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犯了慣性思維的錯誤。”這是大象跟我們會麵的第一句話。
周昊遞給大象一瓶水，他擰開喝了一大口：“之前的係列案中，受害者皆死於案發現場。我們一開始也都下意識認定，樹林就是死者被害現場，加之凶手在現場製造了一個巧妙的障眼法，我們的破案思維被牽製住。”
“將受害者的鞋和襪子扔在附近嗎？”我問。
“不，這個命案與之前其他命案不同的地方是什麽？”大象說，“凶手在死者腳底割了 ‘十’字，我們一開始推斷是殺人法術的步驟之一，其實是為了用血液將 ‘犯罪現場’的標識紮深在樹林裏。”
我不解，看向周昊。周昊沉思了一下，說：“關於凶案現場血液的認識，有個前輩曾經遇到一個案子，凶手用鐵錘擊打受害者頭部致其死亡。那時是20世紀90年代，公寓樓，死者家裏一片狼狽，貴重物品都被翻走，窗戶打開，陽台處的花盆跌落，看起來像是凶手入屋盜竊行凶，得逞後開窗潛逃。本來準備以盜竊殺人立案，但前輩注意到一點，死者背躺的地毯上由傷口流出的那攤血跡，太圓了，這圓形血跡在雜亂房間顯得規整、幹淨，以致前輩一閉眼，腦海都會出現這個紅圓圈。頭部被敲倒在地，沒有掙紮或拖拽的痕跡，這在以往的現場從未見過，前輩提出了假設：屍體經過重新布置，房間並非被害現場，經這個思路發散，最後將住在樓上的凶手抓獲。他邀請受害者到他家，佯裝還債，收走借條後，在受害者小便的時候用錘子砸他頭。之後下樓把死者家中翻成盜竊現場，再包住死者流血的頭部，將他運往樓下家中，再回家清洗廁所。後來我經手凶器殺人案，會特別留意現場死者的出血量。但這起樹林殺人案，在血液上並沒有什麽疑點。”
“就是沒疑點，才導致我們絞盡腦汁想凶手的割腳原因。現在，我們再退回到原點，想這個問題，為什麽要在窒息殺人案的現場見血？”大象又大喝一口水，站在管理處的黑板前，用筆輔助闡述，“我做過一個數據研究，抽取一千宗謀殺案件，隨機分成十組，每組一百宗謀殺案，然後記錄出現血跡的案件，得出的平均數是71%，也就是說，有七成的謀殺案，現場會出現血跡。你往前翻報紙上十宗謀殺案新聞，一般有七宗會出現血跡。這樣會導致一種局麵，參與多宗謀殺案的刑警，會將這種大概率默化成從業經驗，經驗一般不會出錯，但假如凶手利用這種經驗來做障眼法，誤導破案方，我們往往很難察覺。以前輩遇到的謀殺案來說，假如凶手別有用心，在房間內塗抹更多血跡，那這起案件偵破的難度就會大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