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們要養成自覺的習慣，必須樹立兩個自己審查自己的標準：
第一，我們要問自己：你提出的這個證人可靠嗎？他有做證人的資格嗎？你提出來的證物可靠嗎？
這件證物是從哪裏來的？這個標準是批評證據。
第二，我們還要問自己：你提出的這個證人或者證物是要證明本案的哪一點？譬如你說這個人偷了你的表，你提的證據卻是他昨天晚上打老婆；這是不相幹的證據，這不能證明他偷了你的表。像這種證據，須要趕出法庭之外去。
要做到方法的自覺，我覺得唯一的途徑，就是自己關起門來做考據的時候，就要如臨師保，如臨父母。我們至少要做到上麵所提的兩個標準：一要審查自己的證據可靠不可靠；二要審查自己的證據與本案有沒有相幹。還要假定對方有一個律師在那裏，隨時要駁斥或者推翻我們的證據。如果能夠做到這樣，也許可以養成我開始所講的那個態度，就是要嚴格的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這就是我的提議。
最後，我要簡單說一句話：要時時刻刻自己檢討自己，以養成做學問的良好習慣。台大的錢校長和許多研究自然科學、曆史科學的人可以替我證明：科學方法論的歸納法、演繹法，教你如何歸納、如何演繹，並不是養成實驗室的態度。實驗室的態度，是天天在那裏嚴格的自己檢討自己，創造證據來檢討自己；在某種環境之下，逼得你不能不養成某種好習慣。
剛才我說的英國大科學家洛奇先生，在實驗室是嚴格的，出了實驗室就不嚴格了。大科學家尚且如此！所以我們要注意，時時刻刻保持這種良好的習慣。
科學方法是怎麽得來的呢？一個人有好的天資、好的家庭、好的學校、好的先生，在極好的環境當中，就可以養成了某種好的治學的習慣，也可以說是養成了好的做人的習慣。
比方明朝萬曆年間福建陳第先生，用科學方法研究中國的古音，證明衣服的“服”字古音讀“逼”。
他從古書裏麵，舉出二十個證據來證明。過了幾十年，江蘇昆山的一個大思想家，也是大考據家，顧亭林先生，也作同樣的考證；他舉出一百六十二個證據來證明“服”字古音“逼”。那個時候，並沒有歸納法、演繹法，但是他們從小養成了某種做學問的好習慣。所以，我們要養成方法的自覺，最好是如臨師保，如臨父母，假設對方有律師在打擊我，否認我所提出的一切證據。這樣就能養成良好的習慣。
宋人筆記中記一個少年的進士問同鄉老前輩：“做官有什麽秘訣？”那個老前輩是個參政（副宰相），約略等於現在行政院的副院長，回答道：“做官要勤、謹、和、緩。”後人稱為“做官四字訣”。
我在小孩子的時候，就聽到這個故事；當時沒有注意。從前我們講治學方法，講歸納法、演繹法；後來年紀老一點了，才曉得做學問有成績沒有，並不在於讀了“邏輯學”沒有，而在於有沒有養成“勤、謹、和、緩”的良好習慣。這四個字不但是做官的秘訣，也是良好的治學習慣。現在我把這四個字分別說明，作為今天講演的結論。
第一，勤。勤是不躲懶、不偷懶。我上次在台大講演，提到台大前校長傅斯年先生兩句口號：“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那就是勤。顧亭林先生的證明“服”字古音是“逼”，找出一百六十二個證據，也是勤。我花了幾年的工夫來考據《醒世姻緣》的作者；又為“審判”《水經注》的案子，上天下地去找材料，花了五年多的工夫：這都是不敢躲懶的意思。
第二，謹。謹是不苟且、不潦草、不拆爛汙。謹也可以說是恭敬的“敬”。孔夫子說“執事敬”，就是教人做一件事要鄭重的去做，不可以苟且。他又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都是敬事的意思。一點一滴都不苟且，一字一筆都不放過，就是謹。謹，就是“小心求證”的“小心”兩個字。
剛才我引了赫胥黎的兩句話：“人生最神聖的一件舉動，就是口裏說出和心裏覺得‘我相信某件事物是真的’。”判斷某人做賊，某人賣國，要以神聖的態度作出來；嘴裏說句話，心裏覺得“相信是真的”。這真是要用孔夫子所謂“如見大賓，如承大祭”的態度的。所以，謹就是把事情看得嚴重、神聖；就是謹慎。
第三，和。和是虛心、不武斷、不固執成見、不動火氣。做考據，尤其是用證據來判斷古今事實的真偽、有無、是非，不能動火氣。不但不正當的火氣不能動，就是正義的火氣也動不得。做學問要和平、虛心，動了肝火，是非就看不清楚。赫胥黎說：“科學好像教訓我們：你最好站在事實的麵前，像一個小孩子一樣；要願意拋棄一切先入的成見，要謙虛的跟著事實走，不管它帶你到什麽危險的境地去。”這就是和。
第四，緩。宋人筆記：當那位參政提出“緩”字的時候，那些性急的人就抗議說緩要不得，不能緩。緩，是很要緊的。就是叫你不著急，不要輕易發表，不要輕易下結論；就是說“涼涼去吧！擱一擱、歇一歇吧！”凡是證據不充分或不滿意的時候，姑且懸而不斷；懸一年兩年都可以。懸並不是不管，而是去找新材料。等找到更好的證據的時候，再來審判這個案子。這是最重要的一點。許多問題，在證據不充分的時候，絕對不可以下判斷。達爾文有了生物進化的假設以後，搜集證據，反複實驗，花了二十年的工夫，還以為自己的結論沒有到了完善的地步，而不肯發表。他同朋友通信，曾討論到生物的演化是從微細的變異積聚起來的，但是總不肯正式發表。後來到了一八五八年，另外一位科學家華立氏（Wallace）也得到了同樣的結論，寫了一篇文章寄給達爾文；要達爾文代為提出。達爾文不願自己搶先發表而減低華立氏發現的功績，遂把全盤事情交兩位朋友處理。後來這兩位朋友決定，把華立氏的文章以及達爾文在一八五七年寫給朋友的信和在一八四四年所作理論的撮要同時於一八五八年七月一日發表。達爾文這樣的謙讓，固然是盛德，但最重要的是他給了我們一個“緩”的例子。
他的生物進化論，因為自己覺得證據還沒有十分充足，從開始想到以後，經過二十年還不肯發表：這就是緩。我以為“緩”字很重要。如果不能緩，也就不肯謹，不肯勤，不肯和了。
我今天講的都是平淡無奇的話。最重要的意思是：做學問要能夠養成“勤、謹、和、緩”的好習慣；有了好習慣，當然就有好的方法，好的結果。
（1952年12月5日）
第三講 方法與材料
錢校長、各位先生、各位同學：
在三百多年以前，英國有一位哲學家叫做培根（Francis Bacon）。他可以說是鼓吹方法論革命的人。他有一個很有趣的譬喻；他將做學問的人運用材料比做三種動物。第一種人好比蜘蛛。他的材料不是從外麵找來，而是從肚裏麵吐出來的。他用他自己無窮無盡的絲做成很多很好看的蜘蛛網。這種人叫做蜘蛛式的做學問的人。第二種人好比螞蟻。他也找材料，但是找得了材料不會用，而堆積起來；好比螞蟻遇到什麽東西就背回洞裏藏起來過冬，但是他不能夠自己用這種材料做一番製造的工夫。
這種做學問的人叫做螞蟻式的學問家。第三種人可寶貴了，他們好比蜜峰。蜜蜂飛出去到有花的地方，采取百花的精華；采了回來，自己又加上一番製造的工夫，成了蜜糖。培根說，這是做學問人的最好的模範——蜜蜂式的學問家。我覺得這個意思，很可以作為我今天講“方法與材料”的說明。
在民國十七年（西曆1928年），台大前任校長傅斯年先生同我兩個人在同一年差不多同時發表了兩篇文章。他那時候並沒有看見我的文章，我也沒有看見他的文章。事後大家看見了，都很感覺興趣，因為都是同樣的注重在方法與材料的關係。傅先生那篇文章題目是《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旨趣》。我那篇文章題目是《治學的方法與材料》。都是特別提倡擴大研究的材料的範圍，尋求書本以外的新材料的。
民國十五年，我第一次到歐洲，是為了去參加英國對庚子賠款問題的一個會議。不過那時候我還有一個副作用（我自己認為是主要的作用），就是我要去看看倫敦、巴黎兩處所藏的史坦因（Stein）、伯希和（Pelliot）兩位先生在中國甘肅省敦煌所偷去的敦煌石室材料。諸位想都聽見過敦煌材料的故事；那是最近五十多年來新材料發現的一個大的來源。
在敦煌有一個地方叫千佛洞，是許多山洞。在這些山洞裏麵造成了許多廟，可以說是中古時期的廟。其中有一個廟裏麵有一個藏書樓——書庫，原來是藏佛經的書庫，就是後來報上常提起的“敦煌石室”。在這個書庫裏麵藏有許多卷子——從前沒有現在這樣的書冊，所有的書都是卷子。每一軸卷子都是把許多張紙用一種很妙的粘法連起來的。很妙的粘法！經過一千多年都不脫節，不腐蝕。這裏麵大概有一萬多卷中國中古時代所寫的卷子。有許多卷子曾由當時抄寫的人寫下了年月。照所記的年代看起來，早晚相去約為六百年的長時期。我們可以說石室裏麵所藏的都是由五世紀初到十一世紀時的寶貝。這裏麵除了中國文字的經以外，還有一些少數的外國文字的材料。敦煌是在沙漠地帶，從前叫做沙洲，地方幹燥，所以紙寫的材料在書庫裏麵經過了一千多年沒損壞。但是怎樣能保存這麽久沒有被人偷去搶去呢？大概到了十一世紀的時候，敦煌有一個變亂，敦煌千佛洞的和尚都逃了。在逃走之前，把石室書庫外麵的門封起來，並且在上麵畫了一層壁畫，所以不留心的人不知道壁畫裏麵是門，門裏麵有書庫，書庫裏麵有一萬多卷的寶貝。變亂經過很長的時期。平靜了以後，千佛洞的和尚死的死了，老的老了，把書庫這件事也忘了。這樣便經過一個從十一世紀到十九世紀末年的長時期。到清末光緒庚子年，那時候中國的佛教已經衰敗。敦煌千佛洞裏麵和尚沒有了，住上了一個老道，叫王老道。有一天他要重整廟宇，到處打掃打掃；掃到石室前麵，看到壁畫後麵好像有一個門；他就把門敲開，發現裏麵是一大堆佛經。這一個王老道是沒有知識的，發現了這一大堆佛經後，就告訴人說那是可以治病的。頭痛的病人向他求醫，他就把佛經撕下一些來燒了灰，給病人吞下，說是可以治頭痛。
王老道因此倒發了一筆小財。到了西曆一九〇七年，英國探險家史坦因在印度組織了一個中亞細亞探險隊，路過甘肅，聽到了古經治病的傳說，他就跑到千佛洞與王老道嘀咕嘀咕勾搭上了。隻花了七十兩銀子，向王老道裝了一大車的寶貝材料回到英國去。這一部分在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內存著。史坦因不懂得中國文字，所以他沒有挑選，隻裝了一大車走了。到了第二年——西曆一九〇八年——法國漢學家，一個了不得的東方學家，伯希和，他聽說這回事，就到了中國，跑到王老道那裏，也和王老道嘀咕嘀咕，沒有記載說他花了多少錢，不過王老道很佩服他能夠看得懂佛經上的中外文字，於是就讓他拿。但是伯希和算盤很精，他要挑選；王老道就讓他挑。所以他搬去的東西雖然少一點，但是還是最精萃的。伯希和挑了一些有年月材料以及一些外文的材料，和許多不認識的梵文的經典，後來就從這些東西裏麵發現很重要的中文以外的中亞細亞的文字。這一部分東西，現藏在法國國家圖書館。
這是第二部分。伯希和很天真，他從甘肅路過北京時，把在敦煌所得材料，向中國學者請教。中國的學者知道這件事，就報告政府。那時候的學部——教育部的前身——並沒有禁止，任伯希和把他所得材料運往法國了。隻是打電報給甘肅，叫他們把所有石室裏剩餘的經卷都運到北京。那些卷子有的長達幾丈，有的又很短。到這時候，大家都知道石室的古經是寶貝了。於是在路上以及起裝之前，或起裝當中，大家偷的偷，夾帶的夾帶。有時候點過了多少件，就有人將長的剪開湊數。於是這些寶貝又短了不少。運到北京後，先藏在京師圖書館，後來改藏在北平圖書館。這是第三部分。第四部分就是散在民間的。有的藏在中國學者手裏，有的在中國的各處圖書館中，有的在私人收藏家手中，有的流落到日本人手中。這是第四部分。在一萬多卷古經卷裏麵，隻有一本是刻本的書，是一本《金剛經》，是在第一批被史坦因運到英國去了。那上麵注有年代，是唐懿宗年間（西曆868年）。這是世界上最早的有日子可以確定的刻本書。此外都是卷子，大概在倫敦有五千多卷，在巴黎有三千多卷，在北平的有六千多卷，散在中國與日本民間收藏家手中的不到一百卷。
那時候（民國十五年）我正在研究中國佛教史——中國哲學史、中國思想史的一部分。我研究到唐朝禪宗的時候，想寫一部禪宗史。動手寫不到一些時候，就感覺到這部書寫不下去，就是因為材料的問題。那個時候我覺得我在中國所能夠找到的材料，尤其是在十一世紀以後的，都是經過宋人篡改過的。在十一世紀以前，十世紀末葉的《宋高僧傳》裏麵，偶然有幾句話提到那個時代唐朝禪宗開始的幾個大師的曆史，後來的曆史有不同的地方。這個材料所記載的禪宗曆史中，有一個最重要的和尚叫做神會。照我那時候所找到的材料的記載，這個神會和尚特別重要。
禪宗的曆史是怎麽樣起來的呢？唐朝初年，在廣東的韶州（現在的韶關），有一個不識字的和尚名叫慧能。這個和尚在南方提倡一種新的佛教教義，但是因為這個和尚不大認識字，他也沒有到外邊去傳教，就死在韶州，所以還是一個地方性的新的佛教運動。但是慧能有一個徒弟，就是上麵所講的那個神會和尚。神會在他死後，就從廣東出發北伐——新佛教運動的北伐，一直跑到河南的滑台。他在滑台大雲寺的大庭廣眾中，指責當時在長安京城裏麵受帝王崇拜的幾個大師都是假的。他說：“他們代表一種假的宗派。隻有我那個老師，在廣東韶州的不認字的老師慧能，才是真正得到嫡派密傳的。”
慧能是一個獦獠——南方的一個民族。他說：“從前印度的達摩到中國來，他開了一個新的宗派，有一件袈裟以為法信。這件袈裟自第一祖達摩傳給第二祖，第二祖傳給第三祖，第三祖傳給第四祖，第四祖傳給第五祖，都以袈裟為證。到了第五祖，宗派展開了，徒弟也多了，我的老師，那個不認識字的獦獠和尚，本是在第五祖的廚房裏舂米的，但是第五祖覺得他懂得教義了，所以在半夜裏把慧能叫去，把法的秘密傳給他，同時把傳法的袈裟給他作為記號。後來他就偷偷出去到南方傳布教義。所以我的老師才是真正嫡派的佛教的領袖第六祖。他已經死了。我知道他半夜三更接受袈裟的故事。現在的所謂‘兩京法祖三帝國師’，（兩京就是東京洛陽，西京長安；三帝就是武則天和中宗、睿宗。）
在朝廷受崇拜的那些和尚，都是假的。他們沒有得到袈裟，沒有得到秘密；都是冒牌的宗派。”神會這種講演，很富有神秘性；聽的人很多。起初在滑台；後來有他有勢力的朋友把他弄到東京洛陽。他還是指當時皇帝所崇拜的和尚是假的，是冒牌的。因為他說話時，年紀也大了，口才又好，去聽的人比今天還多。但是皇帝崇拜的那些和尚生氣了，又因為神會說的故事的確動人，也感覺到可怕，於是就說這個和尚妖言惑眾，謀為不軌，奏準皇帝，把神會流放充軍。從東京洛陽一直流放到湖北。三年當中，換了三處地方，過著被貶逐的生活。但是在第三年的時候，安祿山造反，把兩京都拿下了；唐明皇跑到四川。這時候由皇帝的一個太子在陝西、甘肅的邊界靈武，組織一個臨時政府，指揮軍隊，準備平定亂事。那時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籌款解決財政問題。有這麽多的軍隊，而兩京又都失陷，到哪裏去籌款呢？於是那時候的財政部長就想出一個方法，發鈔票——這個鈔票，不是現在我們用的這種鈔票，而是和尚、尼姑必須取得的度牒。——《水滸傳》中，魯智深殺了人，逃到趙員外家裏；
趙員外就為他買了度牒，讓他做和尚。也就是這種度牒。——但是這個度牒，一定要有人宣傳，才可以傾銷。必須舉行一個會，由很能感動人的和尚去說法，感動了許多有錢的人，這種新公債才有銷路。
就在那時候，被放逐三年的神會和尚跑了回來；而那些曾受皇帝崇拜的和尚們都已跑走，投降了，靠攏了。神會和尚以八十歲的高齡回來，說：“我來為國報效，替政府推銷新的度牒。”據我那時候找到的材料的記載，這個神會和尚講道的時候，有錢的人紛紛出錢，許多女人們甚至把耳環戒指都拿下來丟給他；沒有錢的就願意做和尚、做尼姑。於是這個推銷政府新證券的辦法大為成功。對於郭子儀、李光弼收複兩京的軍事，神會和尚籌款的力量是一個大幫助。當初被政府放逐的人，現在變成了擁護政府幫忙立功的大和尚。禍亂平定以後，皇帝就把他請到宮裏去，叫工部趕快給神會和尚建造禪寺。
神會死時，已九十多歲；替政府宣傳時，已將近九十歲了。神會和尚不但代表新佛教北伐，做了北伐總司令，而且做了政府裏麵的公債推銷委員會的主席。他功成身死以後，當時的皇帝就承認他為禪宗第七祖。當然他的老師那個南方不認識字的獦獠和尚是第六祖了。那時候我得到的材料是如此。
神會雖然有這一段奮鬥的曆史，但在過了一二百年以後，他這一派並沒有多少人。別的冒牌的人又都起來，個個都說是慧能的嫡派。神會的真正嫡派，在曆史上沒有材料了。所以當我在民國十五年到歐洲去的時候的副作用，就是要去找沒有經過北宋人塗改過的真正的佛教史料。因為我過去搜集這些材料時，就知道有一部分材料在日本，另一部分也許還在敦煌石室裏麵保存。為什麽呢？方才講過，敦煌的卷子，是從五世紀起到十一世紀的東西。這六百多年恰巧包括我要找的時期，且在北宋人塗改史料以前；而石室裏的材料，又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都是佛教材料。所以我要到倫敦、巴黎去，要找新的關於佛教的史料，要找神會和尚有沒有留了什麽東西在敦煌石室書庫裏麵。這就是我方才說的副作用。到了英國，先看看大英博物院，頭一天一進門就看見一個正在展覽的長卷子，就是我要找的有關材料。後來又繼續找了不少。我到法國的時候，傅斯年先生聽說我在巴黎，也從德國柏林趕來。
我們兩個人同住一個地方，白天在巴黎的國家圖書館看敦煌的卷子，晚上到中國館子吃飯，夜間每每談到一兩點鍾。現在回憶起當時一段生活，實在是很值得紀念的。在巴黎國家圖書館不到三天，就看見一段沒有標題的卷子。我一看，知道我要的材料找到了；那就是神會的語錄，他所說的話和所作的事。卷子裏麵常提到“會”；雖然那還是沒有人知道過，我一看就知道是神會，我走了一萬多裏路，從西伯利亞到歐洲，要找禪宗的材料；到巴黎不到三天就找到了。過了幾天，又發現較短的卷子，毫無疑義的又是與神會有關的。後來我回到英國，住了較長的時期，又發現一個與神會有關的卷子。此外還有與那時候的禪宗有關係的許多材料。我都照了像帶回國來。四年之後，我在上海把它整理出版，題為《神會和尚遺集》。我又為神會和尚寫了一萬多字的傳記。這就是中國禪宗北伐的領袖神會和尚的了不得的材料。我在巴黎發現這些材料的時候，傅先生很高興。
我所以舉上麵這個例子，目的是在說明材料的重要。以後我還要講一點同類的故事——加添新材料的故事。我們用敦煌石室的史料來重新撰寫了禪宗的曆史，可以說是考據禪宗最重要的一段。這也是世界所公認的。現在有法國的哲學家把我發現後印出來的書全部譯成法文，又拿巴黎的原本與我編的校看一次。美國也有人專研究這一題目，並且也預備把這些材料譯成英文。因為這些材料至少在中國佛教曆史上是新的材料，可以糾正過去的錯誤，而使研究中國佛教史的人得一個新的認識。
就在那一年冬天，傅孟真先生從德國回到中國；回國不久，就往廣東擔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並辦了一個小規模的曆史語言研究所。後來又應蔡孑民先生之邀，擔任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不久，在《曆史語言研究集刊》第一本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做《曆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旨趣》。
因為我們平常都是找材料的人，所以他那篇文章特別注重材料的重要。這裏麵有幾點是在他死後他的朋友們所常常引用的。他講到中國三百多年的曆史學、語言學的考據，與古韻古音的考據，從顧亭林、閻百詩這兩個開山大師起，一直到十九世紀末年，二十世紀初年。在這三百多年當中，既然已經有人替我們開了一個新紀元，為什麽到現在還這樣倒黴呢？傅先生對於這個問題，提出了三個最精辟的解答：
一、凡是能直接研究材料的就進步；凡是不能直接研究材料，隻能間接研究材料的，或是研究前人所研究的材料或隻能研究前人所創造的材料係統的就退步。
二、凡一種學問能夠擴充或擴張他的研究材料的便進步；凡不能擴張他的材料的便退步。
三、凡一種學問能夠擴充他作研究時所應用的工具的便進步；凡不能擴充他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便退步。（在這裏，工具也視為材料的一種。）
所以傅先生在他這篇文章中的結論，認為中國曆史學、語言學之所以能夠在當年有光榮的曆史，正是因為當時的顧亭林、閻百詩等大師能夠開拓的用材料。後來所以衰歇倒黴，也正是因為題目固定了，材料不大擴充了，工具也不添新的了，所以倒黴下去。傅先生在那篇文章裏為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提出了三條工作旨趣：
一、保持顧亭林、閻百詩的遺訓。要運用舊的新的材料，客觀地處理實在的問題。因為解決問題而更發生新問題；因為新問題的解決更要求更多的材料。用材料來解決問題，運用舊的新的材料，客觀地處理實在的問題，要保持顧亭林、閻百詩等在三百多年前的開拓精神。
二、始終就是擴張研究的材料，充分的擴張研究的材料。
三、擴充研究用的工具。
以上是傅先生在民國十七年——北伐還沒有完成，北伐軍事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就已經提出的意見。他在這篇文章裏麵還發表了一個很偉大的夢想。他說我們最注意的是求新的材料。所以他計劃要大規模的發掘新材料：
第一步，想沿京漢路，從安陽到易州這一帶去發掘。
第二步，從洛陽一帶去發掘；最後再看情形一步一步往西走，一直走到中亞西亞去。在傅先生那一篇並不很長的“工作旨趣”裏麵，在北伐軍革命事還沒有完成的時候，他已經在那裏做這樣一個擴大材料的夢想。而在最近這二十年來，中央研究院在全國學術機關內，可以說充分做到了他所提出的三大旨趣。我雖是中央研究院的一分子，卻並不是在這裏做廣告。我們的確可以說，他那時所提出的工作旨趣，不但是全國，亦是全世界的學術界所應當驚異的。
我在民國十七年發表的一篇文章，題目是《方法與材料》，已收在《文存》第三集內，後來又收在《胡適文選》裏麵。我不必詳細的講它了。大意是說：材料可以幫助方法；材料的不夠，可以限製做學問的方法；而且材料的不同，又可以使做學問的結果與成績不同。在那篇文章裏麵，有一個比較表，拿西曆一六〇〇年到一六七五年，七十五年間的這一段曆史，與東方的那段七十多年間的曆史相比較，指出中國和西方學者做學問的工作，因為所用材料的不同，成績也有絕大的不同。那時正是傅先生所謂顧亭林、閻百詩時代；在中國那時候做學問也走上了一條新的路，走上了科學方法的路。方法也嚴密了；站在證據上求證明。像昨天所說的顧亭林要證明衣服的“服”字古音讀作“逼”，找了一百六十個證據。閻百詩為《書經》這部中國重要的經典，花了三十年的工夫，證明《書經》中所謂古文的那些篇都是假的。差不多偽古文裏麵的每一句，他都找出它的來曆。這種科學的求證據的方法，就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方法。這種方法與西洋的科學方法，是同樣的了不得的。
但是在同一個時期，一六〇〇至一六七五年這一段時期，——西洋做學問的人是怎麽樣呢？在十六世紀初年，荷蘭有三個磨玻璃的工匠，他們玩弄磨好的鏡子，把兩片鏡片疊起來，無意中發明了望遠鏡。這個消息傳出去以後，意大利的一位了不得的科學家伽利略（Galileo），便利用這一個原理，自出心裁的製造成一個當時歐洲最完美的最好的望遠鏡。從這個望遠鏡中發現了天空中許多新的東西。
同時在北方的天文學家，開普勒（Kepler）正在研究五大行星的運行軌道。他對於五大行星當中火星的軌道，老是計算不出來，但是收集了很多材料。後來開普勒就假設說，火星軌道不是平常的圓形的而是橢圓形的；不但有一個中心而且有兩個中心。這真是大膽的假設；後來證實這個假設是對的，成為著名的火星定律。當時開普勒在北方，伽利略在南方，開了一個新的天文學的紀元。伽利略死了二三十年以後，荷蘭有一位磨鏡工匠叫做李文厚（Leeuwenhoek）。他用簡單的顯微鏡來看毛細管中血液的運行和筋腱的纖維。他看見了血球、精蟲，以及細菌（1675年），並且繪了下來。我們可以說，微菌學是萌芽於西曆一六七五年的。伽利略並且在物理學上開了新的紀元，規定了力學的幾個基本原理。
就在伽利略去世的那一年（西曆1642），一位絕大的天才科學家——牛頓（Newton）——在英國出世。他把刻伯勒與伽利略等人的發現，總結起來，做一個更大膽的假設，可以說是世界上有曆史以來最大膽的二、三個假設中的一個，就是所謂萬有引力的定律。整個宇宙所有這些大的星，小的星，以及圍繞著太陽的各行星（包括地球），所以能夠在空中，各循著一定的軌道運行，是什麽原因呢？就是因為有萬有引力的緣故。在這七十五年中，英國還有兩位科學家我們必須提到的。一位是發明血液循環的哈維（Harvey），他的劃時代的小書是一六二八年出版的。一位是了不得的化學家波耳（Boyle），他的在思想史上有名的著作《懷疑的化學家》是一六六一年出版的。
西方學者的學問工作，由望遠鏡、顯微鏡的發明，產生了力學定律、化學定律，出了許多新的天文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生理學家。新的宇宙出現了。但是我們中國在這個時代，在學者顧亭林、閻百詩的領導下做了些什麽呢？我們的材料是書本。顧亭林研究古韻，他的確是用新的方法，不過他所用的材料也還是書本。閻百詩研究古文《尚書》，也講一點道理，有時候也出去看看，但是大部分的材料都是書本。這三百多年來研究語言學、文字學所用的材料都是書本。可是西方同他們同時代的人，像開普勒、伽利略、牛頓、哈維、波耳，他們研究學問所用的材料就不僅是書本；他們用作研究材料是自然界的東西。從前人所看不清楚的天河，他們能看清楚了；所看不見的衛星。他們能看見了；
所看不出來的纖維組織，他們能看出來了。結果，他們奠定了三百年來新的科學的基礎，給人類開辟了一個新的科學的世界。而我們這三百多年來在學問上，雖然有了了不起的學者顧亭林、閻百詩做引導，雖然可以說也有“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方法，但是因為材料的不同，弄來弄去離不開書本，結果隻有兩部《皇清經解》做我們三百年來治學的成績。這個成績跟三百年來西方科學的成績比起來，相差真不可以道裏計。而這相差的原因，正可以說明傅先生的話：凡是能夠擴充材料，用新材料的就進步；凡是不能擴充新的材料，隻能研究舊的，間接的材料的就退步。
我在那篇文章裏麵有一張表，可以使我們從這七十五年很短的時間中，看出材料不但是可以限製了方法的使用，而且可以規定了研究的成績如何。所以我那篇文章後麵也有一個和傅先生相類似的意見，就是說：做紙上的考證學，也得要跳過紙上的材料——老的材料，去找新的材料，才可以創造出有價值的成績。我那篇文章雖然沒有他那一種遠大的大規模的計劃，但是也可以做為他那篇曆史上很重要的宣言的小小注腳。我們的結論都是一樣的；所不同的地方是我始終沒有他那樣大規模的夢想：
做學問的團體研究，集團研究（Corporate Research）。培根在三百多年前曾有過這種夢想——找許多人來分工合作，大規模的發現新的真理，新的意思，新的原則，新的原理；在西洋各國已經逐漸實現了。中國方麵，丁文江先生在北平創立了中國地質調查所，可以說是在北方的一個最重要學術研究團體，為團體研究，以收集新材料開辟了一個新的領土。在民國十七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尤其是曆史語言研究所的成立，在中國的語言學、曆史學、考古學、人類學各方麵，充分的使用了傅先生的遠大的見識，搜羅了全國第一流的研究人才、專家學者，實地去調查、去發掘。例如，安陽的十五次發掘，及其他八省五十五處的發掘，和全國各地語言語音的調查：這些工作，都是為擴充新的材料。
除了地質調查所以外，曆史語言研究所可以說是我們規模最大成績最好的學術研究團體。我們也可以說，中國文史的學問，到了曆史語言研究所成立以後才走上了完全現代化完全科學化的大路，這是培根在三百年前所夢想的團體研究的一個大成績。
不論團體研究也好，個人研究也好，做研究要得到好的成績，不外上麵所說的三個條件：一、直接的研究材料；二、能夠隨時隨地擴張材料；三、能夠擴充研究時所用的工具。這是從事研究學問而具有成績的人所通有的經驗。
我在開始講“治學方法”第一講的時候，因為在一廣場中，到的人數很多，沒有黑板，沒有粉筆，所以隻能講一些淺顯的小說考證材料。有些人認為我所舉的例太不重要了。不過今天我還要和諸位說一說，我用來考證小說的方法，我覺得還算是經過改善的，是一種“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方法。我可以引為**的，就是我做二十多年的小說考證，也替中國文學史家與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人擴充了無數的新材料。隻拿找材料做標準來批評，我二十幾年來以科學的方法考證舊小說，也替中國文學史上擴充了無數的新證據。
我的第一個考證是《水滸傳》。大家都知道《水滸傳》是七十一回，從張天師開始到盧俊義做夢為止。但是我研究中國小說，覺得可以分為兩大類。像《紅樓夢》與《儒林外史》是第一類，是創造的小說。另一類是演變的小說；從小的故事慢慢經過很長時期演變擴大成為整部小說：像《水滸傳》《西遊記》《隋唐演義》《封神榜》等這一類故事都是。我研究《水滸傳》，發現是從《宣和遺事》這一本很小的小說經過很長的時期演變而來。在演變當中，《水滸傳》不但有七十一回的，還有一百回的、一百二十回的。我的推想是：到了金聖歎的時候，他以文學的眼光，認為這是太長了；他是一個劊子手，又有文學的天才，就拿起刀來把後麵的割掉了，還造出了一個說法，說他得到了一個古本，是七十一回的。他並且說《水滸傳》是一部了不得的書，天下的文章沒有比《水滸》更好的。這是文學的革命，思想的革命；是文學史上大革命的宣言。他把《水滸》批得很好，又做了一篇假的序，因此，金聖歎的《水滸》，打倒一切的《水滸》。我這個說法，那時候大家都不肯相信。後來我將我的見解，寫成文章發表。發表以後，在日本方麵做學問的朋友告訴我說：日本有一百回、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滸傳》。後來我在無意中又找到了一百十五回本、一百二十四回本和一百十九回本。台大的李玄伯先生也找到一百回本。因為我的研究《水滸傳》，總想得到新的材料，所以社會上注意到了，於是材料都出來了。這就是一種新材料的發現，也就是二十多年來因我的提倡考證而發現的新材料。
關於《紅樓夢》，也有同樣情形。因為我提倡用新的觀點考證《紅樓夢》，結果我發現了兩種活字版本，是乾隆五十六年和五十七年的一百二十回本。有人以為這個一百二十回本是最古的版本，但也有人說《紅樓夢》最初隻有八十回，後麵的四十回是一個叫做高鶚的人加上去的。他也編造了一個故事說：是從賣糖的擔子中發現了古本。我因為對於這個解釋不能滿意，總想找新的材料證明是非，結果我發現了兩部沒有排印以前的抄本，就是現在印行出來的八十回本。
因為考證《紅樓夢》的關係，許多大家所不知道的抄本出現了。此外，還有許多關於曹雪芹一家的傳記材料。最後又發現脂硯齋的評本《紅樓夢》，雖然不完全，但的確是最早的本子——就是現在我自己研究中的一本。後來故宮博物院開放了，在康熙皇帝的一個抽屜裏發現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的一大批秘密奏折。這個奏折說明當時曹家地位的重要。曹雪芹的曾祖、祖父、父親、叔父三代四個人繼續不斷在南京做江寧織造五十年，並且兼兩淮鹽運使。這是當時最肥的缺。為什麽皇帝把這個全國最肥的缺給他呢？因為他是皇帝的間諜，是政治特務；他替皇帝偵查江南地方的大臣，監視他們回家以後做些什麽事，並且把告老回家的宰相的生活情形，隨時報告皇帝。一個兩江總督或江蘇巡撫晉京朝聖，起程的頭一天，江蘇下雪或下雨，他把這個天氣的情形用最快的方法傳達給皇帝。等到那個總督或巡撫到京朝見時，皇帝就問他“你起程的頭一天江蘇是下雪嗎？”這個總督或巡撫聽到皇帝的這個問話，當然知道皇帝對於各地方的情形是很清楚的。因此就愈加謹慎做事了。
我所以舉《紅樓夢》的研究為例；是說明如果沒有這些新的材料，我們的考證就沒有成績。我研究這部書，因為所用的方法比較謹嚴，比較肯去上天下地動手動腳找材料，所以找到一個最早的“脂硯齋抄本”——曹雪芹自己批的本子——，和一個完全的八十回的抄本，以及無疑的最早的印本——活字本——，再加上曹家幾代的傳記材料。因為有這些新材料，所以我們的研究才能有點成績。
但是亦因為研究，我們得以擴張材料：這一點是我們可以安慰自己的。
此外如《儒林外史》，是中國的第一部小說。這本書是一個很有思想的吳敬梓做的。當我在研究時，還不知道作者吳敬梓是安徽全椒人。我為了考證他的人，要搜求關於他的材料。不到幾個月的工夫，就找到了吳敬梓詩文集全集，後麵還附有他兒子的詩。這厚厚的一本書，在書店中別人都不要的，我花一塊半錢就買到了。這當是一個海內孤本（我恐怕它失傳，所以重印了幾千冊）。就拿這種考證來講，方法與材料的關係是很重要的。如果沒有材料，就沒有法子研究；而因為考證時能夠搜求材料，又可以增加了許多新材料。
我再用佛教史的研究說明擴張材料。我那年在英國大英博物院看敦煌卷子的時候，該院一位管理人告訴我說：有一位日本學者矢吹慶輝剛剛照了許多卷子的影片帶回去。後來矢吹慶輝做了一本書叫《三階教》。這是隋唐之間佛教的一個新的研究；用的材料，一部分是敦煌的卷子，一部分是日本從唐朝得來的材料。
我搜求神會和尚的材料，在巴黎發現敦煌所藏的兩個卷子。我把它印出來以後，不到三年，日本有位石井實先生，買到了一個不很長的敦煌的卷子，也是與神會和尚有關的材料。這個卷子和我所發現的材料比較起來，他的前麵一段比我發現的少，後麵一段比我發現的多。這個卷子，他也印出來了。
另外一位日本學者鈴木，也有一卷關於神會的卷子；這和我所發現的是一個東西，但是抄寫的不同，有多有少，可以互相補充。因為考證佛教史中禪宗這個小小的問題，增添了上麵所說的許多材料。
日本的矢吹先生在倫敦博物院把敦煌所藏的卷子照了許多影片帶回日本以後，日本學者在這些照片裏麵發現了一件寶貝，就是上麵講到的，南方韶州地方不認識字的和尚，禪宗第六祖慧能的語錄——《壇經》。這是從來沒有的孤本，世界上最寶貴的本子。這本《壇經》隻有一萬一千言；在現在世界上流行的本子有二萬二千言。這本《壇經》的出現，證明現在流行的《壇經》有百分之五十是後來的一千多年中和尚們你增一條，我添一章的加進去的，是假的。這也是佛教史上一個重要的發現。總之，因為我考證中國佛教新的宗派在八世紀時變成中國正統的禪宗的曆史，我就發現了許多新的材料。
最後我感謝台灣大學給我這個機會——講學。我很慚愧，因為沒有充分準備。我最後一句話，還是我開頭所說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在求證當中，自己應當自覺的批評自己的材料。材料不滿意，再找新證據。這樣，才能有新的材料發現；有新材料才可以使你研究有成績、有結果、有進步。所以我還是要提一提台大前任校長傅先生的口號：“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1952年12月6日）
【注釋】
[1] 1952年12月在台灣大學的講演。分三講，分別初載與1952年12月2、6、7日台北《中央日報》。收入1991年6月天津人民出版社《胡適選集》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