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譜這種著述，比較的起得很遲；最古的年譜，當推宋元豐七年呂大防作的《韓文年譜》、《杜詩年譜》。作年譜的動機，是讀者覺得那些文詩感觸時事的地方太多，作者和社會的背景關係很切；不知時事，不明背景，冒昧去讀詩文，是領會不到作者的精神的：為自己用功起見，所以作年譜來彌補這種遺憾。不過初次草創的年譜，組織自然不完密，篇幅也非常簡單；拿現在的眼光去看，真是簡陋的很。
但是自從呂大防那兩部年譜出世以後，南宋學者作年譜的，就漸漸加多了，到明、清兩代簡直“附庸蔚為大國”，在史學界占重要位置。起初不過是學者的專利品，後來各種人物都適用了；起初不過一卷二卷，後來卻增至數十卷了。就中如《阿文成公年譜》有三十四卷，比較呂大防的作品相差就很遠。
作年譜的方法，經過許多學者的試驗發明，也一天比一天精密；自從初發生到現在，進步的迅速，不能不使我們驚異。
甲 年譜的種類
年譜的種類可從多方麵去分：
（一）自傳的或他傳的
本人作自傳，歐洲、美洲很多，中國比較的少；但中國也不過近代才不多，古代卻不少。《太史公自序》便是司馬遷的自傳；《漢書敘傳》便是班固的自傳；《論衡自紀》、《史通自敘》，便是王充、劉知幾的自傳；《漢書·司馬相如傳·揚雄傳》所采的本文，便是司馬相如、揚雄的自傳，這可見自傳在中國古代已很發達了。
由自傳到自傳的年譜，勢子自然很順；但自傳的年譜起得很晚，清康熙時孫奇逢恐怕是最早的一個。
孫奇逢作得很簡單，隻有些大綱領；後來由他的弟子補注，才完成了一部書。同時稍後，黃宗羲也自作一部年譜，可惜毀了，不知內容怎樣。
此外，馮辰做的《李恕穀年譜》前四卷，實際上等於李塨自己做的，也可歸入自傳年譜一類。我們知道李塨是一個躬行實踐的人，對於自己的生活是毫不放鬆的。他平時把他的事跡思想，記在他的《日譜》上麵，用來做學問的功夫，和旁人的日記不同。這種《日譜》不但可以供後人仿效，不但很有趣味，而且可使後人知道作者思想的進步，事跡的變遷，毫無遺憾。所以馮辰編《李恕穀年譜》，單把李塨《日譜》刪繁存要，便成功了。這年譜完全保存了《日譜》的真相，而且經過李塨的手定，簡直是李塨自著似的（但第五卷是劉調讚續纂的，不是根據李塨的《日譜》，所以又當別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