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知識界長期流傳一個神話：明治維新前夕，日本民眾的識字率已高達40%以上。
這種說法，不止見於通俗曆史讀物，也見於學術著作。某部嚴肅的學術著作中，便如此說道：“江戶末期男子的識字率是40%—50%、女子是15%。武士及農村的村長之類的幹部幾乎100%識字，城市商人識字率也達到80%以上”。作者還給這段話標注了兩個注釋，顯示這種說法在學術界流傳已久。
還有一些學術論文，則將明治維新前夕日本民眾的識字率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且認為比同期的歐洲（法國）還要高：“江戶幕府末期，日本民眾的識字率高達60%—70%，而彼時的歐洲隻有20%—60%，法國則不到10%”。
這個神話，常被用來比較中國的清末新政與日本的明治維新。
許多人依據這些數據，得出結論：明治維新前夕，日本民眾的識字率遠高於中國。再將這個結論，與清末新政的失敗、明治維新的成功相結合，推導出一種認知：晚清中國的“國民性”不足，國民程度太差，是新政無法成功的重要因素；而清末新政的不成功，導致了中日兩國的國運，在近代大不相同。
國運，與國民的受教育程度之間，當然是有關係的。但“明治維新前夕，日本民眾的識字率遠高於中國”之說，卻並非史實，而是一個統計上的陷阱。
中文知識界之所以會流傳這個神話，一個重要原因，是部分日本學者也說過相似的話。比如，北岡伸一在《日本政治史：外交與權力》中這樣寫道：
在江戶初期，識字對武士來說，並不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不過，在江戶後半期，不識字的武士就是例外了。據說識字者的比例，即識字率（literacy）在幕府末期的成年男子中為40%—60%；成年女子為10%—20%。這在傳統社會是驚人的高水準，即使在現在，在此水準以下的國家也為數不少。由教育的普及帶來的各種效果，其一就是文書行政成為可能。一旦識字率超過10%，通過文書複雜有效地傳遞內容，就成為可能。①
“據說”二字，顯示北岡伸一並未考據過上述數據的真實性。
其實，江戶時代並沒有留下關於民眾識字率方麵的全麵調查。江戶時代日本識字率奇高的神話，最早產生於來到日本的西方人，比如1811年被日本俘虜的俄國船長戈洛夫寧，在他的《日本幽囚記》中說，他接觸到的日本人都擁有讀寫的能力。
雖然江戶時代沒有留下民眾識字率方麵的全麵調查，但日本學術界在這方麵也有一些研究，可供參考。比如，教育學者八鍬友広在《十九世紀的識字率調查》一書的研究結論是，在江戶晚期：日本6歲以上兒童，能寫自己姓名者，男性約為89%，女性約為39%，能寫自己的姓名和村名者，約為63.7%，能夠記賬者約為22.5%，能夠寫普通信件者約為6.8%，能夠寫普通公文者約為3.0%。
遺憾的是，中文知識界在轉述八鍬友広的這一研究結論時，往往對寫姓名與村名、能夠記賬、能夠寫信、能夠寫公文這幾個層次不加區分，籠統稱之為“識字率”。
比如，某學術著作如此寫道：
江戶末期，日本老百姓的識字率普遍得到提升。男子約40%以上，女子約10%都接受過家庭以外的教育。日本教育學者八鍬友広的《十九世紀的識字率調查》中對6歲兒童的識字率做了統計，結果顯示滋賀縣識字率高達75% （男子約為90%，女子約為40-50%），岡山縣的識字率近60%（男子約為70%，女子約為60%）。平民階層的識字率得到了極大的提高。②
單看這段表述，會很自然地產生一種“八鍬友広的研究證實了明治維新前夕日本民眾識字率極高”的錯覺。
其實，若將表述中的“識字率標準”，注明為“能夠認識、書寫自己的姓名與村名”，這種錯覺就會很自然地消失掉——所謂的“高識字率”其實很平常，主要是低標準所致。
下表是滋賀縣1877-1893年的“自署率”調查表，引自八鍬友広的論文《明治期滋賀県における自署率調查》。由該表可知，所謂“滋賀縣識字率高達75% ”，其實是“自署率有75%”——“自署率”指的是能夠寫出自己的名字和住址的比例。明治時代尚且如此，江戶末期的情況自然也不會更好。
（論文網址：https://www2.sed.tohoku.ac.jp/library/nenpo/ contents/64-2/64-2-01.pdf）
“文部省年報”における滋賀県自署率調查（率）
①“文部省年報”第5年報~第21年報にょり作成。
②數字は，六歲以上の住民のうち自署可能な者と可能でない者の比率。
③明治13年までの數值はに，當時滋賀に屬していた現在の福井の一部が含まれる。
下圖是滋賀縣、岡山縣、鹿兒島縣1886-1891年的“男女民眾不能自署率”調查。引自日本學者斉藤泰雄的論文《識字能力·識字率の歴史的推移——日本の経験》。其結論與八鍬友広的研究大體相近。（論文網址：
https://home.hiroshima-u.ac.jp/cice/wp-content/ uploads/2014/02/15-1-04.pdf）
文部省“帝國文部省年報”各年度版から作成
這種“高自署率”，與“寺子屋”的發達有直接關係。
寺子屋是明治維新之前，日本平民接受教育的主要機構，主要以庶民子弟為教育對象。據統計，江戶末期日本全國共有約15000—20000所寺子屋。
寺子的教育內容，完全以日常實用為目的。比如，流行甚廣的寺子屋教材《商賣往來》中，收錄了361個詞語，包括與商業貿易直接相關的詞匯65個、商品名稱211個，這276個詞占到了總詞數的77%。另一種供農村民眾使用的教材《農文往來》，則主要收錄農家書信中常用的單詞、短句和短文。③
明治十四年（1881年）的一份調查統計顯示，長野縣常盤村882名滿15歲以上的男人，能寫名字為76%，能寫信為4%，能讀懂告示為1%。從寫姓名到寫信、讀懂告示，二者之間，存在著斷崖式的下跌。若以前者為“識字率標準”，數據自然會很好看，但也很容易造成錯覺——畢竟，在現代日常語境裏，說一個人“識字”，往往等同於這個人擁有寫信之類的基本文字表達能力。④
比較符合常識的數據，可以參考日本國立教育研究所的《日本教育的現代化》一書中的說法：“自十八世紀以來，在全國，不僅在城市，而且在農村，都建立了寺子屋。根據不完全了解的情況看，在德川時期末期，估計大約有百分之二十的平民多少識了點字，他們當中的大多數都曾在寺子屋受過教育。” ⑤
若以相同的標準，來考察晚清中國的“民眾識字率”，也可以得出很好看的數據。
美國清史學者羅友枝（Evelyn Rawski），在《清代教育與民眾識字》一書中研究認為：“來自19世紀中後期的信息顯示，在中國，30%至45%的男性和2%至10%的女性懂得讀寫。這一群體，既包括那些具備充分的識字能力的精英階層成員，也包括處於與其相對的另一端的人士，即那些隻認識數百字的人們。粗略地說，幾乎平均每個家庭就有一位識字之人。” ⑥
羅友枝把識字能力區分為兩種，一種叫作“完全識字能力”（full literacy），另一種叫作“功能性識字能力”（functional literacy）。前者致力於學習儒家經典，後者致力於掌握日常生活所需的基本認讀書寫能力。羅友枝將“識字率”的標準放寬至“那些隻認識數百字的人們”，於是得出了晚清中國“30%至45%的男性和2%至10%的女性懂得讀寫”這樣的結論。⑦
在羅友枝之前，金陵大學教授、美國學者卜凱（John Lossing Buck），也曾利用1933年全國性的中國鄉村調查的數據，得出結論：在1930年代，中國男性“稍受教育者”約為45.2%，女性約為2.2%；中國男性識字者約為30.3%，女性約為1.2%。卜凱還親自在安徽蕪湖附近農村調查了102家農戶共計512人，結論是“已受教育者占百分之四十四”。
在卜凱之前，1924年冬至1925年春，李景漢調查了北京的1000名人力車夫，結論是：能夠閱讀白話報者為333人，無力閱讀白話報者為667人。⑧
這種以低標準統計得出的“高識字率”，主要得益於清末遍布城鄉的私塾。
乾隆時期，曾有地方官估計認為，中等縣城鄉蒙館的數量一般在200所左右。1905年廢除科舉改良私塾，部分地區曾留下私塾數量的統計，如1905年浙江嘉興有蒙館“一百數十處”，1907年杭州城內外有私塾203處（次年的數據增至280餘處），1908年安徽績溪縣有私塾328所；1909年，河南省上報稱，該省南陽、汝寧、光州三府分別改良私塾1547、2004、3284所。⑨
私塾數量上的繁榮，對應著收費的低廉。齊如山在直隸高陽縣村塾讀書，“花錢都極少，每一學生，每年不過小製錢五百文”；舒新城在湖南漵浦入塾就讀，學費也不算高，“據母親說，當時隻費了她三個半天的工夫，到秋末的棉田摘野棉花，就把我千二百文一年的學費換得了”。⑩
幕府時代的日本教育，可以區分為藩校（貴族與武士，教授如何做統治階層的合格一員）與寺子屋（平民，教授滿足日常生活所需的內容）。清末的私塾，也可以區分為“短學”（貧寒子弟，學習寫字、記賬等基本技能）與“長學”（富家子弟，學習四書五經以走科舉之道）。私塾費用本就低廉，“短學”相對於“長學”又要更為低廉；這些“短學”在平民教育中，起到了與日本“寺子屋”相似的作用。
也就是說：（1）“明治維新前夕，日本民眾的識字率已高達40%”之說，是將標準極低的“自署率”，等同於“識字率”。（2）若使用相同的低標準，則晚清中國的識字率，與日本明治維新前的識字率，並無本質區別。（3）基於“明治維新前日本民眾識字率遠高於中國”這一偽史實之上的、關於“國民程度”與“國民性”的分析，都不成立。
尊重常識，遠離統計陷阱，才能看明白事情的本相。
參考資料
①北岡伸一.日本政治史：外交與權力[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8-9.
②湯麗.日本近世平民女性的地位研究[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5:140.
③朱玲莉.日本近世寺子屋教育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④李長聲.晝行燈閑話[M].南京：譯林出版社，2015:128.
⑤日本國立教育研究所.日本教育的現代化[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0:19.
⑥尤陳俊.法律知識的文字傳播：明清日用類書與社會日常生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43.
⑦劉永華.清代民眾識字問題的再認識[J].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7,（2）.
⑧徐錫齡.中國文盲問題[M].南國書社，1932.
⑨⑩左鬆濤.變動時代的知識、思想與製度[M].武漢：武漢出版社，2011:8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