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範，就是教師的模範，他們至少要有兩方麵的理想：人格方麵，是要愛自由和愛獨立，比生命還重要，做到不降其誌，不辱其身，把自由獨立看作最重要的，這樣人格才算完滿；另一方麵是知識，就是要愛真理，尋真理，為真理犧牲一切，為真理受苦，愛真理甚於自己的生命。
中國是具有五千年曆史文化的古國，但卻沒有一個具有六十年或七十年以上曆史的大學。北京大學是一個很老的學校，也不過六十二年；交通大學從它的前身南洋公學一起算進去，也隻有六十多年的曆史；台灣大學從日據時代的台灣帝國大學，到現在不過二十多年。一個有五千年曆史的國家，沒有六七十年以上曆史的大學，是很使人慚愧的。
一九三六年，我曾代表北京大學參加哈佛大學成立三百周年紀念，有五百多個世界各地的著名學術機構和大學的代表都去道賀。在一次按照代表們所代表學校成立年代為先後的排隊遊行中，埃及的一個大學排在第一，但在曆史上這個大學有一千多年的曆史，是可懷疑的。實際可考的，應該是排在第二的意大利佛羅倫斯大學，才真正具有一千多年的曆史。北京大學是排到第五百五十幾名。
我在哈佛大學的餐會中，曾被邀請說話，我曾指出，北京大學是國立大學，是首都大學，也是真正繼承中國曆史上太學的學府。中國的太學是創始於漢武帝時代，這樣算起來，北大曆史應該要從紀元前一二四年算起，如果以這個曆史為考據，北大該排在埃及大學的前麵了。
北京大學不願意繼承太學是有原因的。中國的大學始於太學，但是從漢武帝到隋唐國子監，都沒有持續性和繼續性，當朝代間替，政府更換的時候，學堂也隨著變換，使得學堂的設備、財產、人才、學風都缺乏繼續的機構接替下去。
在中國，太學是政治機構的一部分，太學校長叫“祭酒”，他們升官了就離開太學做官去。無論是學風，人才，都隨著不同的朝代政府變遷更換。西洋的大學能夠繼續不斷發展，有三個因素：第一它們有董事會，管理學校財產，像歐洲的大學是由教皇特旨，以教皇的許可狀作為基礎，連續有人負責學校的一切；第二，是教師會，它使得學校的傳統學風能繼續下去；第三，美洲的大學，都有校友會，校友們捐款給學校，推選董事參加董事會。
中國的大學有國立的、官立的、私立的，但卻沒有一個私立學校是完全私立的，大多是半官立的。
太學在紀元前一二四年成立時，隻有五個教授，五十個學生。王莽大興學堂，曾築舍萬區，紀元後四年，太學生有六萬多人，東漢遷都洛陽，太學仍在繼續不斷發展。漢光武帝革命的成功，全是王莽時代太學生的力量。“黨錮之禍”發生以後，太學生才漸為大家所恐懼。
我們大學製度產生得很早，但是幾千年來沒有好好持續下去，造成了有五千年曆史，而沒有七十年以上大學曆史的現象。
一個隻有十四年曆史的學堂，在教育史上還是個小孩子。十四歲的孩子是不應該為他大做生日的，但還是值得道喜。……
師大學生要以愛自由、愛獨立、愛真理勝過生命的理想，擔負起教養下一代的神聖使命。
【注釋】
[1] 1960年6月5日在台灣師範大學14周年紀念會上的講演。同時發表於1960年6月6日《台灣新生報》、《公論報》。收入1998年11月北京大學出版社《胡適文集》第12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