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人人有，人格不因其人的外在職位、權力、功業的大小而分高下。人格是人的本質意誌，是人的世界觀、價值觀。人格雖與外在的功業無關，但人格的展示卻要有外在的機遇，在這個機遇下，小人物也能發出異樣的光彩。我當記者時，曾經采訪過一件冤案，幾百人受迫害，甚至一位縣委書記被迫自殺，但是最後為此案奔走平反、堅強不屈的竟是一位看廟老人。這就是人格的力量。後來我寫了一篇散文《桑氏老人》。就是說外部條件能更深刻地考驗出一個人的人格，進一步鍛煉成就一個人的人格。特別是複雜的背景、跌宕的生活、嚴酷的環境、悲劇式的結局更能考驗和拷問一個人的人格。瞿秋白就是這樣一個典型。他有內在的人格，又有外在的功業，還有才未盡、功未成的悲劇，所以他是一個永遠議論不完的話題，是一幅“永遠讀不完的名畫”。
我接觸瞿秋白這個題材比較早。在初中時我讀過介紹他的小冊子。他那幅臉色略顯蒼白的照片，我印象很深。還有照片後的題字：“如果人有靈魂的話，何必要這個軀殼。但是，如果沒有的話，這個軀殼又有什麽用處？”還有魯迅送他的對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都深刻地印在我的記憶裏。1963年我上大學，社會上批叛徒哲學，說太平天國英雄李秀成是叛徒，又影射到秋白的《多餘的話》。到**，在空前的翻案風和打倒聲中，他被說成叛徒，我在八寶山親眼見到他的被砸毀的墓，世事滄桑，世態炎涼。**以後黨中央又再次正式確認他的功績，他的英雄地位。他是個人物，是個複雜深邃的人。但這時還沒有想到寫他。真正想到要為秋白同誌寫篇文章，是見到了他的故居。
1990年我到常州出差，問當地有什麽曆史名人。答曰：共產黨早期三大領袖瞿秋白、惲代英、張太雷都是常州人。我心中一驚，真是人傑地靈。這座小城怎麽容得下三位風雲人物？秋白同誌在城裏還留有一處故居並已開辟成紀念館。我很快去拜謁了他的故居。這是處於鬧市中一條大馬路邊的一座舊房子。說是故居，其實不是秋白家的家產，它是瞿家的一座祠堂，秋白一家當時早已窮得房無一間，無處棲身，而隻好借居在本族祠堂裏，窮途末路，與林教頭風雪借宿山神廟差不了多少。秋白祖上曾是官宦人家，到他父親一輩已破落得很。其父字、畫、醫都極好，現在故居牆上還掛有他的字畫。但他很不擅長治家理財，過著窮愁潦倒、濁酒苦茶的散漫生活。治家的重擔全落在秋白母親的身上。這個沒落家庭已如大廈將傾，柴米不濟，捉襟見肘，債主常常前後堵門。父親依然是既無能力又無多少責任心，唯母親終日憂心如焚，以淚洗麵。終於她實在經不起這如磐的壓力，在一個深夜服火柴頭自盡。當時秋白在外地念中學，他得知噩耗回家奔喪，在母親床前的磚地上哭得死去活來。他在祭掃母墳時曾寫一首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