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忝列寅恪先生門下，自謂頗讀了一些先生的書，對先生的治學方法有一點了解，對先生的為人也有所了解，自己似乎真正能了解陳寅恪先生了。
但是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
我以前注意到，先生是考據大師，其造詣之深絕不在乾嘉諸樸學大師之下。但是有一點卻是乾嘉大師所無法望其項背的。寅恪先生絕不像乾嘉大師那樣似乎隻是為考證而考證，他在考證中寓有極深刻的思想性，比如他研究曆史十分重視民族關係、文化關係、對外文化交流的關係，以及家族和地域關係，等等。讀了他的著作，絕不會僅僅得到一點精確的曆史知識，而是會得到思想性和規律性極強的知識和認識，讓你有豁然開朗之感。
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中，寅恪先生在這一點上是很突出的。梁任公先生思想活潑，極富創新能力，但是駁雜多變，不成體係。王靜安先生早期頗具一個哲學家、思想家的素質，但是，到了晚年，則一頭鑽入考據探討中，不複有任何思想色彩。趙元任先生走的是另外一條路，不在我討論範圍之內。總之，我認為在清華四大導師中，寅恪先生是最具備一個思想家素質的人。至於先生是不是一個傑出的思想家，則是我從來沒有想到過的一個問題。
最近讀了李慎之先生的一篇文章，題目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學術界》2000年第5期），極有創見，論證極能說服人。我恍然大悟，寅恪先生是中國20世紀傑出的思想家之一，我深信不疑。這種近在眼前的事，我在幾十年中竟沒有悟到，愧一己之愚魯，感慎之之啟迪。在內疚之餘，覺得自己對寅恪先生的認識，終於又近了一步，又不禁喜上眉梢了。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兩個詞兒是先生所撰的“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的話，是讚美王靜安先生的。原來王靜安先生自沉後，陳先生哀痛備至，又是寫詩，又是寫文章，來表達自己的哀思。靜安先生自沉的原因，學者間意見頗不一致。依我個人的看法，原因並不複雜。他的遺言：“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說得十分清楚。“事變”，指的是國民黨軍的北伐。王氏是一個大學者，一個大師，誰也不會有異辭。但是，心甘情願地充當末代皇帝溥儀小朝廷上的“上書房行走”，又寫詩讚美妖婆慈禧，實在不能不令人惋惜。他在政治上實在是非常落後，非常遲鈍的。陳寅恪先生把他的死因不說成是殉清，而是殉中國文化，說他是具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說“文化神州表一身”，頗有拔高之嫌。我認為，能當得起這兩句話的隻有陳先生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