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這個集會，是抗戰勝利後的第一次，有許多朋友都是九年以前見過麵的。今天大家聚在一起，覺得缺少一個人，有許多朋友心裏都有這樣的一個感覺。缺少什麽人呢？就是中央研究院的領袖蔡孑民先生。蔡先生是中央研究院的創辦人，他創辦研究院的目的，在發展基本科學。諸位曉得中央研究院成立以來，的確為國家建立了發展科學的基礎；在中央研究院成立近二十年的今天，我們看不見蔡先生，心裏很感傷。
此外還少了一個老朋友，就是丁文江先生。丁先生擔任中央研究院的總幹事，出了很大的力，他在抗戰發動以前，也是為了抗戰的準備工作——調查煤礦，犧牲了。
我們今天在痛念老朋友的時候，聽到於院長說，中央不僅要還政於民，同時要把科學研究還給科學家。又聽到議長報告說，政府對於科學研究經費，決定在全國總預算占一個百分比，議長雖沒有報告占百分比的多少，但總占了百分比的一個數字。又白先生報告：國防部對於發展國防科學的經費，占海陸空軍總預算百分之二。經費是發展科學的一個先決條件，具備了這一個條件，科學發展應該更有希望，所以我們大家都感到非常的興奮。
黨政軍三方麵對於中國科學的將來都希望迎頭趕上世界先進國家。我們對於這個期望，感到慚愧與惶恐。
因為在抗戰八年之中，中國科學家對於國家的貢獻不能算是很多。其最大的原因，就是經費的匱乏與生活的困難。我在抗戰八年的時間，都在外國，可以說沒有受到戰爭的艱難困苦。但在與朋友通訊裏，知道八年之中，許多學術工作者求生存都很不容易。他們跑出實驗室，回家還得挑水劈柴，替太太抱小孩，幫太太洗馬桶，甚至於有為了幾鬥米而犧牲生命，或因營養不夠而生病、至今尚躺在醫院裏治療的。處在這樣艱苦的情況之下，要科學研究有很大的成就，實在是很困難。不過從另一方麵看，大家不畏艱苦，堅守著自己的崗位。大家不離開崗位，並不是沒有做官與發財的機會，而是不願意違反自己的誌願，這種精神是可以告慰於我們的朋友的。
抗戰現已獲得了勝利，我個人展望前途，覺得異常的光明。我這種樂觀的話，並不是隨便說的，而是有事實證明迎頭趕上世界的科學不是不可能的。
我們看看美國的學術，在三十年前隻可說是歐洲的附庸。那時候，一個學者在哈佛大學或耶爾大學得了博士，想到歐洲去鍍金，就是要到德國的柏林大學，法國的巴黎大學或英國的牛津、劍橋大學去做研究。在世界第一次大戰以後，美國的學術提高了不少，到現在不僅趕上了歐洲，而且成為世界學術的領導者了。
我們平常提到“中國學術”四個字，心裏總很慚愧。我們在聯合國組織裏坐第四把椅子，而沒有五十年曆史的大學與研究機關。但我們看出美國學術在三十年中的突飛猛進，也應該不至於太悲觀。
隻要有做研究工作的環境，我們在十年二十年裏也可以迎頭趕上世界各先進國家。
試看與我同年出世的芝加哥大學，今年隻有五十五歲，隻因得洛克非羅基金的補助，今天已成為全世界最有名的學府。又如加利福尼亞工業研究院，創辦到今天不過二十年，培植成功了許多的科學人才，教授之中得諾貝爾獎金的已有了好幾位。又如普林斯頓的高等研究所，創辦的曆史更短，入這個研究所須先得博士的學位，所以這是一個博士的博士院。這個研究所何以能有這個成績呢？就是有大量的經費，所以吸收了世界上許多有名的科學家，如從德國跑出來的愛因斯坦就在這個研究所裏。這些都是新興的科學研究機關，他們在短時期裏躍居於世界領導的地位。從這些事實看來，科學工作的迎頭趕上是很可能的。
再以我國來說，抗戰以前十年之中，國內有共產黨的“擾亂”，國外遭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然而我們科學都有長足的發展。如林可勝先生，他的著作被世界學術會議采取了四十七處，世界科學家對於林先生非常崇敬，希望他放棄政府的官吏，回到科學研究的崗位，專門從事研究的工作。又汪緝齋先生的心理學，竺可楨先生的氣象學，翁文灝先生的地質學，還有安陽發掘的幾位先生的考古學，都為世界學者所欽佩。
從這些事實說來，今後隻要政府給我們生活安定，並予我們研究上所需要的財力，十年二十年以後，雖不能說成為博士的博士院，至少我們中央研究院可以成為世界有地位的研究院，而迎頭趕上世界各先進國家。
【注釋】
[1] 1946年10月15日在中央研究院首屆評議會的致詞。生前未發表。收入1994年12月黃山書社《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12冊，原題《胡評議員適之致詞》。現題為本書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