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哪種性格或才智適合一切事業，兩者不是彼此不合，就是不能容納所從事的事業。有時候，我們因自負或責任感而迷路，以致性格與所從事的事業完全相左。在戰場遭羞蒙恥的人，廁身廟堂卻可能智足謀國。奇隆[3]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先求自知，而後勤力致用。”
明智的人，知的第一步應是自知。順養氣性，尊重理智……與自己的氣質相逆往往得到的隻是惡果。悖逆個人品位、才智與運勢之水而行舟，是致命的折磨。
這種順逆之理，放在治理國家與城市也同樣適用。行為往往比天時更重要。羅馬也不是適合一切性格與才智的人，在學問之擴科林斯[4]，也並人人得其所求。即使是在同一城市，某些人以之為家，而另一些人則有如客居。即使我們偉大的馬德裏，因為有偉大的菲利普而成為連接東西世界之母，但在某些人眼裏也不過是個後母。烏鴉不在繆斯[5]之間築巢，智者也很少在喧囂的鬧市中，明慎之人不與芸芸眾生為伍。
在不同的種族和國家之間，性格和習俗的吸引和排斥也值得我們深思。來者不拒，自然是皆大歡喜，但卻根本不可能。各個民族，有的高傲可憎，有的輕浮可厭，有的多詐，有的野蠻，誰能消受得了？除非我們自己出生在這種民族，在他人看來不堪忍受的，而我們完全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