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要緊的一點是我們要用自覺的改革來替代盲動的所謂“革命”。怎麽叫做盲動的行為呢？不認清目的，是盲動；不顧手段的結果，是盲動；不分別大小輕重的先後程序，也是盲動。我們隨便舉幾個例：如組織工人，不為他們謀利益，卻用他們作擾亂的器具，便是盲動。又如人力車夫的生計改善，似乎應該從管理車廠車行，減低每日的車租人手；車租減兩角三角，車夫便每日實收兩角三角的利益。然而今日辦工運的人卻去組織人力車夫工會，煽動他們去打毀汽車電車，如去年杭州、北平的慘劇，這便是盲動。又如一個號稱革命的政府，成立了兩三年，不肯建立監察製度，不肯施行考試製度，不肯實行預算審計製度，卻想用政府黨部的力量去禁止人民過舊曆年，這也是盲動。至於懸想一個意義不曾弄明白的封建階級作革命對象，或把一切我們自己不能脫卸的罪過卻歸到洋鬼子身上，這也都是盲動。
怎麽叫做自覺的改革呢？認清問題，認清問題裏麵的疑難所在，這是自覺。立說必有事實的根據；創議必先細細想出這個提議應該發生什麽結果，而我們必須對於這些結果負責任：這是自覺。替社會國家想出路，這是何等重大的責任！這不是我們個人出風頭的事，也不是我們個人發牢騷的事，這是“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的事，我們豈可不兢兢業業的去思想？懷著這重大的責任心，必須竭力排除我們的成見和私意，必須充分尊重事實和證據，必須充分虛懷采納一切可以供參考比較暗示的材料，必須時時刻刻提醒自己說我們的任務是要為社會國家尋一條最可行而又最完美的辦法：這叫做自覺。
（《我們走那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