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不用解釋，是講過去的事實，把已經過去的事實，記載下來。第一是有無的問題；第二是真假問題；第三是是非問題。所以，怎樣可以知道曆史所記之事實究竟有無？真假？以何為標準呢？
就要證據。證據是什麽呢？凡是用事實證明過去事實有無、是非、真偽的，都叫證據。證據不僅證明，還需事實。在外國有這個區別，證據叫evidence，證實是prove.證實是證據的結果，不過要知道此證據是否成立，站得住站不住，真的假的。所以幾何學上最後是prove.證實是個結果，證據是個材料。凡是用來證明有無、真假、是非之材料，有了證據，不一定證明是事實。
現在先講證據的性質。為什麽證據可以成為證明某事之有與無及真與偽呢？我們知道，凡是一件事發生，一件事經過，總不免留下某種痕跡。“跡”就是腳印子，你走路時留下的腳印子，你走路時在土地上、沙上、地板上之蹤跡。這是所謂跡。凡是一件事，無論怎樣，總會留下蹤跡。像世界上有的事在發生經過時，總會留下一種有痕跡的地方。自然界，大自然之變化，整個宇宙之變化，古語說：
化滄海為桑田，這是事實。大自然是沒有曆史，沒有人記載；但它未免不留下很多很多的痕跡，蚌殼、化石，水底下的東西，怎會跑到高山頂上呢？並且不是一層，很多很多。這就是大自然（nature）留下的事實。這高山也許幾百萬年以前在海底，到後來才整個變為高山。高山變為平地，海底變為高山，這個大變化，就是古生物學所謂大自然之痕跡。大自然界來證明是在海底下，雖然沒有曆史記載在這山頂上，但這就是自然曆史也留有痕跡。很多偵探小說，某人偷東西犯了案，或凶手殺人時，總不免有痕跡留在那兒，留在這兒，好像很幹淨，但不知不覺留下手印，偵探來察時就可以發現。有的聰明強盜，看偵探小說看多了，帶了橡皮手套，絕不留下手印，但不留神，留下香煙，甚至在無意中打架時，留一撮頭發在死者手中，如此就可化驗，頭發也有個性。所以在他經過時，無論怎樣，有了痕跡總不免給人聽見、給人看見，或別人給他記載證據，最後理論。
所謂證據，都是某一事實有意無意留下的痕跡。像《水滸傳》武鬆殺人，殺了人後，在牆上寫“殺人者武鬆”，但很少人如此老實，有許多人想毀滅證據。《皇帝起居》、《皇帝實錄》每一代都有補改毀滅的地方。搜求，為什麽搜求？研究曆史有“證據基本法”，如這事有了，總是有證據。所以往往許多人搜求，多得到報答。
最要緊的是：凡是證據，不一定都可靠、都可用，所以就有所謂證據法（Law of Evidence），英美民族都有，歐洲大陸上就沒有。英美法演變成一個很重要的過程，因此還保留陪審製度。陪審製度者就是公民，凡公民有此義務，雖然並未進過法院，但都是些老年人，中年人很少。因此，凡是關於法律問題，須由法官指導；凡關證據民情都由陪審員決定，結果由十二個人宣判，由他們關緊了門商議，往往有許多天不許與外人往來，而律師也往往向此十二人詰問，因為律師知道他們都無法律常識。譬如，某人三年前偷過東西，律師說，三年前偷東西不能算證據，如果從前打人，打的罪也不能算證據。這個叫陪審製（Jury）。尤其像英美，他們要知道普通一般人的判斷力才如此。我以為曆史學家用證據，最好也學一學證據法。因為不承認、不接受的條件，曆史上往往也不許接受。有四條原理：
一、不關本案的事實不成證據。譬如，打老婆的人，你說他偷東西，這不能成為證據。
二、不可靠之事實，不算證據。譬如，如果用錢買通人做證據，這就失了證據的真實性。詳細情形，下麵再講。
三、傳聞（hearsay）之詞不能成立。譬如，有一件事鄭先生說是聽鄧先生說的，鄧先生說是聽張先生說的，輾轉相聞。這樣也不能成立。
四、個人之意見不能成立。像一件事，我沒有看見，也沒有聽見過，不過聽人家說的，這不能成立。
這幾條在我看起來，曆史上都可以用，都應當遵守。
這一百五十年當中，就發生了一特殊的案子——《水經注》。一個姓趙叫一清，一個戴震，他們都是乾隆時代的學者。還有一個叫全祖望。他們三人，全祖望先死，趙一清、戴震次之。可是《水經注》戴震先出來，後趙一清、全祖望的《水經注》始終未寫成功。到了距今六十年左右，引起了極大的辯論。有人說，戴震在《水經注》裏稱他老師江永叫老儒，可見是他偷趙一清的。這就是犯了第一條。
還有《易林》，這是本卜卦的書，內容是研究卦的變幻。著者焦延壽、崔篆，也鬧起了版權問題。
焦延壽是紀元前一世紀的人，崔篆是紀元後一世紀的人，相隔大概一百年左右。《四庫全書提要》有記載說：東漢永平四年，天大旱，用之卜卦，如此可見焦氏所著。記載當然不會錯。因為當時卜卦以後，第二天果下雨，這樣史官才給紀錄下來。可是他並沒有說是所著的《易林》。這也是犯了第一條。
王昭君，大家都知道是漢朝和番的一個漂亮女子。《易林》上也提到，所以有人說焦氏是在漢朝以前的人，可見不是他著的，是崔氏所著。乍看起來好像對。不過要知道雖不是焦氏所著，但未必就是崔氏所著。所以這第一條看起來很簡單，其實應用無窮。
第二條，用不著我多講了。還是拿《水經注》來說，全祖望的本子第一個發現的是“阿拉”寧波人王梓材。他是講理學的先生，他到北平正是鴉片戰爭，也是反對罷戴最熱烈的時候。他想：好了，不是戴的，也不是趙的，是“阿拉”的。有人問：證據呢？他說：在寧波。他回寧波一年以後，果然拿出一部全祖望的《水經注》。其實完全假的。
我這次到南京，在圖書館看見真的全祖望沒有寫完的《水經注》，費了三天工夫抄了回來。
第三，用直接材料而不能用間接材料。不是原本不能用，更不能用輾轉抄寫的本子。譬如《聊齋》大家都知道是蒲鬆齡所著，張元刻的墓碑上有記載。有許多翻印本子寫他死於八十六歲。我們特為找到這個墓碑，拓下來是七十六歲。這樣就發生了一個笑話：有一個上海聞人，想翻印《蒲鬆齡文集》。
他怕將來發生版權的麻煩，就關了門在鴉片鋪上動腦筋，做了二百二十六首詩，所以這本文集出版以後，除了文集、詞集以外，還多了二百二十六首詩。這是個新發現。但假的事實往往露出了馬腳，因為他上麵是照八十六歲的本子抄的，所以詩中有一首是《八十六？？》，還有“我今年六十八矣”的句子，下麵寫康熙幾年，我算了算錯十年，正是照八十六歲推算出來的，可見不對。現在《聊齋全集》清華大學有一部、馬先生有一部、我有一部。拿來一齊校對，詞集、文集都有，就是沒有詩集。所以用材料，不可不用原本。像這位先生就給我抓住欺詐取財的罪。
還有《宋史》，尤其北宋，更尤其是在神宗、哲宗之間，王安石變法，新舊翻來翻去，曆史改來改去，而元代也拿它做材料。這都是常識。
最近，我要說幾句話，在《經世日報》鄭先生主編的《讀書周刊》，我寫過一篇東西，有人問做官的秘訣是什麽？他回答勤、謹、和、緩。這是幾千年來做官的秘訣。研究曆史也是這樣。
第一，勤，尋材料要手勤、耳勤、眼勤，不懶才能找到材料。
第二，謹，嚴記不可靠、不相幹的東西不能用。小心，因為如果你抄錯了，還要使別人犯刑事法。
所以校對一次，再校對一次，絕對不能苟且，一筆、一字、一句都要研究。
第三，和，就是心平氣和，不要容易動火，不要在感情上用事，自己錯了，認錯，放棄錯的證據，引用對的證據。
第四，緩，是做官的秘訣，就是拖。在研究曆史很重要，寧可懸而不斷，不斷然下結論。在證據不充分、不夠的時候更不能不如此。
時間不早。最後，奉勸諸位，學此四字。
【注釋】
[1] 這是保存在“胡適檔案”中的一篇演講稿。原稿用鋼筆記錄，未記明演講的年份、地點與記錄人姓名，隻寫明“胡適先生講演，四月二十四”。收入1999年1月河北人民出版社《胡適講演錄》（杜春和等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