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本是無善無惡，也即是可以為善，可以為惡。告子的說法，任從何方麵考察，都是合的。他說：“性猶湍水也。”湍水之變化，即是力之變化。我們說：“心理依力學規律而變化。”告子在兩千多年以前，早用“性猶湍水也”五字把它包括盡了。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意即曰：導之以善則善，誘之以惡則惡。此等說法，即是《大學》上“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的說法。孟子之駁論，乃是一種詭辯，宋儒不悟其非，力詆告子。請問《大學》數語，與告子之說有何區別？孟子書上，有“民之秉夷，好是懿德”之語，宋儒極口稱道，作為他們學說的根據，但是《大學》於堯舜桀紂數語下，卻續之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請問，民之天性，如果隻好懿德，則桀紂率之以暴，是為反其所好，宜乎民之不從了，今既從之，豈不成了“民之秉夷，好是惡德”？宋儒力詆告子，而於《大學》之不予駁正，豈足服人？
孟子全部學說都很精粹，獨“性善”二字，理論未圓滿。宋儒之偉大處，在把中國學術與印度學術溝通為一，以釋氏之法治心，以孔氏之法治世，入世出世，打成一片，為學術上開一新紀元，是千古不磨之功績（其詳具見拙著《中國學術之趨勢》一書）。宋儒能建此種功績，當然窺見了真理，告子所說，是顛撲不破之真理，何以反極口詆之呢？其病根在誤信孟子。宋儒何以會誤信孟子？則由韓昌黎啟之。
昌黎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這本是無稽之談。此由唐時佛教大行，有衣缽真傳之說，我們閱《五燈會元》一書，即知昌黎所處之世，正是此說盛行時代，他是反抗佛教之人，因創此“想當然耳”的說法，意若曰：“我們儒家，也有一種衣缽真傳。”不料宋儒信以為真，創出道統五說，自己欲上承孟子；告子、荀子之說，與孟子異，故痛詆之。曾子是得了孔子衣缽之人，傳之子思，轉授孟子，故《大學》之言，雖與告子相同，亦不駁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