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國家是時刻變遷的，所以不能指定那一種方法是救世的良藥：十年前用補藥，十年後或者須用泄藥了；十年前用涼藥，十年後或者須用熱藥了。況且各地的社會國家都不相同，適用於日本的藥，未必完全適用於中國；適用於德國的藥，未必適用於美國。隻有康有為那種“聖人”，還想用他們的“戊戌政策”來救戊午的中國；隻有辜鴻銘那班怪物，還想用二千年前的“尊王大義”來施行於二十世紀的中國。
易卜生是聰明人，他知道世上沒有“包醫百病”的仙方，也沒有“施諸四海而皆準，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對於社會的種種罪惡汙穢，隻開脈案，隻說病狀，卻不肯下藥。但他雖不肯下藥，卻到處告訴我們一個保衛社會健康的衛生良法。他仿佛說道：“人的身體全靠血裏麵有無量數的白血輪時時刻刻與人身的病菌開戰，把一切病菌撲滅幹淨，方才可使身體健全，精神充足。社會國家的健康也全靠社會中有許多永不知足，永不滿意，時刻與罪惡分子齷齪分子宣戰的白血輪，方才有改良進步的希望。我們若要保衛社會的健康，須要使社會裏時時刻刻有斯鐸曼醫生一般的白血輪分子。但使社會常有這種白血輪精神，社會決沒有不改良進步的道理。”
（《易卜生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