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正常的、有意識的罪疚感（良心）進行解釋並沒有什麽困難；它是以自我和自我理想之間的緊張為基礎的，並且是由它的批判功能進行自我譴責的表現。可以推測，神經症中如此熟知的自卑感（the feelings of inferiority）可能和這種有意識的罪疚感密切相關。在兩種非常熟悉的疾病中，罪疚感被過分強烈地意識到；自我理想在其中表現得特別嚴厲，常常極其殘暴地對自我大發雷霆。自我理想在這兩種疾病（強迫性神經症和抑鬱症）中的態度，和這種類似性一道，表現出具有同樣意義的差異。
在某些形式的強迫性神經症中，罪疚感竭力表現自己，但又不能向自我證明自己是正確的。所以，這種病人的自我反對轉嫁罪責，並在否定它的同時尋求醫生的支持。對此予以默認是愚蠢的，因為這樣做毫無用處。分析最終表明，超我正受著自我所不知道的過程的影響。要想發現真正位於罪疚感根基的被壓抑的衝動是可能的。因此，在這種情況下，超我比自我更了解潛意識的本我。
在抑鬱症中，超我獲得了對意識的控製，這種印象甚至更加強烈。但在這種病例中，自我不敢貿然反抗；它承認有罪並甘願受罰。我們理解這種差異。在強迫性神經症中，問題在於，應受斥責的衝動從未形成自我的一部分；而在抑鬱症中，超我向其表達憤怒的對象則通過認同作用而成為自我的一部分。
當然，我們還不清楚，為什麽罪疚感能在這兩種神經症中達到如此非凡的強度；但是，這種事態所表現的主要問題在於另一方麵。在我們處理了其他病例之後再來討論它——在這些其他病例中，罪疚感始終是潛意識的。
在癔症和某種癔症狀態下，基本的條件就是發現這種罪疚感。罪疚感用以保持潛意識的機製是容易發現的。癔症的自我保護自己免受痛苦知覺，它的超我的批判正是以此來威脅它，要采取那種保護自己免受無法忍受的對象-貫注的同樣方式，也就是采取一種壓抑行為。因此，正是自我應該對這種保留在潛意識中的罪疚感負責。我們知道，一般來說，自我是在超我的支配和命令下進行壓抑的；但是，在這種病例中，它把同樣的武器轉而對準它的嚴厲的監工了。在強迫性神經症裏，如我們所知，反向作用的現象占主導地位；但是（癔症中的）自我在這裏卻滿足於和罪疚感所涉及的材料保持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