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改革開放，這四個字已成了一個時代的標誌，一代人永恒的記憶。
現在的中國人，小學生假期出國遊，都已是很平常的事了。但是不可想象，四十年前中國的大部分高幹都未曾踏出國門。“**”已使我們多年隔絕於世。一九七八年，“文革”結束，中央決定派人出去看看，由副總理穀牧帶隊，選了二十多位主管經濟的高幹，出訪西歐五國。行前，鄧小平親自談話送行，囑咐好生考察學習。
代表團組成後才發現，二十多人中隻有兩個人出過國，一個是水利部長錢正英，也就隻去過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還有一個是外交部給配的工作人員。這些高幹出國後諸多不習慣。賓館等場合到處是落地玻璃門，工作人員提醒千萬別碰頭，但有一次還是碰碎了眼鏡。吃冰激淩，有人怕涼，就有人說：“可以加熱一下嘛。”言談舉止，土裏土氣，笑話不斷。一個十多億人口的大國，一個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在世界舞台上竟是這樣地手足無措。
生活小不適應還好說，關鍵是每天都要腦筋急轉彎。出國前腦子裏想的是西方正在腐朽沒落，我們要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的人。但眼前看到的富足、繁榮讓他們天天感歎，處處吃驚。西德一個露天煤礦，年產煤五千萬噸，隻有兩千名職工，最大的一台挖掘機，一天就產四十萬噸。而國內，年產五千萬噸煤大約需要十六萬名工人，相差八十倍。法國一個鋼鐵廠年產鋼三百五十萬噸，職工七千人。而武漢鋼鐵公司年產兩百三十萬噸，有六萬七千人。我們與歐洲的差距大體上落後二十年。震驚之下，代表團問我使館：“長期以來，為什麽不把實情報告國內？”回答是：“不敢講。”
代表團六月歸來，在大會堂裏向最高層匯報，從下午三點半一直講到晚上十一點，聽者無不動容，大呼“石破天驚”。
一九七八年十月鄧小平又親自出訪當時已是“亞洲四小龍”的新加坡，而這之前我們常稱人家為“美帝國主義的走狗”。鄧深為對方的成就吃驚，尤其佩服其對外開放和引進外資的政策，便求教於李光耀總理。李直率地說，你要交朋友，要引資，先停止對別國反政府武裝的支持，停止他們設在華南的廣播電台。鄧回國後斷然停止“文革”中奉行的“革命輸出”，轉而大膽引進外資，改革體製，直至提出一國兩製。鄧的虛心和堅決給李光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少年後他回憶說：“我從未見過一位共產黨領袖，在現實麵前願意放棄自己的一己之見。盡管鄧小平當時已七十四歲。”認錯是痛苦的，但這更見一個偉人的偉大。
而當時的普通百姓是怎樣接觸並接受外部世界的呢？一九八四年，我時任中央某大報駐省記者，應該算是不很閉塞的人了。一次回京，見辦公室一群人圍著一件東西看，這是報社駐西柏林記者帶回的一張綿紙，八寸見方，雪白柔軟，上麵壓印著極精美的花紋。大家就考我，是什麽物件。當時中國還沒有紙巾這個詞，也沒有一次性這個概念，我無論如何答不上來。那位記者說：“這是人家公共廁所裏的擦手紙。”天啊，我簡直要暈了過去，老外這樣的闊氣，又這樣的浪費呀！我把這張紙帶回駐地，給很多人傳看，無不驚得合不上嘴。
不久，我第一次出國到歐洲，飛機上喝水用一種硬塑杯，晶瑩剔透，比玻璃杯還漂亮，喝完便扔。但我覺得實在是一件藝術品，舍不得扔掉，把玩許久，一直帶回國內。喝熱茶時每人一套精美的茶具，喝咖啡時又是另一套咖啡具。機上走廊很窄，空嫂來回更換不厭其煩。該送咖啡了，我嫌麵前小桌上的杯盤太多，也為空嫂少洗一套杯具著想，便將空的茶杯遞了過去。不想這位洋大嫂用吃驚、鄙夷的眼光，深深地瞪了我一眼，那潛台詞是：“你這個中國土包子！”我一時羞愧難當，永遠也忘不了那個抽了我一鞭子似的目光。
這就是當時我們與世界的差距。
當中國十年冰凍的體製、停滯的生產力受到外來信息的吹拂時，一切守舊的思想開始在春風中慢慢融化。責任製、承包、下海、商品經濟等，這些新概念先是如幽靈般地在人們身邊徘徊，最後聚成了一個時代大潮，而一批時代的弄潮兒也就出現了。
一九八〇年春，當時人民公社的體製還未撤銷。我到山西五台山下一個小村莊裏采訪一位奇人。他在“**”前即考上清華大學，卻因出身不好，被退回鄉裏務農。他躬耕於農畝卻不改科研的初心，自學兩門外語，研究養豬技術。公社豬場連年虧損。改革春風稍一吹動，他便帶上自己的一個小存款折，推開公社書記辦公室的門，說：“我願承包公社豬場，一年翻身。如若不能甘願受罰。口說無憑，立個軍令狀，以此相押。”說罷將存折“啪”的一聲，扣在桌子上。書記也豪爽，說：“如若有失，你我共擔。”結果這個豬場一年翻身，大大盈利。這篇稿子見報後，一個月竟收到五千多封來信。全國各地前來學習的農民絡繹不絕，他就借勢辦起了養豬培訓班。當地破格將這個農民轉為國家幹部，又直接任為科委副主任。科學的春天、政治的春天一起到來了。那篇新聞稿也獲得當年全國好新聞。
還有更破格的。一九八一年二月，我去采訪一個煤礦，礦長是學采煤專業的大學生，長期在礦上工作。我去時他正戴著安全帽下井。稿子見報不久，他突然被任命為省長。一屆任滿後又調任煤炭部長。那幾年經我報道過的普通人，就有四人當上全國人大代表，甚至人大常委。那時，新人成長、重用，真正用上了那個詞：雨後春筍。恩格斯說，文藝複興時期“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的時代”。四十年前的一九七八年和隨後的日子正是一個產生了巨人和奇跡的時代。
當時雖然大力啟用知識分子，但也隻能用一小部分。你想，從錯劃右派，知識分子下放，到十年內亂再次打壓，民間窩了多少人才啊。我們一個小小記者站每天擠滿上訪的人，有申冤的，有要工作的，還有申報發明的。他們以為報紙可幫他們解決一切問題。於是我忽發奇想，提出“像開發礦藏一樣開發人才”，組織一個人才開發公司，讓他們自己解放自己。省政府大力支持，隨即撥款四十萬元。這在當時是全國第一家人才公司，消息還上了《人民日報》。
那時處在社會最底層的農民在想什麽？強烈地想擺脫貧窮，要發財致富。長期窮的原因不是自然條件不好，也不是人懶，是政治上的束縛。本來經濟發展就是如河水行地，利益所驅，自通有無。這一招，早在春秋時的政治家管仲治齊就大見靈驗，全球資本主義發展也大得其利。而我們搞社會主義，卻棄之不用，還避之如瘟疫，防之如猛虎。當時國家供應短缺，農民賣一點自產品卻要攆、要抓、要罰，人為地製造窮困。
我那個家鄉出煤，煤礦工人有錢但無肉吃。一日一青年農民就趁天未亮時背上豬肉到礦上去賣。突然有誰喊了一聲：“來人了！”那青年慌急間剁肉，一刀下去砍在自己的左手上，齊刷刷斷了四指。這就是那個春風未綠江南岸的黎明前時刻的悲劇。
隨著大氣候的變暖，開放集市的呼聲愈來愈高。報上隻是試探性地登了一條四指寬的“群眾來信”《是趕集還是攆集》，當日便報紙脫銷，甚至有人上門要加訂報紙。農民趕集時將這張報紙掛在扁擔上作為護身符。冰凍十年的市場，嘩啦一下，春潮澎湃。
晉南平原產芝麻，一個叫朱勤學的農民從收音機裏聽到城裏副食店缺芝麻醬，就立即手磨一小罐到北京推銷，一下拿到上百噸的訂單，還帶出了一個靠做芝麻醬致富的“麻醬村”。我采訪時他拿出自己訂的十幾種報刊，大談如何利用外部的科技信息、商品信息。這在當時是很新鮮的事。我很快在報上發了一個頭條《聽農民朱勤學談信息》。
馬克思說：“人們能夠自由地獲得世界範圍內的最大信息，才能得到完全的精神解放。”古今中外，曆來的改革都是先睜開眼睛看世界，從對比中找差距。當俄國農奴製走進死胡同時，彼得大帝發起改革，組織龐大的出訪團巡訪歐洲，而他自己則化裝為一個普通團員隨團學習。清末，當中國封建社會已千瘡百孔，感到不得不改時，也於一八六六年派出了第一個出國考察團。西方先進文化的信息逐漸吹入國內。然而，近代以來中國對外的大門總是時開時閉，思想也就一放一收。
曆史證明，國門打開多大，改革的步子就有多大。五四運動是近代以來最大的一次打開國門，思想解放，直接導致後來新中國的成立；一九七八年以後中國人再次睜開眼睛看世界，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直接導致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