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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我從堪培拉起飛，飛到中途飛機掉了個頭，又落回堪培拉機場。後來下飛機時才知道飛機的起落架出了問題，還好及時發現了。其實我沒有什麽實感，隻記得隔座的乘客打電話給兒子，說：“I'm so lucky.”
這句話我莫名記得很久。
我記得第一次跟厄運擦肩而過，是在小學時。有一天課間我和小夥伴玩耍，走廊旁有一個台階，台階下是花壇。我突然失去了平衡，向著花壇的方向倒了下去，花壇邊是大理石，為了配合花壇的形狀，大理石尖得似刀。我記得當時最後的記憶是，眼看著自己倒向那塊大理石，瞬間大腦一片空白，接著我就失去了意識。
醒來後我在醫院，滿身是血，花了很長時間才搞清楚狀況：我的鼻子差點被大理石切成了兩半。醫生說如果受傷的部位再往上一點，我這輩子可能就看不見了。
因為這件事，我休學了一個月。從此我的鼻子變成了塌鼻子，摘了眼鏡還能看到一條不那麽明顯的疤痕。
第二次是在墨爾本。那時我剛到墨爾本，還處於左右不分的狀態，還沒搞明白為什麽澳大利亞是左側行駛。那天我過馬路，卻看錯了方向，一輛公交車從身邊擦過。我的手沒來得及躲，被撞得來了一個三百六十度大旋轉，然後炫酷倒地。
朋友目瞪口呆，反應過來扶我時說：“你再往前走五厘米，車就跟你迎麵撞上了！”
這件事的後果是我的右手輕微骨折，不幸中的大幸。
第三次是朋友們一起出去自駕遊，去了一座我至今都叫不出名字的山。那時我們開車技術都不算厲害，下著雨不說，偏偏又遇到一條崎嶇不平的山路。雖然比不上《頭文字D》裏的秋名山跑道，但我們誰也沒有電影裏周傑倫的技術。車胎打滑好幾次，我們一路上小心翼翼過了無數個S形彎，終於還有十公裏就能駛出這段道，在一個轉彎時車胎又打了滑，而且前後輪胎一起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