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羅特把上麵描述的在群體中出現的心理現象追溯到一種群居本能（“群聚性”[140]），這種群居本能就像其他動物種族中一樣，也為人類先天所擁有。他說，這種群聚性從生物學上說類似於多細胞結構，並且仿佛是後者的延續（按照力比多理論，它是源自力比多的傾向的進一步表現，通過所有同類生物以愈益複雜的單位結合起來而得以體現[141]）。如果個人獨處，他會感到不安全。幼兒顯示出來的恐怖似乎已是這種群居本能的表現。與人群對立事實上就等於與它分離，因而人們憂慮地避免這種對立。但人群輕蔑任何新的或不尋常的東西。群居本能似乎是某種原始的東西——某種不能被分解的東西。[142]
特羅特提供了他認為是原始本能的清單，如自我保存本能、營養本能、性本能和群居本能。群居本能常常與其他本能相對立。罪惡感和責任感是群聚性動物的特有方麵，特羅特也把精神分析揭示的、存在於自我中的壓抑力追溯到群居本能，並相應地把醫生在精神分析治療中遇到的抵抗也追溯到這同樣的根源。言語的重要性就在於人群中相互理解的自然傾向。個人彼此之間的認同主要依賴於這種傾向。
勒龐主要關心的是典型的短暫群體形式，麥獨孤關心穩定的群體聯係，而特羅特則選擇最一般化的群體形式——“政治動物”[143]的人在這種群體中度過一生——作為他興趣的中心，他為我們提供了這種群體形式的心理學根據。但是特羅特沒有必要去追蹤群居本能，因為他把它的特征描述為原始的和不可進一步還原的。他提到波裏斯·賽迪斯（Boris Sidis）試圖把群居本能追溯到暗示感受性，就他而言幸好是多餘的。這是種熟悉而又不令人滿意的解釋類型，而相反的命題——暗示感受性源出於群居本能——似乎在我看來則更進一步闡明了這一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