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民國二十四年），李宗吾有一個叫王善生的學生常常看到老師一個人坐在公園裏發呆。每次碰到這樣的情況，王善生都會走過去和老師打招呼，跟他攀談。
有一次又在公園見到老師，王善生問：“先生，您讀書淵博，思辨精辟，為什麽不融經鑄史、馳騁正軌，偏要驂情孤癖，獨遁左道呢？先生說的厚黑兩個字，不過是玩弄邏輯，混淆訓詁。”
李宗吾回答說：“你說我走的是左道，卻不知道這正是我的達道。所謂的達道，乃天下一二等英雄才走得通。一等為劉邦，為了要當皇帝，可以目視父母就烹而請分羹一杯。二等英雄如李世民，為了要當皇帝，忍於殺兄殺弟。三等則南奧趙佗，始欲割地自雄，終而俯首就範。第四等則虯髯客，遠走高飛，自辟一國。你所稱的大學者，融經鑄史，不過為一二等英雄耳，且他們正是為一二等英雄塗脂敷粉。三等學者，或研一子，或作小說，自以為割地矣，其實一如趙佗，如不俯首就範，不跟好一二等英雄之後，終亦不能自存。此三流的學術領域，皆無我插足之地。我不願為一二等英雄，也不願俯首一二等英雄，我隻好遠走高飛，不與人爭道。你知道麽？厚黑學者，我之‘海外扶桑國也’。”
一番話，讓人們看到了一個如此寂寞的思想家。
李宗吾知道自己是成不了經世濟用的大英雄的，也知道自己絕對成不了為大英雄塗脂抹粉的學者，於是，在看透了雲卷雲舒、潮起潮落之後，選擇了寂寞。
熱鬧從來不屬於真正的思想家。
老師的這個特點也影響了他的學生：王善生後來成為我國著名的文史學家，讀書認真、治學嚴謹，而且終身勤勉、低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