後悔當時沒有跟我去，否則一定可以創作一幅好畫。）
我問：“張亮現在幹什麽？”
“他在十五裏外的一個村裏教書。”
“你為什麽不和他調到一起？”
“我們這個村小，他回來吧，用不著兩個。我去他那村吧，一走，學校也就停了。因為一九八三年以前，村裏沒有專門給學校蓋窯。現在雖說有了窯，可誰想來呢？到鄉裏開一次會，回來就要爬兩小時的坡。直到去年這個村才通了電。”
別人不願來，她卻舍不得走。事情總得有人幹，是苦是虧，總得有人吃。自覺奉獻，自覺犧牲，這就是她的人生哲學，平平靜靜，自自然然。
我問：“張亮常回來嗎？”
“也就是半個月開一次聯校會議，見個麵。有時星期日回來住一天。二月十一那天，他那個村裏唱大戲，他回來問我去不去看戲。我們這個村小，自我嫁過來也沒有請過劇團。我說去吧，可是一轉念，這十幾個娃娃怎麽辦？今年還有兩個畢業生升學呢，缺不得課。算了，不看了，有甚好呢。”
我們就這樣不緊不慢地拉著話。外麵窗台上兩隻大蘆花雞正啄著窗玻璃。裏麵窗台上擺著一盆石榴、兩盆月季，雞要吃那綠葉子。陽光射到室內，在炕上投下一個明亮的大方塊。屋子裏比來時更暖和了。隔著光線，我端詳一下她的臉，已爬上不少皺紋。我計算她今年該是四十四歲，這正是一個女人的第二黃金年華。我過去采訪過許多中年女科學家、女工程師，她們滿腹學識正好配著那富態的身材、雍容的風度，春華雖過，卻秋實滿枝，生命正堪驕傲之時。至於這個年齡的演員，卻還光彩猶存呢。可她至少像五十多歲。多年為人師表的嚴肅和山裏生活的清苦，塑造了她這種謙虛、誠實、任勞任怨和略顯憔悴的身影、風度。我心裏隻是莫名地為她惋惜和不平，但說出口的卻是這麽一句：
“山裏生活這麽多年，身子骨還好吧？”
“好甚哩。這眼睛都認不出人了。五百度的近視，人家小胡來過幾次了，剛才一見，怎麽也想不起。不知道的，還以為眼高哩。”說著，她揉揉眼眶，眼睛已經淚濕了，忙又解釋一句：“這眼不好，動不動就流淚。”
我想起剛才她說，村裏直到去年才通電。二十五年，一豆油燈，一本一本地批改作業，哪有眼睛不壞的。
我說：“近視，就該早點配副眼鏡啊。”
“有哩,就是戴不出去。人家見了會說，看當勞模了，神的，酸的，還戴個鏡子。”
我們不禁“轟”的一聲笑了。我說：“怕什麽，剛才在山下還看見一個趕驢車的農民戴著眼鏡哩。再說，隻近視也不該流淚啊。我就是五百度，你看，摘了鏡子不是好好的。你怕是還有什麽病呢。”
“是哩。六年前檢查說是肝炎。進城打了個方，回來連吃了四十服，就再沒去看。離不得，一進城少說也得七天，誰代課呢？山裏人，身子能扛呢。”
賈老師這話教我大吃一驚，近年來不少中年人都死於肝病，大都是累死的。我忙問：“右肋下疼嗎？”
“疼，有時像針紮。”
“背困嗎？”
“累了，後背溝、腰就困。腿軟，回聯校開一次會，發愁得走不回來。”
“不是嚇唬你，賈老師，你身上肯定有病呢。為了能夠多教幾茬學生，你也得看啊。”我想到可怕的後果，沒有敢說出口。她還是那句話，沒人代課。我抬頭看看牆上的獎狀和鏡框裏的大照片。她近七八年來，年年被評為地、省以上的勞模，到北京、省城開過會，領過獎。可怎麽就沒有順便看看病呢？大凡這種人已經形成一個模式，隻知工作，不顧身子，明知有病，不去想它。
我看看表，已近中午，想找她最早的幾個學生談談。她說：“最大的一茬學生才小我四歲，有的在縣裏、鄉裏都當幹部了。有的當了老師，村裏還有幾個，這幾天送糞哩，山道遠，一時半會兒回不來。”
我想到山後麵雪地裏司機該等急了，便要起身告辭。她還是堅持要我們吃了午飯,我們趕緊逃了出來。
街上，一群婦女正在向陽處納鞋底。我走過去問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賈老師教過你嗎？”
“教過。呶，他也是賈老師的學生哩。”姑娘順手指了指一個過路的小夥子。
婦女們七嘴八舌地說：“賈老師可是好人哩！”
賈淑珍說：“鄉親們好，就是出野地裏拾點地皮菜、黑山藥，回來也要給我送一碗。”
我們返回學校的窯洞前，邀她一起和孩子們照張相。她高興地進屋喚孩子。小家夥們出溜出溜地奔下炕，赤著小腳片找自己的鞋。她卻理理這個的頭發，拉拉那個的領子，還為一個最小的孩子擤了一把鼻涕，笑著說：“看這樣子，還照相哩。”
我再一次在旁偷偷地、靜靜地觀察她。這哪裏是一名教師，完全是個慈母，一個山裏的母親，她有四十二個孩子。
告別時，我還是提醒她要看病，又留一張名片，到城裏有什麽困難，我可以幫忙。她卻一直念叨著，來了一趟，飯也沒吃一口，又說風大，你們衣裳單，別著涼。快轉過山坳時，我回身看了一眼，她還在風裏向我們揮手。村民們的話又響在我耳旁：“賈老師，好人哩。”這樣的好人真不多啊，像一棵靈芝草，靜靜地藏在深山裏。這個二十戶的小村托了她的福啊，幾十年來，有了一個她，全村就沒有一個文盲，還出了兩個大學生、兩個中專生。都說教師是蠟燭，她就是這樣默默地燃著自己，在這無人知曉的山裏，在那盤農家最普通的土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