啞巴常理先將繩子係在十米高的樹幹上，在脖子套繩圈，往下跳，自身重力把頸椎扯斷，死得決絕。現場勘查並沒有外來人痕跡，他殺可能性排除。布法陣殺人目的是續命，製造詭計犯罪迷惑警方，最後的自殺使整個案件再籠上一層迷霧。
發現屍體後，向山下的警察增派人手，卻無法用言語描述方位，我跟大象、周昊帶狗下山，再讓其他警察帶狗進山，重點勘查瀑布洞，以及啞巴常理棚屋周邊，叮囑保持好屋內原狀。經過這夜折騰，我心情亢奮，大象卻露出少有的疲憊，說必須下山休息，明早才能接著調查。
隔天早上五點半，我們上山，他們倆以為沒狗找不著路，但我對路線記得一清二楚，很快來到啞巴棚屋。路上周昊對我的記憶力感到詫異，問我讀書的時候是不是成績很好，在他看來，記憶力好就是學霸。事實上，我成績隻是中下遊。
“後來我知道，記憶類型分四種，我們讀書的時候，英文單詞，課本上的重點理論，都是字符、文字、概念，這類是抽象記憶，我對這些記憶無能，英文單詞背一次，基本很快就忘光。記憶力在這塊並沒有幫助到我。課本裏麵，有太多這類內容。抽象記憶好的人才算學霸。但我不是。”我說。
周昊露出饒有興趣的表情，“那你這類是什麽記憶？”
“我這類是形象記憶。”我說，“就是以圖形、圖案為主的記憶力。我學過一種快速記撲克牌的方法，就是運用了圖形記憶，將整副撲克牌的花色跟點數以圖形的方式記下，在腦中轉化成一條現實路，在路上遇見哪些人，這樣記下來，路上的人物和標識對應每張撲克，就能很清晰牢固地記住整副撲克了。我跟朋友都學會了這一招，結果發現我快他們很多，後來我發現我對圖形的記憶力很好，可以做到過目不忘。”
大象說：“高考主要考的就是抽象記憶，你這種對圖像敏感的，更適合去學藝術，比如電影或繪畫。”
“覺悟得太晚。”我說，“我之前做了一個智商測試，分數不高，將自己的讀書成績與智商掛鉤，現在我才發現這隻是錯覺。首先，智商測試主要考的就是抽象記憶，其次，我們的教育方向更推崇抽象記憶。”
“文明是各種概念的組裝，在這個齒輪社會裏，考驗的更多是抽象記憶能力，等同於智商很正常。”大象攀上一個小坡，拍拍手掌上的灰塵反駁道。
“拯救世界靠的就是像你這樣抽象記憶超群的人。”我諷刺道，“藝術家與世無爭。”
“你知道真正的記憶大師是怎樣的嗎？”大象說，“所有人類的普遍記憶法，是按順序一步一步記住整體，先A、再B、最後C，得出D.我們的邏輯也都是線性的，但非線性記憶法，不去記住一個單詞字母的順序，不去記讀音，將字轉換成腦中的一個圖案整體記下來，每個字都是獨一無二的圖案，視線一掃，整頁紙上的文字就變成圖案記下來了。整副撲克是一個圖案，程序是一個圖案，公式是一個圖案，哲學是一個圖案。”
“我們接下來勘查的現場，也是一個圖案。”眼前就是啞巴常理的棚屋，我將話題收尾。
棚屋空間三十多平方，東南角放一張床，床掛蚊帳。床邊有一個衣櫃，西南角放一張木桌，中間空地有一張飯桌和椅子，飯桌中央有半根蠟燭。地上是一個盛半桶水的塑料桶。門右邊牆板上掛著一麵長一米寬半米的鏡子，西北角落有把掃帚和竹匾，竹匾裏麵有碎發。木桌抽屜中有一把理發專用剪刀，一把理發用的剃刀。看來啞巴常理是自己理發。門左邊的空地上，有一個畫架，旁邊濺滿顏料點。啞巴常理平時會畫畫，在衣櫃抽屜裏，我們翻出了他的畫作，顏色偏暗色調，內容都比較低迷，黑狗站懸崖眺望；有人躺在遊船上，船在湖心不動；一個人在樹上上吊，底下落滿紅花，像是給自己畫了遺像。
“畫得真不錯。”周昊將畫拿給我看，又加一句，“對不對？”
“不僅不錯，”我說，“還非常專業，不說是殺人犯的作品，可以賣個高價。”
大象沒有說話，在看抽屜裏一個鐵盒內的照片。
啞巴常理並非單身漢，在那些照片裏，可以看出他之前的家庭人員，有一位婦女，應該是他母親。有一位小孩，看樣子大概三四歲，是他的兒子。還有一位女子，長發，身高大概在一米六左右，看不清樣貌，因為在為數不多的照片中，她的臉都被利器劃掉。
“有試過聯係常理家鄉那邊的親人嗎？”大象問周昊。
“按身份證的地址查了下，那個村現今基本荒廢，啞巴當時的口供是父母去世，沒查出什麽來。”
“身份證在檔案室那邊嗎？”大象問。
“嗯，身份證我查了，是真的。”周昊拿出手機，“我當時拍了下來。”
我看了身份證照片，再對比啞巴常理較年輕時的照片，發現這兩個人不像同一個人，“感覺這不是常理本人。”
“啊？”周昊邊對比照片，邊說，“都不是同一個時期的照片，當然有一些差別了。”
“臉型會變，五官會變，”我說，“但五官的比例不會變，整容都很難改變。這個身份證的人，像啞巴常理，但我認為不是他，你看這兩個五官的比例，沒看出不同嗎？”
“單靠身份證上的一寸照，很容易將人混淆，但是我們現在沿用的識別法仍舊是人眼，用肉眼分辨五官比例，是很難看出來的，這對犯罪分子來說是個漏洞。”大象又說，“我也分辨不出這兩副長相的差別，不過我同意阿雷的看法，畢竟他是圖像記憶大師。”
“不信將兩副五官放大重疊在同一個畫麵上，就能看出兩者眼睛的間隔的差別，還有嘴鼻連線的角度也不對。”我說，“我懷疑這是別人的身份證。”
“這是張真的身份證，”大象補充，“隻不過這張身份證上的常理可能是另外一個人。調查一下這個常理的身份，看看能不能對得上凶手的家庭組成。從這些老照片上推測，他是單親家庭，隻有一個母親，結過婚，生有一個兒子。他應該愛母親，不然不會留存有多張母親的照片，而來此地隱居，應該是兩個原因疊加，先被女人背叛，女人可能將兒子帶走，強烈的恨意讓他將女人的臉孔劃掉。之後母親去世。他離開家鄉，有人稱他六年前就來過這裏，狗是三四年前養的，假定他34歲的時候來這裏，偷身份證是要為犯罪做準備，為什麽要等這麽久？”
“在離家之前，他會不會已經有罪在身？比如將妻子殺害。偷身份證預防檢查。”我說。
“有這個可能性，”大象說，“但是，從這些劃掉臉部的照片上看，他對妻子仍有非常強烈的恨意，如果把人殺死了，已經報了仇，理應不會帶著這麽深的恨意了。”
“看來現在最重要的事，是搞清啞巴的真實身份。”周昊說，“如果身份證真的是啞巴偷的，那他勢必接觸過被偷人，找出真的常理，問他曾經有沒有接觸過一個啞巴，或許能有突破。哪怕沒有接觸，啞巴是同村人，或者鄰近人的可能性也會很大。根據你的畫像一篩，很容易找出他。”
“就怕不會這麽順利。”大象眼睛看向某處，沒有焦點，回過神來，“我們再來想想啞巴常理——先把他叫作常理，犯罪的動機。”
“他做了一整套法術的步驟，將屍體暴露在樹林中，是為了續命。”大象說，“但犯罪之後卻自殺了，這跟他的動機相悖。”
“他發現我們懷疑到他，怕會被抓住，畏罪自殺呢？”我問。
“畏罪自殺的話，也太早了點。”周昊說，“犯罪之前，他就已經做好了自殺的打算，給寵物狗店主一萬塊寄養費，還有吃了一頓豐盛晚餐。之後我們對他隻做了一次例行口供，還沒掌握證據呢，我們第二次去找他，他已經上山自殺了。一般畏罪自殺都是到了無法擺脫嫌疑的時候。”
大象說，“他冒了這麽大的險殺人做法，是因為自己命不久矣，需要續命，說明他的求生欲很強，發現警察懷疑他，正常的反應是逃跑，結果卻不是。我認為我們一開始的動機推錯了。”
“他殺人並不是為了達到某種邪術目的？”
“對。”大象說，“絕對不是什麽續命，我們一開始推測之所以在樹林作案，是因為樹林的地點符合風水要素，其實不是，在我看來，是因為這個地方，能讓駭人的凶殺案快速被遊客發現，傳播開來。凶手的動機，是在人流密集的地方，大範圍傳播‘恐懼’。目的實現之後，他就在這個無人問津的地方自殺了，他不會預料到我們能找到這個地方。”
“單靠他自殺而做出這樣的動機推斷，並沒有比畏罪自殺更有說服力。如果啞巴傳播‘恐懼’，完全不用費心去製造那個不在場證明，照樣可以達到目的。”我說。
“我認為，他冰凍屍體，是為了誤導警方，一樁破獲不了的懸案，對公眾來說更具有神秘力，疑案的傳播效果曆來更廣，因為公眾可以往裏麵添加惡意、陰謀論。”大象說，“但是，啞巴常理並沒有如你所說，去費心製造不在場證明，相反，我現在發現那個完美的不在場證明純屬偶然。”
“偶然？”周昊驚訝。
“我們來回看案情裏麵的時間關係。”大象拿出筆記本，在紙上寫，“昨天，17號，命案發生，法醫檢查屍體的時間是早上五點，推測的死亡時間是16號的晚上八點到九點半，16號晚上七點到十一點，是常理的不在場時間，他完美避開了作案的可能，這裏麵的時間對應太精準了。所以我特意谘詢了法醫一個問題：一個人通過冰凍屍體的手段，能否做到將死亡固定在某個時間區間？”
以目前的屍檢水平，凶手通過一些手段，確實可以將死亡時間提前或延後，但是，即使專業的法醫，都無法將死亡時間固定在他想要的時段。因為這期間有很多不可控因素——屍體曝光的時間、死者體質、環境溫度、濕度，都會對偽造的死亡時間構成影響。
“也就是說，常理冰凍屍體，確實讓法醫做出誤斷，但是他不可能做到讓法醫將死亡時間定在16號晚上八點到九點半這個區間，然後再去製造對應的不在場證明。”大象說。
“意思是說，法醫推測死亡時間，也有可能是16號的早上或下午。”周昊說。
“對，凶手靠死亡時間來製造不在場證明，因為不知道法醫會將死亡時間定在哪個時段，保險起見，他會準備很多不在場證明來應對。但常理沒有這麽做，他隻準備了一個寄養狗的不在場證明，所以反而不像是不在場證明，更像是他本來有的計劃。”大象說。
“他隻要照常工作，山上的監控就會為他作證的呀，這些也都是不在場證明啊。”我說。
“我看了16號當天的山路監控，常理並沒有出現。”大象說。
“這不就得了，他去別的地方製造不在場證明。隻不過我們沒問而已。”我說。
“製造不在場證明，你會選擇在這個棚屋嗎？”大象轉問周昊，“你調查過常理之前出現在山路的監控攝像，有沒有拍下15號那天常理的監控畫麵？”
周昊調出手機相冊，“還真有，當時我不是去查他的走動路線嗎？發現他16號沒走岔口山道，但之前卻都走這條道。這是15號我拍下的岔口處監控畫麵，當時他往山道上走，抬頭看了一眼監控，很可疑，我拍了下來，但畫麵比較模糊。”
大象看了監控畫麵，拿給我看，“記憶大師，你看看這張照片，想一想，跟你昨天晚上在寵物店監控視頻裏看到的常理有什麽不同。”
“啊，他是左撇子？”我看了一眼，發現他將扁擔放在左肩上，快速說。
“這是因為監控畫麵是鏡像呈現，左右互換了。”大象指出。
“我再仔細看看，”我給自己找了個台階下，“身上穿的衣服不同。”
“還有呢？”
我認真想，將這兩個人物形象在腦中重疊，終於找到大象想要的答案，"15號跟16號的常理的最大差別，是頭發。”
“對，常理犯罪當天16號晚出現在寵物店的時候，頭發是理過的，但15號還沒理發。也就是說，16號白天，他待在這個棚屋，用自己的理發工具為自己理了發，牆角的竹匾盛有碎發，理完發，他洗了個澡，換了衣服，這棚屋至今還充斥一股香皂味未散，西北屋角有肥皂幹沫。因為他要將愛狗送走了，心中不舍，在棚屋周邊跟狗玩了一會兒。之後他才帶狗下山，去了城裏的寵物狗店。”大象說。
周昊想了想，說，“這不對啊，你說他去寄養狗是本來的計劃之一，我還是之前那個論調，這不像是一個挑山工會做的事。”
“在隱居這座山之前，”大象說，“他並不是一個挑山工。”
大象讓我們看常理存的照片，從照片的房間背景，可以依稀看出格局和家具，不是富裕之家，至少也不是底層人。其中有一些出遊照，是十多年前的北京、上海、深圳、澳門景點照片。千禧年前後去這些大城市景點遊玩，說明常理之前的生活水平並不低。
“看這兩張照片，房間裏左邊出現了一條黃色狗尾巴，還有這張，他的兒子騎在一隻金毛身上，這也證實了他之前的生活有養狗經曆。所以，臨死之前，將愛狗寄養寵物店，希望遇上一個好人家，是符合他的行為的。”
周昊用手捋了捋額前頭發，“要遭受怎樣的變故，才會選擇來這樣一座山中當挑山工呢？”
“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大象說，“可以說，找出真正的答案，這個案子的眉目就清晰了，很多東西物歸原位。”
“單親家庭，自身殘疾，被妻子背叛，兒子走失或死亡，母親去世。這些表麵可以推測出來的遭遇，構成了常理的絕望。絕望之人，會尋死，但有的人是偷偷死，有的人會報複之後死。常理等了這麽久才自殺，可能是因為他終於實現報複目的了。以‘紅鬼’案作為開端，這個真正的幕後凶手借法術殺人續命的外衣，來吸引病入膏肓的教徒，有的人，像一飛，是真的相信續命，但有的人，像常理和我們之前遇到的張延實案，他們是想借駭人連環凶殺案向社會進行報複，也就是我一開始說的，傳播‘恐懼’。他們是真正絕望之人，他們想死前，做一些掙紮，表達憤懣。”大象說。
三月初春時，67歲的退休醫生張延實，在淩晨將對麵樓的小孩脅迫進屋，掐死，然後將屍體吊在房間的吊扇上，周昊通過張延實口供的漏洞，將他定為嫌疑人，最後在他的垃圾中發現了作案工具。當時我們都認為，患有糖尿病的張延實，作案動機是迷信續命，但是兒女皆離家，他獨身生活，孤獨絕望，求生欲很低，痊愈和長壽對他都不再有吸引力。真正的動機，跟常理一樣，是傳播完恐懼，然後赴死。
“還有一樣東西可以論證常理的絕望，他的畫。畫得這麽好的人，哪怕隨便在山底下支個攤，幫人畫像，也比做挑山工輕鬆和來錢快，但他並沒有那麽做。這可以說明，第一，他是真的愛畫畫，第二，他對生活得更好沒有欲望。畫畫可能並沒有給他帶來好的回憶，所以他隻能偷偷畫，在這裏畫。看他對畫作的處理，隨便堆積在衣櫃內，並不珍惜。畫畫隻是他放空或發泄的一種途徑，這也可以解釋他畫中的內容都很陰鬱的緣故。”
大象接著說，“當一個藝術者隻靠體力活謀生時，一定是真正的絕望。真正的絕望者，會一直任其下墜，不會做向上爬的念想。剝除掉這個係列法術案的續命外衣，我們可以這樣想，紅鬼，這個幕後殺手，他創辦了一種邪教，拉攏患絕症或徹底絕望的教徒，喚起他們內心的惡念，讓他們在死前殺人，完成某種報複。為了說服絕望者，他可能會做一些事回報這些人，比如殺掉他們想要報複的人。”
我說，“比如常理的妻子。”
“讓常理耿耿於懷的，就是他劃掉樣貌、背叛他的妻子，現在，我們要查凶手常理的真實身份，以及他妻子的下落。從兩個方向著手查，一個是查身份證上的真實常理，看他曾經有沒有接觸過啞巴，另一個是查凶手，通過這些照片線索來查。找出凶手再找出他的妻子，而且他的妻子很可能已經死了。”大象將啞巴常理的照片悉數整理好，放進一個密封袋裏。
這個案子告一段落，周昊須回武漢，大象拜托他幫忙調查一下真常理的真實身份。順便查一下張延實是否有過仇人，以及目前這個仇人是否還在世。大象將這些照片全複製一份，回去仔細留意裏麵的事物特征，看能拚湊出多少啞巴常理的身份信息。我整理啞巴的畫作，複印回去看看有什麽線索。
“你們說，我們這麽快就破獲了這樁樹林凶殺案，會不會有獎勵啊？”下山的時候，我看大象仍眉頭緊蹙，開了個話題。
“應該會有。”周昊也有點心不在焉。
“接下來恐怕不太明朗。”大象從坡上跳下，“當殺人的動機是傳播恐懼的時候，是最難應付、最棘手的犯罪。”
周昊補充道：“也是警方最擔心遇到的案子，因為凶手都不惜命，犯罪目標都是隨機的，範圍廣，各節點之間也很少有關聯。”
“這種全國性的犯罪，是不是會快速成立專案組，定期限，集中力量偵破？”我問。
“嗯，”周昊說，“但遇到這樣的案子，最優先級，是封鎖消息源，阻斷傳播，並加大力度監管，草木皆兵，必要時會用強製手段調查可疑對象。”
“比如？”
“比如，外國要搜查嫌疑人房屋，需要向法院申請搜查令。我們比較曖昧。”
原來“曖昧”一詞也可以用在這麽嚴肅的事情上，我問，“那這起係列案件接下來最糟的走向會是什麽？”
大象拿出手機，並不直接回答，“對了，記憶大師，我這還有一道題要問問你。”
是兩張圖，百元人民幣的正麵和反麵。大象問，“你看像什麽？”
“論顏色和圖案的布局，最像台幣100元。”我站定沉思了一會兒，不知大象葫蘆裏賣什麽藥，隻有按照我的認知，在腦中搜索對比各國鈔票圖案回答。
“不對。”大象說。
邊走邊想，“啊，我知道了，像那種高度仿真的冥幣。”
“最後一次機會。”
我思索大象問這個奇葩問題的理由，錢是放在一張桌子上，為什麽是圖片？為什麽不拿出現金給我辨別，“給點提示。”
“錢是從啞巴常理出租屋內的桌子玻璃底下拿出來拍的。”
哦，是假鈔，想通了，“像真的100元。”
“有時一個東西的真相，哪怕是圖形記憶大師，也不可能單靠視覺就做出準確判斷。必須綜合形象、認知、邏輯和觸感，才能貫穿因果。”大象說，“接下來最糟糕的走向，是這些實為傳播恐懼的連環凶殺案，會借以邪術犯罪的驚悚外形，快速複製並流傳全國。”
大象的擔憂不到十分鍾就被驗實，我們到達山下管理處，是早上十點。管理處裏麵人員密集，包括昨天三位西裝人，他們表情複雜地看向進門的我們，將我們召集到一個角落，悄聲說：
“剛剛接到消息，又同時出現了三起同類命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