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對於石頭的感情久遠而又親近。在沒有生命、沒有人類以前，地球上先有石頭。人類開始生活，利用它為工具，是為石器時代。大約人們發現它最硬，可用之攻其他物件，便製出石斧、石刀、石犁。就是不做加工，投石擊獸也是很好的工具。等到人類有了文字後，需要記載，需要傳世，又發現此物最經風雨，於是有了石碑，有了摩崖石刻，有了墓碑墓誌。隻是刻字達意還不滿足，又有了石刻的圖畫、人像、佛像，直到大型石窟。
這冰冷的石頭就這樣與人類攜手進入文明時代。曆史在走，人情、文化、風俗在變，這載有人類印痕的石頭卻靜靜地躺在那裏。它為我們存了一份真情、真貌，不管我們走得多遠，你一回頭總能看到它深情的身影，就像一位母親站在山頭，目送遠行的兒子，總會讓我們從心底泛出一種崇高、一縷溫馨。
人們喜歡將附著了人性的石頭叫石文化，這種文化之石又可分兩類。一類是人們在自然界搜集到的原始石塊，不需任何加工。因其形、其色、其紋酷像某物、某景、某意，暗合了人的情趣，所謂奇石是也。這叫玩石、賞石，以天工為主。還有一類是人們取石為料，於其上或鑿、或刻、或雕、或畫，隻將石作為一種記錄文明、傳承文化、寄托思想情感的載體。這叫用石，以人工為主。這也是一種石文化，石頭與人合作的文化。我們這裏說的是後一種。
一
石頭與人的合作，首先是幫助人生存。你隨便走到哪一個小山村，都會有一塊石頭向你講述生產力發展的故事。
去年夏天我到晉冀之交的娘子關去，想不到在這太行之巔有一股水量極大的山泉，而山泉之上是一盤盤正在工作著的石碾。盡管曆史已進入二十一世紀，頭上飛過高壓線，路邊疾馳著大型載重車，這石碾還是不慌不忙地轉著。碾盤上正將當地的一種野生灌木磨碎，準備出口海外，據說是化工原料。
我看著這古老的石碾和它緩緩的姿態，深感曆史的滄桑。毋庸諱言，人類就是從山林水邊，從石頭洞穴裏走出來的。人之初，除了兩隻剛剛進化的手，一無所有。低頭飲一口山泉，伸手拾一塊石頭，擲出去擊打獵物，就這樣生存。人們的生活水平總是和生產力水平一致的，石器是人類的第一個生產力平台。
隨著人類的進步，石頭也越來越多地滲透到生活中的角角落落。可以說衣食住行，沒有一樣能離開它。在兒時的記憶裏就有河邊的石窯洞、石板路，還有河邊的洗衣石、院裏的捶布石，大到石柱石礎，小到石缽石碗，甚至還有可以裝在口袋裏的石火鐮。但印象最深的是山村的石碾石磨。
石碾子是用來加工米的，一般在院外露天處。你看半山坡上、老槐樹下，一排土窯洞，窗欞上掛著一串紅辣椒、幾串黃玉米。一盤石碾，一頭小毛驢遮著眼罩，在碾道上無休止地走著圈子。石磨一般專有磨坊，大約因為是加工麵粉，怕風和土，衛生條件就盡量講究些。
民以食為天，這第一需要的米麵就這樣從兩塊石頭的摩擦擠壓中生產出來，支撐著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其實，在這之前還有幾道工序，春天未播種前，要用石滾子將地裏的土坷垃壓碎，叫磨地。莊稼從地裏收到場上後，要用石碌碡進行脫粒，叫碾場。小時最開心的遊戲就是在柔軟的麥草上，跟在碌碡後麵翻跟鬥。
前幾天到京郊的一個村裏去，意外地碰到一個久違了的碌碡，它被棄在路旁，半個身子陷在淤泥裏，我不禁駐足良久，黯然神傷。我又想起一次在山區的朋友家吃年夜飯，那菜、那粥、那饃，都分外的香。老農解釋說：“因為是石頭縫裏長出來的糧食，又是石磨磨出來的麵，土裏長的就比電磨加工的要香。”我確信這一點，大部分城裏人是沒有享過這個福的。當人們將石器送到曆史博物館時，我們也就失去了最初從它那裏獲得的那一份純情和那一種享受。正如你盼著快點長大，你也就失去了兒時的無憂和天真。
生產力的發展變化，在石頭上所體現的最好標誌，就是一塊石頭由加工其他產品的工具，變成被其他工具加工的產品。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到福建出差，很驚異路兩邊的電線杆竟是一根根的石條，麵對這些從石地層裏切挖出來的“產品”，真是不可思議。
又十年後我到紹興，當地人說有個東湖你一定要看。我去後大吃一驚，這確實是個湖，碧波**漾，遊船如梭，湖岸上數峰聳立，直逼雲天。但是待我扶著危欄，蜿蜒而上到達山頂時，才知道這裏原來並不是湖，而是一處石山。當年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全國遍修驛道，需要大量石條，這裏就成了一個采石場。現在的山峰正是采石工地上留下的“界樁”。看來當時是包工到戶，一家人采一段，那“界樁”立如劍，薄如紙，是兩家采石時留下的分界線，有的地方已經洞穿成一個大窗戶。剛才看到的湖麵，是采過石後的大坑，一根一根石條就這樣從石山的肚子裏、腳跟下抽出來。“滄海變桑田”是指大自然的偉力，這時我更感悟到人的偉力，是人硬將這一座座石山切掉，將石窩掏盡，泉湧雨注，就成湖成海了。
後來我又參觀了紹興的柯岩風景區，那也是一個古采石場。不過不是湖，而是一片稻田，如今已成了公園。園中也有當年采石留下的“界樁”，是一柱傲立獨秀的巨石，高近百米，石頂還傲立著一株蒼勁的古鬆。可知當年的石工就從那個製高點，一刀一刀像切年糕一樣將石山切剁下來。這些石料都去做了鋪路的石板或宮殿的石柱。我們的祖先就是這樣以血肉之手，以最原始的工具在石縫裏拚生活啊。
前不久我看過一個現代化的石料廠，是從意大利進口的設備，將一塊塊如寫字台大小的石頭固定在機座上，上麵有七把鋸片同時拉下，那比鐵還硬的花崗岩就像木頭一樣被鋸成薄如書本、大如桌麵的石片。石屑飛濺，一如木渣落地。流水線盡頭磨洗出來的成品花色各樣，光可照人，將送到豪華賓館去派上用場。遠看料場上擺放著的石頭，茫茫一片，像一群正在等待屠宰加工的牛羊，我一時倒心軟起來，這就是數千年前用來修金字塔、修長城、建城堡的堅不可摧的石頭嗎？
經濟學上說，生產力是人類改造世界的能力，它包括人、工具和勞動對象。這石頭居然三居其二，你不能小看它對人類發展的貢獻。
二
石頭給人情感上的印象是冰冷生硬，有誰沒有事會去撫摸或擁抱一塊冰冷的石頭呢？但正如地球北端有一個國家名冰島，那終年被冰雪覆蓋著的國土下卻時時冒出溫泉，噴發火山。這冰冷的石頭裏卻蘊藏著激**的風雲和熱烈的思想。
我第一次從石頭上讀政治，是一九九四年一月初到桂林時。誰都知道，桂林是個山水絕佳之地，我也是本著這份心情去寄情自然、賞心娛性的。當遊至龍隱崖時，主人向我介紹一塊摩崖石刻，因文字仰刻在洞頂，雖經九百年[1]，卻得以逃脫人禍、水患。細讀才知是有名的《元祐黨籍碑》。說是碑，實際上就是一個黑名單。在這明媚的湖光山色中猛見這段曆史公案，不由心頭一緊，身子一下落入曆史的枯井。
這碑的書寫者是在中國曆史上可入選奸臣之最的蔡京。宋朝自趙匡胤奪權得位之後，跌跌撞撞共三百二十年[2]，好像就沒有幹出什麽光榮的大業，倒是演繹了一部忠奸交織圖，並且大都是奸勝於忠。宋神宗年間國力貧弱，日子實在混不下去了，朝廷便起用新黨王安石來變法。神宗死後，改年號元祐，反對變法的舊黨得勢。等到宋徽宗即位，新黨勢力又抬頭。蔡京正在這時得寵，他便借機將自己的政敵統統打入舊黨名單，名為元祐
奸黨。並且於崇寧四年（一一○五年）討得皇帝旨，親自書寫成碑，遍立全國各地，要他們永世不得翻身。把黑名單刻在石頭上，這是蔡京的發明。
在這塊黑硬陰冷的石刻前，我不禁毛骨悚然。細讀碑文，黑名單共三百零九人，其中有許多名人大家，如司馬光、文彥博、蘇東坡、秦觀、黃庭堅等。這些人不說政見政績，就說他們的詩書文章，也都是一代巨星。蔡本人也算是個大文人，書與畫亦很出色，當初他就是靠著這個才得以接近徽宗。但他一旦由文而政，大權在手，整起人來卻如此心狠，更難得他在政治鬥爭中又很會使用石頭這個工具。當初中國猿人剛學會以石擊獸獵食求生時，萬沒有想到幾十萬年後的政壇官僚會以石來上悅君王、下製政敵。
更難得這蔡京上下兩手都得純熟。當他要取悅君王，以求進身時，用的是天然無字之石。蔡京經仔細觀察，發現宋徽宗極好玩石，他就讓心腹在南方不惜代價，廣搜奇石。為求一石跋山涉水，挖墳掘墓，拆人庭院。有大石運京不便，沿途就征用民船，拆橋毀路，這便是曆史上有名的“花石綱”之禍。這事連徽宗也覺得有點心虛，蔡京就說：“陛下要的都是山野之物，是沒有人要的東西，有何不可？”真會給主子找台階下。當他要對付政敵時，用的是有字的石頭。他看中了石頭的經久耐磨，要刻書其上，讓政敵萬世不得翻身。不想後人又將此碑重刻，以作為曆史的反麵教員。
因為有了這次由石悟史的經曆，以後我就留意石頭上的野史。
封建時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石頭當然首先要為皇家服務。中國曆史上文治武功較突出的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明太祖、清康熙乾隆七位名君，除漢武、宋祖外，我見過他們其餘五人留下的石頭。今泰山腳下的岱廟裏有秦始皇二十八年東巡時的刻石，北宋時還有一百三十六字，現隻剩下九個字了。現太原晉祠存有唐太宗李世民親筆書的一塊《記功銘》，四麵為文。我得一拓片，展開有一麵牆之大，甚是壯觀。那個乞丐出身的朱元璋很有意思，他與陳友諒大戰於鄱陽湖，正不分上下時，得一瘋人周顛指點而勝，朱得江山後親自撰文，在鄱陽湖邊的廬山最高處為之立碑，現在禦碑亭成了廬山的一個重要景點。康熙、乾隆的禦製詩文極多，這是世人皆知的。中國幾乎任何一處著名的風景點或廟宇裏都能看到他們的碑刻，但大多是“到此一遊”之類。
石頭記事，確實可以千古不朽，於是就生出另一麵的故事，有錢有勢的就想盡量刻大石，多刻石。但是如果你的名和事不配這個不朽，不配流芳百世呢？那就適得其反，留下了一份尷尬，又為曆史平添了一點笑話。這石愈大，就尷尬愈大，笑話愈大。山東青州有一座雲門山，石壁上刻有一巨大的壽字，就是一米七八的小夥子，也沒有壽下的“寸”字高。遊人在山下，仰首就可看到。原來當年這裏曾是朱元璋的後代衡王的封地，他在嘉靖三十九年為籌辦自己的祝壽慶典，特意搞了這麽一個“壽”字工程。但是如今除了山上的壽字和山下孤零零的一個空牌樓，衡王府連隻磚片瓦也找不到了。衡王這個人如不專門查史，也是沒人知道。壽字倒是長壽至今，那是因為它的書法價值和旅遊的用途，衡王卻一點光也沾不了。
河北正定去年才出土的一塊殘碑，也是對立碑人的最大諷刺。這碑我們現在已不能稱之為碑了，因為它已斷為三截。但是大得出奇，隻馱碑的贔屭就比一輛小汽車還大，這是目前國內多處碑林中未曾見過的巨製。奇怪的是，如此輝煌的記功碑既不是出自大漢盛唐，也不是出於宋元明清，據查它出自中國曆史上一個短暫紛亂的小王朝——五代時的後晉。從碑身可以看出字跡清晰，石色未經風雨洗磨，碑立好不久便入土為安了，而且碑文中所有涉及碑主人的名字多處都被剔毀。
經考證，碑主是一個小軍閥，是此地的節度使。亂世之際他手裏有幾個兵，也就做起了開國稱帝的夢，並且預先刻好了記功請頌之碑，不想夢未成就禍臨頭了，他被殺身，碑也被活埋。這段公案直到一千多年後，正定縣修路時，才在現代挖掘機的哢嚓聲中重見天日。於是我想到，這厚厚的土地下，不知埋藏著多少不朽的石頭和石頭上早已朽掉了的人物。
上麵說的是流傳至今的成碑，還有一種是未及成形的夭折之碑。我見到最大的夭折碑是南京陽山的特大“碑材”。現在較多的說法是朱棣篡位稱帝後，準備為他的父親朱元璋修孝陵時所采的石材。
它實在太大了，從初步形成的情況看，碑座長二十九點五米，寬十二米，高十七米，重約一點六萬噸；碑首長二十二米，高十米，寬十點三米，重六千一百一十八噸，碑身長五十一米，寬十四點二米，厚四點五米，重約八千八百噸。總計合三萬多噸。據傳，當時為開采此石，用數千工匠，每人每天限出碎石三鬥三升，出不完即死。山下新墳遍野，至今仍有村名“墳頭”。當時用的是笨辦法，先將石料與山體鑿縫剝離，然後架火猛燒，再以冷水潑在石麵，熱脹冷縮，一層層地激起碎石。至今石上還有火烤煙熏的痕跡。千萬人、千萬時的勞動還是敵不過自然的偉力，人們雖可勉強將這個龐然大物從山體上剝離，但如何運進城去卻是個難題，於是它就這樣永遠地躺在了山腳下。如今現代化的高速公路從碑石下穿過，這巨石就如一頭遠古時的恐龍或者猛獁象，終日瞪著好奇的眼睛看著來往的車流。
如果你讀不懂這塊三萬噸的巨石，就請先讀讀明史，讀讀朱棣。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個兒子。本來輪不到他來做皇帝，他也早被封為燕王，駐地就是現在的北京。但他起兵南下，奪了他侄兒的帝位，然後遷都北京。朱棣很有雄才大略，平定北方，打擊元朝殘餘勢力，也很有功，但人極殘忍。他竊位後自知不合法，便施高壓，收拾異己。
他要名士方孝孺為他起草即位詔，方不從，他就以刀割其口，又株連十族，共八百七十三人。兵部尚書鐵鉉不從，就割其耳鼻，又烹而使之食，問：“甘否？”鉉答：“忠臣之肉有何不甘。”大罵而死。他將政敵或殺或充軍，妻女則送軍內轉營奸宿。不可想象，在中國已經曆了唐宋成熟期的封建文明之後，還有這樣一位殘暴的最高統治者。但他又裝出很仁慈，一次到廟裏去，一個小蟲子落在身上，他忙叫下人放回樹葉，並說：“此雖微物，皆有生理，毋輕傷之。”
朱棣既有野心和實力奪帝位，又要表現出仁孝，表示合法，於是他就想到為父親的陵寢立一塊最大的石碑。這或許有贖罪和安慰自己靈魂的一麵，但正好表現了他的霸氣和凶殘，這是一塊多麽複雜的石頭。中國曆史上三百三十四個皇帝中，叔奪侄位、遷都易地、另打鑼鼓重開張的就朱棣一人。這塊有三萬噸之重，非碑非石，後人隻好叫作“碑材”的也隻有這一例。它像神話中的人頭獸身怪，是獸向人嬗變中的定格。
如果說，正定大殘碑是一個未登皇位的人夢中的龍座，陽山大碑材就是一個已登皇位者，為自己想立又沒有立起來的貞節牌坊。而許許多多有詩有文的禦碑，則是勝者之皇們搖頭晃腦、假模假樣的道德文章。武則天倒是聰明，在她的陵前隻有一塊無字碑，她讓後人去評、去想。但這也有點作秀，是另一種立傳碑。“菩提本無樹”，要是真灑脫又何必要一塊加工過的石頭呢？唐太宗說以史為鏡，史鏡的一種形式就是石頭，後人從石鏡裏照出了所有弄石人的心肝嘴臉，就是那些偷偷的小動作和內心深處的小把戲也分毫畢現。
當然，石頭既是山野之物，又可隨時洗磨為鏡，便就誰也可以用來照人照世、表達思想、褒貶人物了。上麵說的是宮廷之碑，民間也有許多著名的碑刻成了我們曆史文化的裏程碑。如我們在中學課本裏學過的《五人墓碑記》等，其激越的思想、感人的故事與堅強的石頭一起經過曆史的風雨，仍然閃爍著理性的光芒。成都武侯祠有嶽飛書《出師表》石刻，一筆一畫如橫出劍戟，一點一捺又如血淚落地。石頭客觀公平，忠也記，奸也記，全留忠奸在青石。民間的說法就更是常書寫在石頭上。胡適說：“中國文學史上何嚐沒有代表時代的文學？但是我們不應該向那古文傳統史裏去找，應該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學裏去尋。”了解中國的政治史也應該除二十四史外，到路邊或舊宅的古石塊上去找尋。
我在看過蔡京《元祐黨籍碑》之後八年再到桂林，卻意外地見到一塊懲貪官碑。碑文為：“浮加賦稅，冒功累民。興安知事呂德慎之紀念碑。中華民國五年冬月閭邑公立。”指名道姓，為貪官立碑，彰顯其惡，以戒後人，全國大概僅此一例，其作用正如朱元璋將貪官剝皮填草立於衙堂之側。
我當記者時，在家鄉山西還碰到一件為清官立碑的事。從前山西晉城產一種稀有蘭草，歲歲進貢。然此地崇山峻嶺，崖高林密，年年因采貢品死人。就是那年我們上山時也還無路可通，要手足並用，攀岩附藤而上。有一任縣令實在不忍百姓受苦，便冒欺君之罪，謊報因連年天旱此草已絕跡，請免歲貢。從此當地人逃此苦役，百姓為其立碑。封建時代人們盼清官，所以就留下不少這類的刻石。現在武夷山的文廟裏還保存有一塊宋太宗賜立各郡縣的《戒石銘》：“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還有那塊被朱鎔基推崇引用的《官箴》碑：“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則民不敢慢，廉則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此石原為明代一州官的自警碑，到清代被一後繼者從牆裏發現，又立於署衙之側以自警，再到朱鎔基之口，是一根廉政接力棒，現存西安碑林。
大約人自從有了思想，就一天也沒有停止過利用石頭來表達它。權貴們總是想把石頭雕成一根永恒的權杖，潔身自好者就用它來磨一麵正形的鏡子，而老百姓則將它用作代言的嘴巴。無論歲月怎樣熱鬧地更替，人類演化出多少繽紛的思想，上帝卻隻用一塊石頭，就將這一切靜靜地收藏。
三
前麵說過，沒有哪一個人願意懷抱一塊冰冷的石頭。但是，這石頭確確實實每時每刻都在人類的懷抱裏溫暖著，一代代傳遞著。於是“入石三分”，那石麵石紋裏就都浸透著人文的痕跡。人們不知不覺中，除了將石頭用作生產生活的工具外，還將它用作記錄文明、傳承文化的載體。就文化的本意來說，它是社會曆史活動的積累。為了使辛苦積累的東西不致失去，石頭是最好的載體。一來因其堅硬，耐磨損，不像紙書本那樣怕水怕火；二來因其本就處在露天，體勢宏大，有較好的宣示功能。所以以石記史、以石為文就代代不絕。
人以文化心理刻石大概有這樣幾種類型。
一是為了表達崇拜，宣揚精神。最典型的是佛教的石窟、石刻和摩崖造像。敦煌、麥積山、雲岡、龍門、大足，佛教一路西來，站站都留下巨型石窟。這都要積數代人的力量才能成。像樂山大佛那樣，將一座山刻成一個大佛，用了九十年的時間，這需要何等驚人的毅力，而且必須有社會的氛圍，這隻有宗教的信仰力才能辦到。泰山後麵有一道溝，竟將一部《金剛經》全刻在流水的石麵上，每個字有桌麵之大，這溝就因此名“經石峪”。但也有的是為了宣揚其他。馮玉祥好讀書，他住廬山時心有所悟，就將《孟子》的一整段話，叫人刻在對麵的石壁上。經石峪和廬山我都去過，身臨文化的山穀之中，俯讀經文，佛心澄靜；仰觀聖言，壯心不已，你會感到一股這石頭文化特有的磅礴之力。
古人鑿山為佛的場景我無法親曆，但現代人一件借石表忠的事我倒是親自體味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在山西當記者，一天沁水縣（作家趙樹理的家鄉）的書記來找我，說他那裏出了一件奇事，也不知該不該宣揚。我到現場一看，原來是一位老村幹部為毛主席修了一座紀念堂。堂不足奇，奇的是他硬在一塊巨石上用手摳出了這座“堂”。
當時，毛主席去世不久，這位深感其恩的老村幹部，決心以個人之力為偉人建一座堂，而且暗發宏願，必須整石為屋。他遍尋附近的山頭，終於在村對麵山上找見一塊巨石，就背一卷行李、一口小鍋住在山上。他一錘一鏨，每天打石不止，積年餘之力，居然挖出一座有四米直徑之大的圓房子。老人將毛主席的像端掛正中。他又覺得山太禿，想引來奇花異草，依稀知道有一本記載植物的書叫《本草綱目》，就向衛生部寫信，衛生部居然還寄來了許多種子，我去時山上已一片青翠。當時正好農村推行改革政策，村裏就將這山承包給了老人。當初，人們都說這老人是瘋子，現在則羨慕不已。這種借堅石而表誠心的方式中外同一。上個月我從泰國歸來，那裏有一座佛城，巨大的佛殿裏，八百多塊花崗石碑全部刻滿經文。這則全靠國家的力量。
第二種是為了給後人積累知識、傳遞信息。那一年我到鎮江，在焦山寺碑林裏見到一方石頭，上麵刻有一幅地圖，名《禹跡圖》，是大禹治水、天下初定後的版圖。這幅石地圖用橫豎線組成五千八百三十一個方格，每格合百裏，比例為一比四百二十萬，上麵有山川河流及五百五十一個地理名稱。這是我見到的最久遠的地圖，它刻於宋紹興十二年（一一四二年），英國人李約瑟說這是世界上最傑出的古地圖。
現在河北保定原清直隸總督的大院內保存著十六幅《禦題棉花圖》刻石。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年），時任總督的方觀承考察北方的棉花種植生產流程後，親手繪製了十六幅工筆絹畫，圖後配有說明文字，呈送乾隆皇上禦覽。乾隆仔細研究過後，於每幅圖上題詩一首。這回皇上寫的詩也還文風淳樸，有親農愛民之情，比如第二幅的《灌溉》：“土厚由來產物良，卻艱致水異南方。轆轤汲井分畦溉，嗟我農民總是忙。”皇帝親自題詩勒石承認農民的辛苦，恐怕在中國曆史上也僅此一例。這圖文並茂的十六幅石刻永遠留在了直隸總督衙門，成為我們中國農業科技史的重要資料。人們考證，最早的木版連環畫大約可以追溯到明萬曆年間，而這《棉花圖》很可能就是第一本刻在石頭上的連環畫。
最近我到甘肅麥積山又有新的發現，這裏存有一塊刻於北魏時期的釋迦牟尼成佛過程的浮雕碑，應該是更古老的石刻連環畫。現在長江大壩已經蓄水，有誰能想到百米水下將要永遠淹沒一段石上的文化？原來在涪陵城的江麵上有一道石梁，水枯時現，水豐時沒，古人就用它刻記水文的變化。石長一千六百米，一千一百年來竟刻存了一百六十三段三萬餘字的記錄，還有飛魚圖案。考古學家習慣將地表數米厚的土壤稱為文化層。人們一代一代，耕作於斯，歇息於斯，自然就於這土層中沉澱了許多文化。那麽，突出於地表的石頭呢，自然就更要先記錄文化，它不僅是文化層，更是文化之碑，曆史之柱。
第三種是人們無意中在石上留下的關於藝術、思想和情感的痕跡。 司馬遷說“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無言的石頭麵前，豈止是“成蹊”，人們常常是誠惶誠恐地膜拜。
山東平度的荒山上至今還存有一塊著名的《鄭文公碑》，被尊為魏碑的鼻祖。每年來這荒野中朝拜的人不知有多少。那年我去時，由縣裏一個姓於的先生陪同，他說日本人最崇拜這碑，每年都有書道團來認祖。真的是又鞠躬，又跪拜。一次兩位老者以手撫碑，竟熱淚盈眶，提出要在這碑下睡一夜。於先生大驚，說在這裏過夜還不被狼吃掉？這“碑”雖叫碑，其實是山頂石縫中的兩塊石頭。先要大汗淋淋爬半天山路，再手腳並用攀進石縫裏，那天我的手就被酸棗刺劃破多處。我來的前兩年劉海粟先生也來過，但已無力上山，由人扶著坐在椅上，由山下用望遠鏡向山上看了好一會兒。其實是什麽也看不見的，隻是了一個心願。現在，這山因石出名，成了旅遊點，修亭鋪路，好不熱鬧。
人對石的崇拜，是因為那石上所浸透著的文化汁液。石雖無言，文化有聲。記得徐州漢墓剛出土，最讓我感動的是每個墓主人身邊都有一塊十分精美的碑刻，今天都可用作學書法的範本。但這在當時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喪葬配件，平常得如同墓中的一把土。許多現在已被公認的名帖，其實當年就是這樣一塊墓中普通的隻是用來幹別的事情的石頭，本與書法無關。如有名的《張黑女碑》，人們臨習多年，讚頌有加，至今卻不知道何人所寫。就像飛鳥或奔跑的野物會無意中帶著植物的種子傳向遠方。人們在將石頭充作生活用品和生產工具時，無意中也將藝術傳給了後人。
那一年我到青海塔爾寺去，被一塊普通的石頭大大感動。說它普通，是因為它不同於前麵談到的有字之石。它就是一塊路邊的野石，其身也不高，約半米；其形也不奇，略瘦長，但真正是一塊文化石。當年宗喀巴就是從這塊石頭旁出發去進藏學佛。他的老母每天到山下背水時就在這塊石頭旁休息，西望拉薩，盼兒想兒。淚水滴於石，汗水抹於石，背靠石頭小憩時，體溫亦傳於石。後來，宗喀巴創立新教派成功，塔爾寺成了佛教聖地，這塊望兒石就被請到了廟門口。
現在當地虔誠的信徒們來朝拜時，都要以他們特有的生活習慣來表達對這塊石頭的崇拜。有的在其上抹一層酥油，有的撒一把糌粑，有的放幾絲紅線，有的放一枚銀針。時間一長，這石的原形早已難認，完全被人重新塑出了一個新貌，真正成了一塊母親石，就是畢加索、米開朗琪羅再世，也創作不出這樣的傑作。那天我在石旁駐足良久，細讀著那在一層層半透明的酥油間遊走著的紅線和閃亮的銀針。紅線蜿蜒曲折如山間細流，飄忽來去又如晚照中的彩雲。而錯落的銀針，發出淡淡的輕光，刺著遊子們的心微微發痛。這是一塊偉大的聖母石。它也是一麵鏡子，照見了所有母親的慈愛，也照出了所有兒女們的慚愧。這時不分信仰，不分語言，所有的中外遊人都在這塊普通的石頭前心靈震顫，高山仰止。
當石頭作為生產工具時，它是我們生存的起碼保證；當石頭作為書寫工具時，它是我們傳承文明的載體；而當石頭作為人類代代相依、忠貞不貳的伴侶時，它就是我們心靈深處的一麵鏡子。無論社會如何進步，天不變，石亦不爛，石頭將與人相廝相守到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