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一八”事變時，由於張景惠和日寇的相互勾結利用，日寇關東軍參謀板垣征四郎曾給了張景惠三千支槍和一些彈藥，讓他編成一支警察隊，替日寇對東北的侵略和對人民的鎮壓做幫凶。後來在日寇多門二郎師團侵占齊齊哈爾之後，這支叛國助敵的偽警察隊便替日寇守備齊齊哈爾，使日寇騰出兵力來擴大侵略，進一步鎮壓人民。因此日寇關東軍就以黑龍江的省主席的釣餌，使他做出更有利於日寇的罪惡活動，當馬占山投降了日寇後，又把他任命為偽東省特別區行政長官，而把黑龍江主席的地位給了馬，這就是張景惠在偽滿政權成立之前和日寇關東軍互相勾搭的概略情況，也就是張之後出席所謂“四巨頭”賣國會議的一個基點。
另一個賣國賊就是曾有長期親日曆史，專靠親日起家的於衝漢，他是想靠親日老牌子，利用當時的混亂局勢，企圖獨樹一幟，對於我既是表現著不即不離的態度，對於地方實力者以及土豪劣紳兼而有之的“文治派”，也是想以老交情作為暗送秋波的一點靈犀，來維持一個他們所謂的老朋友的勢力圈子。同時，對於日寇的親信走狗如趙欣伯等，他也同樣表示了虛懷包容的器量，好借此拉攏他們。
在“九一八”事變後，這個大漢奸於衝漢首先便自告奮勇地成立了偽奉天省“地方自治指導部”和省內各縣開始了正式聯係，派專人到各縣做所謂宣撫工作，拚命替日寇的侵略行為做辯護，甚至說成是仗義援助，旨在鏟除張家父子的軍閥統治勢力。並揚言日寇毫無領土野心，讓人民安心生產，不要亂動，借此安撫當時惶惑不知所措的一般人民的心。還催促各縣也都成立所謂地方自治機構，在縣長沒有走開的地區，就使縣長擔任該會的委員長；對於縣長已離去的地方，則扶助當地的土豪劣紳，來擔當維持局麵（“治安”）的責任。因此對於缺乏鎮壓人民武器的地方，還負責向日寇交涉，撥給相當的槍支彈藥；對於缺乏經費的地方，則負責交涉使官銀號通融以需要的金錢。於是很快就對省內紛紛起來要抗日的人民群眾，給以嚴重的打擊，因而更大大地幫助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