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帶病來參與開學典禮，很願意聽聽諸位新教授的言論及對於我們的希望。我從一九一七年（即民國六年）來到本校，參與了三年的開學典禮。一年得一年的教訓，今天又是來親受教訓的日子了。
我本來不預備說話，但蔣先生偏偏提出我的談話的一部分，偏偏把“且聽下回分解”的話留給我說，所以我不能不來同諸位談談。
我暑假裏，在南京高等師範的暑期學校裏講演，聽講的有七八百人，算是最時髦的教員了。這些教員是從十七省來的，故我常常願意同他們談天。他們見麵第一句話就恭維我，說我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我聽了這話，真是“慚惶無地”。因為我無論在何處，從來不曾敢說我做的是新文化運動。
他們又常常問我，新文化的前途如何。我也實在回答不出來。我以為我們現在那裏有什麽文化，我們北京大學，不是人稱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嗎？你看最近的一期《學藝雜誌》裏有一篇《對於學術界的新要求》，對於我們大學很有些忠實的規諫。他引的陳惺農先生對於編輯《北京大學月刊》的啟事，我們大學裏四百多個教職員，三千來個學生，共同辦一個月刊，兩年之久，隻出了五本。到陳先生編輯的時候，竟至收不到稿子，逼得他自己做了好幾篇，方才敷衍過去。《大學叢書》出了兩年，到現在也隻出了五大本。後來我們想，著書的人沒有，勉強找幾個翻譯人，總該還有，所以我們上半年，弄了一個《世界叢書》，不想五個月的經驗結果，各處寄來的稿子雖有一百多種，至今卻隻有一種真值得出版。像這樣學術界大破產的現象，還有什麽顏麵講文化運動。所以我對於那一句話的答語，就是：“現在並沒有文化，更沒有什麽新文化”。再講第二問題，現在外麵學界中總算有一種新的現象，是不能不承認。但這隻可說是一種新動機、新要求，並沒有他們所問的新文化運動。他們既然動了，按物理學的定理，決不能再使不動。所以惟一的方法，就是把這種運動的趨向，引導到有用有結果的路上去。
這種動的趨向有兩個方麵：
（一）普及現在所謂新文化運動，實在說得痛快一點，就是新名詞運動。拿著幾個半生不熟的名詞，什麽解放、改造、犧牲、奮鬥、自由戀愛、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你遞給我，我遞給你，這叫做“普及”。這種事業，外麵幹的人很多，盡可讓他們幹去，我自己是賭咒不幹的，我也不希望我們北大同學加入。
（二）提高提高就是——我們沒有文化，要創造文化；沒有學術，要創造學術；沒有思想，要創造思想。要“無中生有”地去創造一切。這一方麵，我希望大家一齊加入，同心協力用全力去幹。
隻有提高才能真普及，愈“提”得“高”，愈“及”得“普”。你看，桌上的燈決不如屋頂的燈照得遠，屋頂的燈更不如高高在上的太陽照得遠，就是這個道理。
現在既有這種新的要求和新的欲望，我們就應該好好預備一點實在的東西，去滿足這種新要求和新欲望。若是很草率的把半生不熟的新名詞，去解決他們的智識饑荒，這豈不是耶穌說的“人問我討麵包，我卻給他石塊”嗎？
我們北大這幾年來，總算是掛著“新思潮之先驅”、“新文化的中心”的招牌，但是我剛才說過，我們自己在智識學問這方麵貧窮到這個地位，我們背著這塊金字招牌，慚愧不慚愧，慚愧不慚愧！所以我希望北大的同人，教職員與學生，以後都從現在這種淺薄的“傳播”事業，回到一種“提高”的研究功夫。我們若想替中國造新文化，非從求高等學問人手不可。我們若想求高等學問，非先求得一些求學必需的工具不可。外國語、國文、基本科學，這都是求學必不可少的工具。我們應該拿著這種切實的工具，來代替那新名詞的運動，應該用這種工具，去切切實實的求點真學問，把我們自己的學術程度提高一點。我們若能這樣做去，十年二十年以後，也許勉強有資格可以當真做一點“文化運動”了。二三十年以後，朱逷先生和陳女士做中國現代史的時候，也許我們北大當真可以占一個位置。
我把以上的話總括起來說：
若有人罵北大不活動，不要管他；若有人罵北大不熱心，不要管他。但是若有人說北大的程度不高，學生的學問不好，學風不好，那才是真正的恥辱！我希望諸位要洗刷了它。我不望北大來做那淺薄的“普及”運動，我希望北大的同人一齊用全力向“提高”這方麵做功夫。要創造文化、學術及思想，唯有真提高才能真普及。
【注釋】
[1] 1920年9月17日在北京大學開學典禮上的演說。原載1920年9月18日《北京大學日刊》，又載1920年9月23日《晨報副刊》。收入1992年12月開明出版社《胡適教育文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