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初秋，在連續經曆了批鬥和淩辱之後，傅雷“就像一個寂寞的先知、一頭孤獨的獅子，憤怒、高傲、遺世獨立，決不與庸俗妥協，決不向權勢低頭”。
那一天的朱梅馥無比平靜，她陪著傅雷靜靜地坐在椅子上，已經有了赴死的決心。
進臥室之前，她吩咐家裏的保姆第二天少買一點兒青菜。她的語氣十分平靜，保姆沒有看出任何異樣。
就連傅雷拿起筆寫遺書的時候，朱梅馥還在一旁平靜地看著，時不時小聲提醒幾句。他們把一切身後事交代得明明白白，就是為了不想虧欠、拖累任何人。他們甚至還在信封裏放了53.3元錢，作為夫妻二人的喪葬費。
當遺書寫好，朱梅馥動手撕開床單，就像平時整理家務一樣端莊沉靜，細心地做了繩索。之後，將繩索掛在臥室的鋼窗上。因為擔心踢翻凳子時會發出聲音，打擾樓下鄰居休息，她還細心地在凳子下麵墊上了棉胎。一旁的傅雷端坐在躺椅上，他已經服下了劇毒的藥物。在瀕死的邊緣，他們深情地凝望著彼此，仿佛即將共同奔赴的不是一場死亡，而是一段新生。
決定和傅雷共同赴死，朱梅馥是沒有任何怨言和遺憾的。但她的很多親友卻為此感到意外。施蟄存說：“朱梅馥能同歸於盡，這卻是我想象不到的，伉儷之情，深到如此，恐怕都是傅雷的感應。”
兒子傅聰悲傷地說：“我知道，其實媽媽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忍受得過去……”
不管日子多麽艱難，多麽委屈，她總是能把眼睛笑成一彎月牙，認識她的人，都說她像活菩薩。
其實，朱梅馥的死，就是為了陪傅雷。她曾說：“為了不使你孤單，你走的時候，我也一定要跟去。”
她是這個世界上最懂傅雷的人，知道以他寧折不彎的剛硬性格，在當時的情況下，必然會選擇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