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谱这种著述，比较的起得很迟；最古的年谱，当推宋元丰七年吕大防作的《韩文年谱》、《杜诗年谱》。作年谱的动机，是读者觉得那些文诗感触时事的地方太多，作者和社会的背景关系很切；不知时事，不明背景，冒昧去读诗文，是领会不到作者的精神的：为自己用功起见，所以作年谱来弥补这种遗憾。不过初次草创的年谱，组织自然不完密，篇幅也非常简单；拿现在的眼光去看，真是简陋的很。
但是自从吕大防那两部年谱出世以后，南宋学者作年谱的，就渐渐加多了，到明、清两代简直“附庸蔚为大国”，在史学界占重要位置。起初不过是学者的专利品，后来各种人物都适用了；起初不过一卷二卷，后来却增至数十卷了。就中如《阿文成公年谱》有三十四卷，比较吕大防的作品相差就很远。
作年谱的方法，经过许多学者的试验发明，也一天比一天精密；自从初发生到现在，进步的迅速，不能不使我们惊异。
甲 年谱的种类
年谱的种类可从多方面去分：
（一）自传的或他传的
本人作自传，欧洲、美洲很多，中国比较的少；但中国也不过近代才不多，古代却不少。《太史公自序》便是司马迁的自传；《汉书叙传》便是班固的自传；《论衡自纪》、《史通自叙》，便是王充、刘知几的自传；《汉书·司马相如传·扬雄传》所采的本文，便是司马相如、扬雄的自传，这可见自传在中国古代已很发达了。
由自传到自传的年谱，势子自然很顺；但自传的年谱起得很晚，清康熙时孙奇逢恐怕是最早的一个。
孙奇逢作得很简单，只有些大纲领；后来由他的弟子补注，才完成了一部书。同时稍后，黄宗羲也自作一部年谱，可惜毁了，不知内容怎样。
此外，冯辰做的《李恕谷年谱》前四卷，实际上等于李塨自己做的，也可归入自传年谱一类。我们知道李塨是一个躬行实践的人，对于自己的生活是毫不放松的。他平时把他的事迹思想，记在他的《日谱》上面，用来做学问的功夫，和旁人的日记不同。这种《日谱》不但可以供后人仿效，不但很有趣味，而且可使后人知道作者思想的进步，事迹的变迁，毫无遗憾。所以冯辰编《李恕谷年谱》，单把李塨《日谱》删繁存要，便成功了。这年谱完全保存了《日谱》的真相，而且经过李塨的手定，简直是李塨自著似的（但第五卷是刘调赞续纂的，不是根据李塨的《日谱》，所以又当别论）。
为研究历史的方便起见，希望历史的伟大人物，都能自作《日谱》，让后人替他作年谱时，可省许多考证的工夫。然而这种希望何时达到呢。在这上，他传的年谱便越发需要了。
他传的年谱又可分同时人作的，和异时人作的二种：
（1）同时人当然是和谱主有关系的人，或儿子、或门人、或朋友亲故。这类人作的年谱，和自传的年谱价值相等，其中最有名的要推《王阳明年谱》，那是许多门人搜辑资料，由钱德洪编著的。他们把王守仁一生，分作数段，一个人担任搜辑某年到某年的事迹，经过了许多人的努力，很长久的时间；
后来有几个人死了，幸亏王畿罗洪先帮助钱德洪才作成。这部年谱总算空前的佳著。但后来又经李贽的删改，添上了许多神话，便不能得王守仁的真相了。前者在《王文成公全书》内，后者在《四部丛刊》内，我们须分别看待。
此外，《刘蕺山年谱》最值得我们称赞，因为是蕺山的儿子刘汋（伯绳）做的。邵廷采（念鲁）谓可以离集别行，不看本集，单看年谱，已能知谱主身世和学问的大概。这类有价值的很多，如李塨的《颜习斋年谱》，李瀚章的《曾文正公年谱》。
（2）异时人作的年谱真多极了。他们著书的原因，大概因景仰先哲，想彻底了解其人的身世学问，所以在千百年后做这种工作。这里边最好的要算王懋竑的《朱子年谱》，和同时人作的有相等的价值。
固然，有许多事情，同时人能看见，而异时人不能看见；却也有许多事情，异时人可考辨得很清楚，而同时人反为茫昧的：所以一个人若有几部年谱，后出的常常胜过先出的。现在姑且不讲，留在下节讨论。
（二）创作的或改作的
同时人所作的年谱固然是创作；异时人所作的年谱，若是从前没有人做过，便也是创作。创作的年谱经过了些时，常有人觉得不满意，重新改作一部，这便是改作的年谱。改作的大概比创作的好些，只有李贽的《王阳明年谱》是例外。但我们要知道改作是一件不得已的事情，如果没有特别见地，自然可以不用改作；改作了，也不可埋没作者的艰苦。因为创作者已作好了大间架，改作者不过加以小部分的增订删改而已。无论什么历史，我们固然不能说只可有创作，不可有改作；但也不能因有了改作的以后，就把创作者的功劳没了去。
有些人不止一部年谱，甲改作了乙又改作。如《朱子年谱》有李方子、李默、洪去芜、王懋竑四种；
《顾亭林年谱》有顾衍生、吴映奎、徐松、胡虔、张穆五种；《元遗山年谱》有翁方纲、凌廷堪、张穆三种；《陶渊明年谱》有吴仁杰、王质、丁晏和我作的四种，大概越发晚出，越发好些。
（三）附见的或独立的
我们如果想作一部某人的年谱，先须打定主意，到底是附在那人文集后面呢，还是离集而独立。附见的要使读本集的人得着一种方便，独立的须要使不读本集的人能够知道那人身世和学问或事业的大概：主意定了，才可以着手去做。
本来年谱这种书，除了自传的或同时人作的以外，若在后世而想替前人作，非那人有著述遗下不可。
没有著述或著述不传的人的年谱，是没有法子可作的，除非别人的著述，对于那人的事迹，记载十分详明才行。所以年谱的体裁不能不有附见和独立二种。
这二种的异点，只在详略之间。附见的年谱应该以简单为主，注重谱主事迹，少引谱主文章。因为读者要想详细知道谱主的见解和主张，尽可自己向本集去寻找专传后面，有时也可附录年谱或年表；那种年谱也和附见本集的一样，越简越好。独立的年谱却恰不同，越简越不好。他的起源，只因本集太繁重或太珍贵了，不是人人所能得见、所能毕读的；为免读者的遗憾起见，把全集的重要见解和主张，和谱主的事迹，摘要编年，使人一目了然。这种全在去取得宜，而且还要在集外广搜有关系的资料，才可满足读者的希望。合起二种来比较，独立的恰似专传，附见的恰似列传；列传与附见的年谱须简切，专传与独立的年谱须宏博。
（四）平叙的或考订的
倘使谱主的事迹，没有复杂纠纷的问题，又没有离奇矛盾的传说，历来对于谱主事迹，也没有起个什么争辩，那么，简直可以不要费考订的笔墨；纵使年代的先后不免要费考订的工夫，但也在未落笔墨之前，不必写在纸上，这种叫做平叙的年谱。它的重要工作，全在搜罗的丰富，去取的精严，叙述的翔实。《王阳明年谱》、《曾文正公年谱》便属这种。创作的固然可以平叙，改作的也未尝不可。
翻回来说，要考订的年谱，正多着呢。约计起来，共有三种：
（1）谱主事迹太少，要从各处钩稽的 例如王国维作《太史公系年考略》，因为太史公的事迹在《史记》、《汉书》都不能有系统的详细的记载，所以很费了一番考订功夫，而且逐件记出考订的经过，记载的理由来。这是很应该的。因为不说个清楚，读者不知某事何以记在某年，便有疑惑了。倘若要作孟子、墨子一般人的年谱，这是很好的模范。但作起来却不容易：孟子在《史记》虽有传，却有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如先到齐抑先到梁？主张伐燕，在齐宣王时代抑在齐滑王时代？都是要费力考订的。墨子的事迹更简，《史记》只有十余字，我们应该怎样去钩稽考订叙述呢？总说一句，年代久远，事迹湮没的人，我们想替他作年谱或年表，是不能不考订的。
（2）旧有的记载把年代全记错了的 例如陶渊明，《宋史》、《昭明太子》、《晋书》各传，都说他年六十三，生于晋兴宁三年，其实都错了。我替他作年谱，从他的诗句里找出好些证据，断定他年只五十六。生于晋咸安二年。这么一来，和旧有的年谱全体不同了。旧谱前数年的事，我都移后数年。
这种工作，和《太史公系年考略》稍异。他用的是钩沉的工夫，我用的是订讹的工夫。前人作了不少的《陶渊明年谱》，都不会注意到此。其实无论那个谱主的生年数一错，全部年谱都跟着错了。此外如谱主的行事，著作的先后次序，前人的记载也不免常有错误，都值得后人考订。例如王阳明编《朱子晚年定论》，说那些文章是朱子晚年作的，其后有许多人说他造谣：这实是一大问题。假使朱子的行事及著作的先后，早有好年谱考定了，便不致引起后人的争辩。专传列传都不能做详细考订工作；
年谱的责任，便更重大了。
（3）旧有的记载故意诬蔑或观察错误的 如《宋史·王安石传》对于王安石的好处，一点不说，专记坏处，有些不是他的罪恶，也归在他身上了，因为作《宋史》的人根本认他是小人。后来蔡上翔作《王荆公年谱》，把《王荆公文集》和北宋各书，关于谱主的资料，都搜辑下来，严密的考订一番，详细的记述成书。我们看了，才知道作《宋史》的人太偏袒王安石的敌党了，把王安石许多重要的事迹都删削了，单看见他的片面，而且还不免有故入人罪的地方。像这种年谱，实有赖于考订。倘无考订的工夫，冒昧的依从旧有的记载，那么，古人含冤莫白的，不知有多少了。但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似乎不免超过了考订的范围，有许多替王安石辩护的话，同时写在考订的话之后；辩护虽很不错，却和考订的性质有点不同了。
总结上面四种年谱种类说几句话，就是我们要想作年谱先要打定主意，想做的是那一种，是创作的呢，还是改作的？是独立的呢，还是附见的？是平叙的呢，还是考订的？主意定了，才可以动手。
乙 年谱的体例
接着的便是年谱的体例问题，我们须得讲个清楚，使学者知道年谱怎样作法。
（一）关于记载时事——谱主的背景
世上没有遗世独立的人，也就没有不记时事的年谱。伟大的人，常常创造大事业，事业影响到当时人生，当然不能不记在那人的年谱上。就是活动力很小的人，不能创造大事业，而别人新创造的事业，常常影响到他身上，那么，时事也应占他年谱的一部分。不过谱主的趋向既各不同，年谱记载时事，自然也跟着有详有简。详简的标准，我们须得说一说：
譬如陈白沙是荒僻小县的学者（我的乡先辈），不曾做过教学以外的事业；生平足迹，只到过广州一次，北京两次；生的时世又很太平：简直可以说他和时事没有直接的关系。倘使替他做年谱，时事当然少记。又如钱竹汀的科名虽然不小，但只做了几年闲散的京官，并没有建设什么功业，到了中年，便致仕回里，教书至死，生的时世也很太平。我们要想把时事多记些上他的年谱，也苦于无法安插。
又如白香山的诗，虽很有些记载社会状况的，生的时世虽很纷乱，但他不曾跑进政局和时事还没有直接关系，不过总算受了时事的影响。倘使我们替他做年谱，时事自然可以记载些。像这类纯粹的学者、文人，和时代的关系比较的少，替他们做年谱，要记载时事，应该很简切，假使看见旁人的年谱记时事很详，也跟样，那可错了。
反面说，学者，文人，也有根本拿时代做立脚点的。例如顾亭林，虽然少做政治活动，而他的生涯完全受政治的影响，他的一言一动几乎都和时代有关系。假使他的年谱不记时事，不但不能了解他的全人格和学问，而且不能知道他说的话是什么意义。从晚明流寇纷起，满洲人入关得国，到明六王次第灭亡，事事都激动他的心灵，终究成就了他的学问。像这类人虽然没有做政治活动，他的年谱也应该记载时事，而且须记详细些。若谱主正是政治家、当轴者，那更不用说，无论是由他创造的事业，或是有影响于他身上的时事，都应该很详细的记入他的年谱。
有一种文人，和当时的政事有密切关系。假使他的年谱不记时事，我们竟无法看懂他的著作，认识他的价值，而时事亦即因此湮没不少。例如一般人称杜甫的诗为诗史，常常以史注诗，而不知诗里便有许多史册未记的事。又如顾亭林的诗，影射时事的也不少，其中有一首，记郑成功张煌言北伐至南京的一事，说张煌言曾与李定国定期出兵，因路远失期，以致败走。假使《顾亭林年谱》不记时事，怎么知道这诗所说何事？即使知道了郑张北伐的事，不端详诗句的隐义，也会湮没了张李相约的轶闻。
所以谱主的著作，和年谱对看，常有相资相益之处；而年谱记载时事，也因此益觉重要。
大概替一人作年谱，先须细察其人，受了时事的影响多大？其人创造或参与的时事有几？标准定了，然后记载才可适宜。
曾国藩是咸丰同治间政局唯一的中心人物，他的年谱记载时事应该很详细。除了谱主直接做的事情以外，清廷的措施，偏将的胜负，敌方的因应，民心的向背，在在都和谱主有密切的关系，如不一一搜罗叙述，何以见得谱主立功的困难和原因？我们看李瀚章做的《曾文正公年谱》，实在不能满足我们这种欲望。因为他只叙谱主本身的命令举动，只叙清廷指挥擢黜谕旨，其余一切，只有带叙，从不专提。使得我们看了，好像从墙隙中观墙外的争斗，不知他们为什么有胜有负！虽然篇幅有十二卷之多，实际上还不够用。倘然有人高兴改做，倒是很好的事情；但千万别忘记旧谱的短处，最要详尽的搜辑太平天国的一切大事，同时要人的相互关系，把当时的背景写个明白，才了解曾国藩的全体如何。
假如要作李鸿章的年谱，尤其要紧的是要把背景的范围扩大到世界各强国。因为李鸿章最初立功，就因利用外交，得了外国的帮助，才和曾国藩打平太平天国。假使不明白各国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如何知道他们成功的原因。后来他当了外交的要冲，经过几次的国际战争，缔结几次的国际条约，声名达于世界。他诚然不善于外交，丧失了国家许多权利；但我们要了解他为什么失败？为什么事事受制于人，除了明白中国的积弱情形以外，尤其需要明白世界的大势。因为十九世纪之末，自然科学发达的结果，生产过剩，欧洲各国都拼命往东方找殖民地和市场，非澳二洲和亚洲南西北三部，都入了白人的掌握，所以各国的眼光，都集中到中国。那时世界又刚好出了几个怪杰，德国的俾斯麦，俄国的亚历山大，日本的明治帝，一个个都运用他们的巨腕，和中国交涉，而首当其冲者是李鸿章。假使世界大势不是如此，李鸿章也许可以做个安分守己的大臣。所以我们要了解李鸿章的全体，非明白他的背景不可；而且背景非扩充到世界不可。这种责任，不是专传的责任，非年谱出来担负不可。
实际的政治家，在政治上做了许多事业，是功是罪，后人自有种种不同的批评。我们史家不必问他的功罪，只须把他活动的经历，设施的实况，很详细而具体的记载下来，便已是尽了我们的责任。譬如王安石变法，同时许多人都攻他的新法要不得，我们不必问谁是谁非，但把新法的内容，和行新法以后的影响；并把王安石用意的诚挚和用人的茫昧，一一翔实的叙述，读者自然能明白王安石和新法的好坏，不致附和别人的批评。最可笑的是《宋史·王安石传》：他不能写出王安石和新法的真相，只记述些新法的恶果和反对的呼声，使得后人个个都说王安石的不好。最可嘉的是蔡上翔《王荆公年谱》：
他虽然为的是要替王安石辩护，却不是专拿空话奉承王安石。他只把从前旧法的种种条文，新法的种种条文，一款一款的分列，使得读者有个比较。他只把王安石所用的人的行为，攻击王安石的人的言论，一件一件的分列，使得读者明白不是变法的不好，乃是用人的不好。像这样，才是史家的态度。
作政治家的年谱，对于时事的叙述，便应该这样才对。
上面几段讲的是纯粹政治家的年谱作法，此外还有一种政治兼学问，学问兼政治的人，我们若替他作年谱，对于时事的记载，或许可以简略点，但须斟酌。譬如王阳明是一个大学者，和时事的关系也不浅。但因为他的学问的光芒太大，直把功业盖住了，所以时事较不为作他的年谱者所重。其实我们为了解他成功的原因起见，固然不能不说明白他的学问；为了解他治学的方法起见，也不能不记清楚他的功业。因为他的学问就是从功业中得来，而他的功业也从他的学问做出，二者有相互的关系。所以他的年谱，对于当时大事和他自己做出的事业，都得斟酌著录。
《钱竹汀年谱》，颇能令人满意。因为钱竹汀和时事没有多大关系，所以年谱记时事很简，自然没有什么不对。王懋竑的《朱子年谱》记时事却太详细了。朱子虽然做了许多官，但除了弹劾韩佗胄一事之外，没有做出什么大事，也没有受时事的大影响。所以有许多奏疏也实在不必枉费笔墨记载上去，因为大半是照例，和时局无关系。这种介在可详可略之间，最须费斟酌；稍为失中，便不对。
文学家和时势的关系，有浓有淡。须要依照浓淡来定记时事的详略，这是年谱学的原则。但有时不依原则，也有别的用处。譬如凌廷堪、张穆的《元遗山年谱》，记载时事很详，其实元遗山和时事并没有多大关系，本来不必这样详；凌张以为读元遗山的诗和读杜甫的诗一样，非了解时事则不能了解诗，其实错了。但从别一方面看，金元之间，正史简陋的很，凌张以元遗山做中心，从诗句里钩出许多湮沈的史料，放在年谱内，虽然不合原则，倒也有一种好处。
不善体会上面说的详略原则，有时会生出过详过略的毛病。譬如张尔田的《玉谿溪生年谱笺注》记载时事极为详尽，只因他的看法不同。他以为李义山做诗全有寄托，都不是无所为而为，这实不能得我们的赞成。诚然，人们生于乱世，免不了有些身世之感，张氏的看法，也有相当的价值。但是我们细看李义山的诗，实在有许多是纯文学的作品，并非有所感触，有所寄托。张氏的笺注时事，不免有许多穿凿附会的地方。
我们应该观察谱主是怎样的人？和时事有何等的关系？才可以定年谱里时事的成分和种类。不但须注意多少详略的调剂，而且须注意大小轻重的叙述。总期恰乎其当，使读者不嫌繁赘而又无遗憾，那就好了。
（二）关于记载当时的人
个人是全社会的一员；个人的行动，不能离社会而独立。我们要看一个人的价值，不能不注意和他有关系的人。年谱由家谱变成，一般人作年谱，也很注意谱主的家族。家族以外，师友生徒亲故都不为作年谱的人所注意。这实在是一般年谱的缺点。比较最好的是冯辰的《李恕谷年谱》。因为他根据的是李恕谷的《日谱》，所以对于李恕谷所交往的人都有记载。我们看了，一面可以知道李恕谷成就学问的原因，一面可以知道颜李学派发展的状况，实在令人满意。《曾文正公年谱》可不行。因为曾国藩的关系人太多，作者的眼光只知集中到直接有关系的人，自然不足以见曾国藩的伟大。
翻回来，再看《王阳明年谱》。我们因为王阳明的学问和他的朋友门生有分不开的关系，所以很想知道那些朋友门生某年生，某年才见王阳明，往后成就如何。钱德洪等做年谱，只把所闻所知的记了一点，却忽略了大多数，实在令我们失望。王懋竑的《朱子年谱》也是一样。朱熹到底有多少门生？他所造就的人才后来如何？我们全不能在上面知道。像朱王这类以造就人才为事业的人，我们替他们作年谱，对于他们的门生属吏友朋亲故，应该特别注意；记载那些人的事迹，愈详愈好。
寻常的年谱，记载别人的事迹，总是以其与谱主有直接的关系为主（如诗文的赠答，会面的酬酢）；
若无直接的关系，人事虽大，也不入格，其实不对。例如《朱子年谱》记了吕伯恭、张南轩、陆梭山的死，只因朱子做了祭文祭他们。陆象山死在何年，上面便查不出，只因朱子不曾作祭文祭他。作者的观念以为和谱主没有直接的关系，便不应该记；其实年谱的体裁并不应该这样拘束。张吕二陆都是当时讲学的大师，说起和朱子的关系，最密切的还是陆象山。但我们竟不能在《朱子年谱》看到陆象山的死年，这是何等的遗憾！
从年谱的历史看，明朝以前，记时人较略；清中叶以后渐渐较详了。张穆的《顾亭林年谱》便是一个例证。王文诰的《苏东坡年谱》又更好一点，凡苏诗苏文所提到的人都有，而且略有考证。近时胡适的《章实斋年谱》，记事固然有些错误，记人却还好。他除了零碎的记了谱主师友的事迹以外，单提出戴震、袁枚、汪中三个可以代表当时思想家的人，来和谱主比较；就在各人卒年，摘述谱主批评各人的话，而再加以批评。批评虽不是年谱的正轨，但可旁衬出谱主在当时的地位，总算年谱的新法门。
老实说，从前作年谱，太过拘束了。谱主文集没有提起的人，虽曾和谱主交往而不知年分的人，都不曾占得年谱的篇幅。我将现在尽可用三种体裁来调剂：和谱主关系最密切的，可以替他作一篇小传；
和谱主有关系而事迹不多的，可各随他的性质，汇集分类，作一种人名别录；姓名可考，事迹无闻，而曾和谱主交际的，可以分别作人名索引。凡是替大学者大政治家作年谱，非有这三种体裁附在后面不可。
好像《史记》做了《孔子世家》之后又做《仲尼弟子列传》，列传后面有许多人都只有姓名而无事迹，但司马迁不因他们无事迹而灭其姓名。朱熹、王守仁的弟子可考的尚不少，我们从各文集和史书学案里常常有所发现，若抄辑下来，用上面三种体裁做好，附在他们年谱后面，也可以弥补缺憾不少。
我自己作《朱舜水年谱》，把和朱舜水交往的人都记得很详细。那些人名，日本人听得烂熟，中国却很面生。因为朱舜水是开创日本近二百年文化的人，当时就已造就人才不少。我们要了解他的影响的大，须看他的朋友弟子跟着他活动的情形。虽然那些人的史料很缺乏，但我仍很想努力搜求，预备替他们做些小传。像朱舜水一类的人，专以造就人才为目的，虽然所造就的是外国人，但和我们仍有密切的关系，在他年谱记当时人，当然愈详愈好。
（三）关于记载文章
记载谱主文章的标准，要看年谱体裁是独立的，还是附见的。附见文集的年谱，不应载文章。独立成书的年谱，非载重要的文章不可。重要不重要之间，又很成问题。
《王阳明年谱》关于这点，比较的令人满意。因为他虽在文集中而已预备独立。有关功业的奏疏，发挥学术的信札，很扼要的采入各年。独立的年谱很可拿此谱做记载文章的标准。
王懋竑的《朱子年谱》不录正式的著作，而录了许多奏疏序跋书札。政治非朱子所长，政治的文章却太多；学术是朱子所重，学术的文章却太少。在王懋竑的意思，以为把学术的文章放在年谱后的《论学切要语》中便已够了，不必多录。《论学切要语》的编法，固然不错，但没有注清楚做文的年分，使得读者不知孰先孰后，看不出思想迁流的状态，不如把论学的文章放入年谱还更好。《性理大全》、《朱子全集》都依文章的性质分类，没有先后的次序。王阳明编《朱子晚年定论》，说朱子晚年的见解和陆子一致，已开出以年分的先后看思想的迁流一条大路来。虽然王阳明所认为朱子晚年的作品，也有些不是晚年的，但大致尚不差。王懋竑攻击王阳明的不是，却不曾拿出健全的反证来。《朱子年谱》载的文章虽不少，但还不能详尽，总算一件缺憾。
记载文章的体例，《顾亭林年谱》最好。整篇的文章并没有采录多少，却在每年叙事既完之后，附载那年所做诗文的篇目。文集没有，别处已见的遗篇逸文，知道是哪一年的，也记录出来。文体既很简洁，又使读者得依目录而知文章的先后，看文集时，有莫大的方便。这种方法，很可仿用。篇目太多，不能分列，各年之下，可另作一表，附在年谱后。
文学家的方面不止一种，作品也不一律，替文学家作年谱的人不应偏取一方面的作品。像《苏东坡年谱》只载诗文的篇目，没有一语提到词，便是不对。作者以为词是小道，不应入年谱。其实苏东坡的作品，词占第一位，诗文还比不上。即使说词不如诗文，也应该平等的记载篇目，或摘录佳篇。现行的苏东坡年谱不记及词，实在是一大缺点。
曾国藩是事业家，但他的文章也很好。即使他没有事业，单有文章，也可以入文苑传。我们很希望他的年谱，记载他的文章诗句，或诗文的篇目。现行的《曾文正公年谱》，我嫌他载官样的文章太多，载信札和别的文章太少。好文章尽多著，如《李恕谷墓志铭》、《昭忠词记》等，应该多录，却未注意。
纯文学家的年谱只能录作品的目录，不能详录作品，最多也只能摘最好的作品记载一二。若录多了就变成集子，不是年谱的体裁了。《玉谿生年谱笺注》录了许多诗篇，作者以为那些诗都和谱主的生活有关，不能不录全文。结果，名为年谱，实际成了编年体的诗注。就算作得很好，也只是年谱的别裁，不是年谱的正格。有志作年谱的人们，还是审慎点好。
（四）关于考证
当然有许多年谱不必要考证，或是子孙替父祖作，或是门生替师长作，亲见亲闻的事原无多大的疑误。
如王阳明、颜习斋、李恕谷等年谱都属此类。不过常常有作者和谱主相差的时代太久，不能不费考证的工夫的；又有因前人作的年谱错了而改作的，也不能不有考证的明文。
考证的工夫本来是任何年谱所不免的，但有的可以不必写出考证的明文，只写出考证的结果便已足。
若为使人明白所以然起见，却很有写出考证的明文的必要。所以明文应该摆在什么地方，很值得我们考虑。
据王懋竑《朱子年谱》的办法，在年谱之外另作一部《考异》，说明白某事为什么摆在某年，两种传说，那种是真。年谱的正文，并不隔杂一句题外的话，看起来倒很方便。还有一种很普通的办法，把考证的话附在正文中，或用夹注，或低二格。另有一种办法，把前人做的年谱原文照抄，遇有错误处则加按语说明，好像札记体一样。张穆对于《元遗山年谱》便是用的第三种。
前面三种办法，各有好处。第一种，因为考证之文太多，令人看去，觉得厌倦，所以另成一书，既可备参考，又可省读年谱者的精神。第二种，可使读者当时即知某事的异说和去取的由来，免得另看《考异》的麻烦。两种都可用。大概考证多的，可另作《考异》，不十分多的，可用夹注，或低格的附文。
但其中也有点例外。有些年谱，根本就靠考证才成立，无论是创作或改作，他的考证虽很繁杂，也不能不分列在年谱各年之下，如作《孟子年谱》，年代便很难确定。如果要定某事在某年，便不能离本文而另作考异，必同时写出考证的明文，说明为什么如此叙述，才不惹人疑惑。而后本文才可成立。
假如孟子先到齐或先到梁的问题没有解决，许多事情便不能安插，全部组织便无从成立。经过了考证，把问题解决了，若不把考证随写在下，便不能得读者的信仰。又如我做陶渊明的年谱，把他的年纪缩短，生年移后，和历来的说法都不同。假使不是考证清楚了，何必要改作？考证清楚了，若不开头说个明白，读者谁不丢开不看？像这类自然不能另作考异，亦不能作夹注，只好低二格附在各年本文之后。至于第三种也有他的好处，因为前人做的不十分错，原无改作的必要，为省麻烦起见，随时发现错误，随时考证一番，加上按语，那便够了。
大概考证的工夫，年代愈古愈重要。替近代人如曾国藩之类做年谱，用不着多少考证，乃至替清初人如顾炎武之类做年谱，亦不要多有考证，但随事说明几句便是。或详或略之间，随作者针对事实之大小而决定，本来不拘一格的。
（五）关于批评
本来作历史的正则，无论那一门，都应据事直书，不必多下批评；一定要下批评，已是第二流的角色。
譬如作传，但描写这个人的真相，不下一句断语，而能令读者自然了解这个人地位或价值，那才算是史才。
作传如此，作年谱也如此。真是著述名家，都应守此正则。有时为读者的方便起见，或对于谱主有特利的看法，批评几句也不要紧。但一般人每乱用批评，在年谱家比较的还少。现在拿两部有批评的年谱来讲，一是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一是胡适之的《章实斋年谱》。
与其用自己的批评，不如用前人的批评。年谱家常常如此，但亦不能严守此例。蔡上翔引人的话很多，用自己的话尤其多。胡适之有好几处对旧说下批评。固然各人有各人的见解，但我总觉得不对，而且不是做年谱的正轨。蔡上翔为的是打官司，替王安石辩护，要驳正旧说的诬蔑，也许可邀我们的原谅。
但批评的字句应该和本文分开，不该插入纪事的中间。蔡胡都没有顾及这点，以文章的结构论，很不纯粹。如果他们把自己的见解，做成叙文，或做附录，专门批评谱主的一切，那么，纵使篇幅多到和年谱相等，也不相妨了。
蔡上翔替王安石辩护的意思固然很好，但是他的作品却不大高明。他把别人骂王安石的文章录上了，随即便大发议论，说别人的不对，这实在不是方法。我以为最好是详尽的叙述新法的内容，某年行某法，某年发生什么影响，某年惹起某人的攻击，便够了。自己对于攻击者的反驳，尽作为附录，不可插入本文。凡是替大学者政治家作年谱，认为有做批评的必要时，都应该遵守这个原则。
（六）关于附录
上面讲的考证和批评，我都主张放在附录里面。其实附录不止这两种，凡是不能放进年谱正文的资料，都可占附录的一部分。
要知道谱主的全体，单从生年叙到死年还不够。他生前的家况，先世的系统，父母兄弟的行事，……
与其旁文斜出，分在各年下，不如在正谱之前，作一个世谱。《王阳明年谱》的《世德纪》便是世谱的一种格式。因为王阳明的父祖都是有名的学者，做官也做到很大，年寿又高，并不是死在王阳明的生前。假使把他们的行事，插入年谱，一定觉得累赘。所以作者抄录别人替他们作的传和墓志铭在一处，作为年谱的附录。虽然《世德纪》里面，载了不少非世德的文章，有点名不副实；但这种不把附录当正文的方法，总是可取。譬如陆象山几兄弟都是大学者，互相师友。假使我们作陆象山的年谱，其关于他的兄弟行事，与其插入正文，不如另做小传放在前面。这种世谱和小传之类我们也可叫做“谱前”。
谱主死后，一般的年谱，多半就没有记载了，其实不对。固然有些人死后绝无影响，但无影响的人，我们何必给他作年谱呢？即使说没有影响吧，也总有门生子侄之类后来做了什么事，那也总不能摆在年谱正文中。若谱主是政治家，他的政治影响一定不致跟他的生命而停止。若谱主是大学者，他的学风一定不致跟他的生命而衰歇。还有一种人，生前偏和时势没有关系，死后若干年却发生何等的影响。
所以如果年谱自谱主死后便无什么记载，一定看不出谱主的全体，因而贬损年谱本身的价值。钱德洪等似乎很明白这点，他们的《王阳明年谱》在谱主死后还有二卷之多。阳明学派的盛行，全是阳明弟子的努力。阳明的得谥和从祀孔庙，也靠许多友生的恳求。假使年谱不载阳明死后事，如何见得阳明的伟大？《阳明年谱》能称佳作，这也是一个原因。但他不应仍称死后事为年谱，应该称做“谱后”，作为附录的一种才对。
我们根据这点去看王懋竑的《朱子年谱》，便很不满意，因为他叙到朱子死年，便停止了；我们要想知道朱子学派的发达，学术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同一理由，假使我们作《释伽牟尼年谱》，尤其要很用心的作谱后。凡是佛教各派的分化，传播，变迁，反响，都不妨择要叙入；不必年年有，不必怕篇幅多，甚至记载到最近，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在上面的原则中也似乎有例外譬如《曾文正年谱》没有谱后便没有什么要紧，因为他的事业，生前都做完了，政治上的设施也没有极大的影响。纵使有谱后，也不妨简略些。若作《胡文忠年谱》便不然。
因为他和曾文正联结许多同志，想灭亡太平天国，没有成功就死了。后来那些同志卒能成他之志。同志的成功，也就是他的成功。所以他的年谱谱后至少要记到克复江宁。
我作《朱舜水年谱》，在他死后还记了若干条，那是万不可少的。他是明朝的遗臣，一心想驱逐满清，后半世寄住日本，死在日本。他曾数说过，满人不出关，他的灵柩不愿回中国。他自己制好耐久不朽的灵柩，预备将来可以搬回中国。果然那灵柩的生命比满清还长，至今尚在日本，假使我们要去搬回来，也算偿了他的志愿哩！我看清了这点，所以在年谱后，记了太平天国的起灭，和辛亥革命，宣统帝逊位。因为到了清朝覆灭，朱舜水的志愿才算偿了。假如这年谱在清朝作，是作不完的。假如年谱没有谱后，是不能成佳作的。
此外有一种附录可以称做“杂事”的，是刘伯绳著《刘蕺山年谱》所创造的，后来焦廷琥的《焦理堂年谱》也仿作。刘伯绳因为谱主有许多事迹不能以年分，或不知在那一年，如普通有规则的行事，琐屑而足显真性的言论等，都汇辑做附录。邵廷采批评他，拿本文记大德敦化的事，附录记小德川流的事，真是毫无遗憾。后前的年谱遇着无年可归的事，不是去开不录，便是勉强纳在某年？结果，不是隐没谱主的真相，便是不合年谱的体裁。刘伯绳却能打破这种毛病，注意前人所不注意的地方，创造新法来容纳谱主的杂事，使得读者既明白谱主的大体，又了解谱主的小节。这种体裁，无论何人的年谱都可适用。
其次，谱主的文章和嘉言懿行也可作附录。文章言论很简单的，可以分列各年；很繁多的，可以抄辑作附录，大学者的文章言论，常常不是年谱所能尽载的，为求年谱的简明起见，非别作附录不可。所以王懋竑在《朱子年谱》之后附了《朱子论学切要语》，这种方法可以通用。
张穆做《顾亭林年谱》虽然很好，我们却看不出顾亭林和旁人不同之处何在，只因他要读者先看了本集再看年谱，所以没有附录谱主的重要文章和言论。其实读者哪能都看本集，或许时间不够，或许财力不足，若能单看年谱便了解谱主生平，岂不更好？所以为便利读者起见，作年谱必附录谱主的主要文章和言论，尤其是学者的年谱。
批评方面的话，或入本文，或附谱末，均无不可。但为年谱的简明起见，自然以作附录为好。伟大的人物，每惹起后人的批评，或褒或贬，愈伟大的愈多，如王安石、王守仁死了千数百年，至今还有人批评他们的好歹。倘使批评者确有特殊的见解，或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意思，我们非附录他的话不可。
因为若不附录批评，不但不能看出后人对谱主的感想，而且不足以见谱主的伟大。但有一点不可不注意，千万不要偏重一方面的批评，单录褒或单录贬。
以上讲的种种附录，当然不能说详尽。作者若明白年谱可多作附录的原则，尽可创造新的体裁。附录愈多，年谱愈干净。
从前作年谱太呆，单靠本文，想包括一切。前清中叶以后，著述的技术渐渐进步，关于上文讲的六种——记载的时事，时人，文章，和考证，批评，附录——都有新的发明。我们参合前人的发明，再加研究，还可以创造种种的新体例，新方法。
丙 年谱的格式
年谱的格式也得附带的讲一讲。司马迁作《年表》，本来参照《周谱》的旁行斜上。《周谱》今不可见，《史记·年表》是有纵横的格子的，年谱由年表变来；因为有时一年的事太多，一个格子不够用，所以才索性不要格子。替古人作年谱，因为事少的原故，还是用格子好。如孙诒让作《墨子年表》，附在《墨子闲诂》之后；苏舆作《董仲舒年表》，附在《春秋繁露》之前，都带有年谱的性质。
假使要作《孟子年谱》，因为当时有关系的不止一国，势不能不用格子。横格第一层记西历纪元前几年或民国纪元前几年，第二层记孟子几岁，第三层记孟子直接的活动，第四层以下各层分记邹鲁滕梁齐燕各国和孟子有关的时事，使得读者一目了然。
假使《杜甫年谱》，最少也要把时事和他的诗和他的活动分占一格，并起年代共有五格。因为杜甫时事，和曾国藩时事不同。曾国藩的活动和时事并成一片，杜甫的活动，只受时事的影响，所以一个的年谱不应分格，一个的应分格。假使《杜甫年谱》不分格，不但读者看了不清楚，而且体裁上也有喧宾夺主之嫌。
假使我们要改张穆的《顾亭林年谱》成年表的格式，也许可以较清楚些。除了年代以外，一格记时事，一格记直接活动，一格记朋友有关的活动，一格记诗文目录。因为这四种在这年谱中刚好是同样的多，并做一起，反为看不清楚。
所以年谱可以分格的人有二种：一种是古代事迹很简单的人，一种是杜甫、顾炎武、朱之瑜一类关心时事的人。前者不必论，因为他本身不能独立成一年谱，只好年表似的附在别书里。后者因为谱主只受了政治的影响，没有创造政治的事实。倘把时事和他的活动混合，一定两败俱伤；倘分开，既可醒读者的眼目，又可表现谱主受了时事的影响；这是讲年谱分格的格式。
第二种格式就是最通行的年谱正格，作文章似的，一年一年作下去。叙事的体例可分二种，一种是最简单的平叙体，一种是稍严格的纲目体。
平叙体以一年为单位，第一行顶格，写某朝某年号某年谱主几岁，第二行以下都低一格，分段写谱主的直接活动，时事，诗文目录。他的好处，在有一事便记一事，没有取大略小的毛病。
纲目体是《王阳明年谱》首创的，第一行和平叙体相同，第二行也低一格，标一个很大的纲，第三行以下低二格，记这个纲所涵的细目。譬如纲记了某月某日宸濠反，目便记宸濠造反的详情；纲记了是年始揭知行合一之教，目便记知行合一的意义。一事完了，又重新作别事的纲，继续记别事的目也分别低一格二格。这种体例有一种困难，到底要多大的事情才可作纲？有纲无目，有目无纲，可以不可以？很要费斟酌。弄的不好，容易专记大事，忽略小事。假使大事小事都有纲有目，又不相称。但我仍主张用这体，使得读者较容易清楚；但作者须用心斟酌。
此外假使有一种人，有作年谱的必要，而年代不能确定，无法作很齐整的年谱，就可以作变体的。如司马迁很值得作年谱，而某年生，有几十岁，绝对的考不出。只有些事迹远可考知是某年作的，某事在先，某事在后，虽然不能完全知道他的生平，记出来也比没有较好。王国维的《太史公系年考略》便是如此。
像司马迁一类的人很多。文学家如辛弃疾、姜夔都没有正确完整的遗事。辛弃疾的史料还可勉强考出。
对於姜夔可没有办法。但是他们的词集中，有不少的零碎事迹，钩稽出来，也略可推定先后。这种人的年谱，虽然作起来无首无尾，也还可借以看他生平的一部分。所以变体的年谱也不可废。
还有一种合谱，前人没有这样作过。合传的范围可以很广，事业时代都可不必相同，所以前人已经作得很多。年谱若合二人的生平在一书内，最少也要二人的时代相同。我们看，从前有许多人同在一个环境，同做一种事业，与其替他们各作一部年谱，不如并成一部，可以省了许多笔墨，和读者的精神。譬如王安石、司马光年纪只差一岁，都是政党的领袖。皇帝同是这一个，百姓同是这一些，敌国同是金夏，官职同是最高。不过政治上的主张不同，所以一进一退，演成新派旧派之争。我们若拿他二人作谱主，尽搜两党的活动事迹，在一部年谱之内，看了何等明了，何等畅快。从前作者不会想到这种体裁，所以蔡上翔只作王荆公年谱，顾栋高只作《司马温公年谱》，我们仍旧只能得片面的知识。
凡同在一时代，大家是朋友，讲求学术，见解不同，生出数家派别。如南宋的朱熹、陆九渊、张械、吕祖谦、陈亮等，我们若作一部合谱。一来，可以包括一时的学界情形；二来，公平的叙述，不致有所偏袒；三来，时事时人免得做数次的记载：这是最有趣味，最合方法的事情。
就说不是学术界罢。曾国藩、胡林翼同是从军事上想灭太平天国的人，虽然一个成功，一个早死，也可以替他们合作年谱。因为他们的志愿相同，环境相同，朋友相同，敌人相同，合作一年谱比分作方便多了。
就说不曾共事，不是朋友罢，也未尝不可合作年谱。譬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朱之瑜等或曾见面，或未知名，虽然不是亲密的朋友，虽然不曾协力做一事，但是不愿投降满清的志愿和行事是没有一个不同的。他们的年纪都是不相上下，都因无力恢复明室，想从学术下手，挽救人心。我们若替他们合作年谱，不但可以省了记载时事的笔墨，而且可以表现当时同一的学风，可以格外的了解他们的人格。
上面所举朱、陆、张、吕、陈一例，曾、胡一例，顾、王、黄、朱一例，做起合谱来，最有趣味。他们的事业在历史上都是最有精彩的一页，所以他们的合谱也是最有精彩的年谱。他们的见解相反的足以相成，他们的志愿相同的竟能如愿，他们的足迹不相接的却造出同一的学风。百世之下，读他们的合谱的还可以兴起特别的感想，领受莫大的裨益。这样合谱的功效比单人的年谱还更高些。以上讲年谱的格式完了。
丁 作年谱的益处
研究历史的人在没有作历史之先，想训练自己作史的本领，最好是找一二古人的年谱来作。作年谱的好处最少有三种：
第一，我们心里总有一二古人，值得崇拜或模范的。无论是学者、文人，或政治家，他总有他的成功的原因、经过和结果。我们想从他的遗文或记他的史籍，在凌乱浩瀚中得亲切地了解，系统地认识，是不容易的。倘使下一番工夫替他作年谱，那么，对于他一生的环境、背景、事迹、著作、性情等可以整个的看出，毫无遗憾。
从这上，又可以得深微的感动，不知不觉的发扬志气，向上努力。
第二，作年谱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我们可借来修养做学问的性情，可用来训练作历史的方法。我们才一动笔，便有许多复杂的问题跟着，想去解决，不是骤然可了的；解决不了，便觉干燥无味；稍不耐烦，便丢下不做了。倘使这几层难关都能够打通，则精细、忍耐、灵敏、勇敢，诸美德齐归作者身上；以后做别的学问，也有同样的成功了。谱主的事迹，不是罗列在一处的，我们必须从许多处去找；
找来了，不是都可以用的，我们必须选择；择好了，不是都是真实的，我们必须辨别；辨清了，不是都有年代的，我们必须考证；考定了，不是可以随便写上去的，我们必须用简洁的文字按照法则去叙述。至於无年可考的事迹，言论，怎样去安排；帮助正谱的图表，怎样去制造；谱前应从何时说起？
谱后应到何时截止？种种困难，都须想方法解决。倘使不能解决，便做不成年谱；倘使作成了年谱，以后作别的历史，便容易多了。
第三，年谱和传不同：作传不仅须要史学，还要有相当的文章技术；作年谱却有史学便够了。因为年谱分年，上年和下年不必连串；年谱分段，上段和下段不必连串；所以即使作者的文章并不优美，只要通顺，便绰绰有余了。有志史学的人，请来尝试尝试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