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段婚姻的恩泽，在十年或十五年中，托尔斯泰居然体味到久已没有的和平与安全(98)。于是，在爱情的荫庇之下，他能在闲暇中梦想而且实现了他的思想的杰作，威临着十九世纪全部小说界的巨著：《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小史》（一八七三—一八七七）。
《战争与和平》是我们的时代的最大的史诗，是近代的《伊利亚特》。整个世界的无数的人物与热情在其中跃动。在波涛汹涌的人间，矗立着一颗最崇高的灵魂，宁静地鼓动着并震慑着狂风暴雨。在对着这部作品冥想的时候，我屡次想起荷马与歌德，虽然精神与时代都不同，这样我的确发现在他工作的时代托尔斯泰的思想得力于荷马与歌德(99)。而且，在他规定种种不同的文学品类的一八六五年的记录中，他把《奥德赛》《伊利亚特》《一八〇五年》(100)等都归入一类。他思想的自然的动作，使他从关于个人命运的小说，引入描写军队与民众，描写千万生灵的意志交融着的巨大的人群的小说。他在塞瓦斯托波尔围城时所得的悲壮的经验，使他懂得俄罗斯的国魂和它古老的生命。巨大的《战争与和平》，在他计划中，原不过是一组史诗般的大壁画——自彼得大帝到十二月党人时代的俄罗斯史迹中的一幅中心的画(101)。
为真切地感到这件作品的力量起见，应当注意它潜在的统一性(102)。大半的法国读者不免短视，只看见无数的枝节，为之眼花缭乱。他们在这人生的森林中迷失了。应当使自己超临一切，目光注视着了无障蔽的天际和丛林原野的范围；这样我们才能窥见作品的荷马式的精神、永恒的法则的静寂、命运的气息的强有力的节奏。统率一切枝节的全体的情操和统治作品的艺人的天才，如《创世记》中的上帝威临着茫无边际的海洋一般。
最初是一片静止的海洋。俄罗斯社会在战争前夜所享有的和平。首先的一百页，以极准确的手法与卓越的讥讽口吻，映现出浮华的心魂的虚无幻灭之境。到了第一百页，这些活死人中最坏的一个，瓦西里亲王才发出一声生人的叫喊：
“我们犯罪，我们欺骗，而是为了什么？我年纪已过五十，我的朋友……死了，一切都完了……死，多么可怕！”
在这些暗淡的、欺妄的、有闲的、会堕落与犯罪的灵魂中，也显露着若干具有比较纯洁的天性的人：——在真诚的人中，例如天真朴讷的皮埃尔·别祖霍夫，具有独立不羁的性格与俄罗斯情操的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饱含着青春之气的罗斯托夫；——在善良与退忍的灵魂中，例如玛丽亚公主；——还有若干并不善良但很高傲且被这不健全的生活所磨难的人，如安德烈亲王。
可是波涛开始翻腾了，第一是“行动”。俄罗斯军队在奥国。无可幸免的宿命支配着战争，而宿命也更不能比在这发泄着一切兽性的场合中更能主宰一切了。真正的领袖并不设法要指挥调度，而是如库图佐夫或巴格拉季昂般，“凡是在实际上只是环境促成的效果，由部下的意志所获得的成绩，或竟是偶然的现象，他们必得要令人相信他们自己的意志是完全和那些力量和谐一致的”。这是听凭命运摆布的好处！纯粹行动的幸福，正则健全的情状。惶乱的精神重复觅得了它们的均衡。安德烈亲王得以呼吸了，开始有了真正的生活……至于在他的本土和这生命的气息与神圣的风波远离着的地方，正当两个最优越的心魂，皮埃尔与玛丽亚公主受着时流的熏染，沉溺于爱河中时，安德烈在奥斯特利茨受伤了，行动对于他突然失掉了陶醉性，一下子得到了无限清明的启示。仰身躺着，“他只看见在他的头上，极高远的地方，一片无垠的青天，几片灰色的薄云无力地飘浮着”。
“何等的宁静！何等的平和！”他对着自己说，“和我狂乱的奔驰相差多远！这美丽的天我怎么早就没有看见？终于窥见了，我何等的幸福！是的，一切是空虚，一切是欺罔，除了它……它之外，什么也没有……如此，颂赞上帝吧！”
然而，生活恢复了，波浪重新低落。灰心的、烦闷的人们，深自沮丧，在都市的颓废的**的空气中他们在黑夜中彷徨。有时，在浊世的毒氛中，融泄着大自然的醉人的气息，春天，爱情，盲目的力量，使魅人的娜塔莎去接近安德烈亲王，而她不久以后，却投入第一个追逐她的男子怀中。尘世已经糟蹋了多少的诗意，温情，心地纯洁！而“威临着恶浊的尘土的无垠的天”依然不变！但是人们看不见它。即使是安德烈也忘记了奥斯特利茨的光明。为他，天只是“阴郁沉重的穹隆”，笼罩着虚无。
对于这些枯萎贫弱的心魂，极需要战争的骚乱重新来刺激他们。国家受到威胁了。一八一二年九月七日，鲍罗金诺村失陷。这庄严伟大的日子啊。仇恨都消灭了。道洛霍夫亲抱他的敌人皮埃尔。受伤的安德烈，为了他生平最憎恨的人，病车中的邻人，阿纳托里·库拉金遭受患难而痛哭，充满着温情与怜悯。由于热烈地为国牺牲和对于神明的律令的屈服，一切心灵都联合了。
“严肃地、郑重地，接受这不可避免的战争……最艰难的磨炼莫过于把人的自由在神明的律令前低首屈服了。在服从神的意志上才显出心的质朴。”
大将军库图佐夫便是俄国民族心魂和它服从命运的代表：
“这个老人，在热情方面，只有经验——这是热情的结果——他没有用以组合事物搜寻结论的智慧，对于事故，他只用哲学的目光观照，他什么也不发明，什么也不干；但他谛听着，能够回忆一切，知道在适当的时间运用他的记忆，不埋没其中有用的成分，可亦不容忍其中一切有害的成分。在他的士兵的脸上，他会窥到这无可捉摸的，可称为战胜的意志，与未来的胜利的力。他承认比他的意志更强有力的东西，便是在他眼前展现的事物的必然的动向；他看到这些事物，紧随着它们，他亦知道蠲除他的个人意见。”
最后他还有俄罗斯的心。俄国民族的又是镇静又是悲壮的宿命观念，在那可怜的乡人，普拉东·卡拉塔耶夫身上亦人格化了，他是质朴的、虔诚的、克制的，即在痛苦与死的时候也含着他那种慈和的微笑。经过了种种磨炼，国家多难，忧患遍尝，书中的两个英雄，皮埃尔与安德烈，由于使他们看到活现的神的爱情与信仰，终于达到了精神的解脱和神秘的欢乐。
托尔斯泰并不就此终止。叙述一八二〇年时代的本书结尾，只是从拿破仑时代递嬗到十二月党人这个时代的过渡。他令人感到生命的赓续与更始。全非在骚乱中开端与结束，托尔斯泰如他开始时一样，停留在一波未平一波继起的阶段中。我们已可看到将临的英雄，与又在生人中复活过来的死者，和他们的冲突(103)。
以上我试把这部小说分析出一个重要纲目：因为难得有人肯费这番功夫。但是书中包罗着成百的英雄，每个都有个性，都是描绘得如是真切，令人不能遗忘，兵士、农夫、贵族、俄国人、奥国人、法国人……但这些人物的可惊的生命力，我们如何能描写！在此丝毫没有临时构造之迹。对于这一批在欧罗巴文学中独一无偶的肖像，托尔斯泰曾作过无数的雏形，如他所说的，“以千万的计划组织成功的”，在图书馆中搜寻，应用他自己的家谱与史料(104)，他以前的随笔，他个人的回忆。这种缜密的准备确定了作品的坚实性，可也并不因之而丧失它的自然性。托尔斯泰写作时的热情与欢乐亦令人为之真切地感到。而《战争与和平》的最大魅力，尤其在于它年轻的心。托尔斯泰更无别的作品较本书更富于童心的了，每颗童心都如泉水一般明净，如莫扎特的旋律般婉转动人，例如年轻的尼古拉·罗斯托夫、索尼娅，和可怜的小彼佳。
最秀美的当推娜塔莎。可爱的小女子神怪不测，娇态可掬，有易于爱恋的心，我们看她长大，明了她的一生，对她抱着对于姊妹般的贞洁的温情——谁不曾认识她呢？美妙的春夜，娜塔莎在月光中，凭栏幻梦，热情地说话，隔着一层楼，安德烈倾听着她……初舞的情绪，恋爱，爱的期待，无穷的欲念与美梦，黑夜，在映着神怪火光的积雪林中滑冰。大自然的迷人的温柔吸引着你。剧院之夜，奇特的艺术世界，理智陶醉了；心的狂乱，沉浸在爱情中的肉体的狂乱；洗濯灵魂的痛苦，监护着垂死的爱人的神圣的怜悯……我们在唤引起这些可怜的回忆时，不禁要发生和在提及一个最爱的女友时同样的情绪。啊！这样的一种创造和现代的小说与戏剧相比时，便显出后者的女性人物的弱点来了！前者把生命都抓住了，而且转变的时候，那么富于弹性，那么流畅，似乎我们看到它在颤动嬗变。——面貌很丑而德行极美的玛丽亚公主亦是一幅同样完美的绘画；在看到深藏着一切心的秘密突然暴露时，这胆怯呆滞的女子脸红起来，如一切和她相类的女子一样。
在大体上，如我以前说过的，本书中女子的性格高出男子的性格多多，尤其是高出于托尔斯泰托寄他自己的思想的两个英雄：软弱的皮埃尔·别祖霍夫与热烈而枯索的安德烈·保尔康斯基。这是缺乏中心的灵魂，它们不是在演进，而是永远踌躇；它们在两端中间来回，从来不前进。无疑的，人们将说这正是俄国人的心灵。可是我注意到俄国人亦有同样的批评。是为了这个缘故屠格涅夫责备托尔斯泰的心理老是停滞的。“没有真正的发展，永远的迟疑，只是情操的颤动。”(105)（据比鲁科夫申引）托尔斯泰自己亦承认他有时为了伟大的史画而稍稍牺牲了个人的性格(106)。
的确，《战争与和平》一书的光荣，便在于整个历史时代的复活，民族移殖与国家争战的追怀。它的真正的英雄，是各个不同的民族；而在他们后面，如在荷马的英雄背后一样，有神明在指引他们；这些神明是不可见的力：“是指挥着大众的无穷的渺小”，是“无穷”的气息。在这些巨人的争斗中——一种隐伏着的命运支配着盲目的国家——含有一种神秘的伟大。在《伊利亚特》之外，我们更想到印度的史诗(107)。
《安娜小史》与《战争与和平》是这个成熟时期的登峰造极之作(108)。这是一部更完美的作品，支配作品的思想具有更纯熟的艺术手腕，更丰富的经验，心灵于它已毫无秘密可言，但其中缺少《战争与和平》中的青春的火焰、热情的朝气——伟大的气势。托尔斯泰已没有同样的欢乐来创造了。新婚时的暂时的平静消逝了。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努力在他周围建立起来的爱情与艺术周圈中，重新有精神烦闷渗入。
婚后一年，托尔斯泰写下《战争与和平》的最初几章；安德烈向皮埃尔倾诉他关于婚姻问题的心腹语，表示一个男子觉得他所爱的女人不过是一个漠不相关的外人，是无心的仇敌，是他的精神发展的无意识的阻挠者时所感到的幻灭。一八六五年时代的书信，已预示他不久又要感染宗教的烦闷。这还只是些短期的威胁，为生活之幸福所很快地平复了的。但当一八六九年托尔斯泰完成《战争与和平》时，却发生了更严重的震撼——
几天之内，他离开了家人，到某处去参观。一夜，他已经睡了；凌晨两点钟刚打过：
“我已极度疲倦，我睡得很熟，觉得还好。突然，我感到一种悲苦，为我从未经受过的那么可怕。我将详细告诉你(109)：这实在是骇人。我从**跳下，令人套马。正在人家为我套马时，我又睡着了，当人家把我喊醒时，我已完全恢复。昨天，同样的情景又发生了，远还没有前次那么厉害……”(110)
托尔斯泰伯爵夫人辛辛苦苦以爱情建造成的幻想之宫崩圮了。《战争与和平》的完成使艺术家的精神上有了一个空隙，在这空隙时间，艺术家重又被教育学、哲学(111)的研究抓住了：他要写一部平民用的启蒙读本(112)；他埋首工作了四年，对于这部书，他甚至比《战争与和平》更为得意，他写成了一部（一八七二年），又写第二部（一八七五年）。接着，他狂热地研究希腊文，一天到晚地研习，把一切别的工作都放下了，他发现了“精微美妙的色诺芬”与荷马，真正的荷马而非翻译家转述出来的荷马，不复是那些茹科夫斯基(113)与福斯(114)的庸俗萎靡的歌声，而是另一个旁若无人尽情歌唱的妖魔之妙音了(115)。
“不识希腊文，不能有学问！……我确信在人类语言中真正是美的，只有是单纯的美，这是我素所不知的。”(116)
这是一种疯狂：他自己亦承认。他重又经营着学校的事情，那么狂热，以致病倒了。一八七一年他到萨马拉地方巴奇基尔斯那里疗养。那时，除了希腊文，他对什么都不满。一八七二年，在讼案完了后，他当真地谈起要把他在俄罗斯所有的财产尽行出售后住到英国去。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不禁为之悲叹：
“如果你永远埋头于希腊文中，你将不会有痊愈之日。是它使你感到这些悲苦而忘掉目前的生活。人们称希腊文为死文字实在是不虚的：它令人陷入精神死灭的状态中。”(117)
放弃了不少略具雏形的计划之后，终于在一八七三年三月十九日，使伯爵夫人喜出望外地，托尔斯泰开始写《安娜小史》(118)。正在他为这部小书工作的时候，他的生活受着家庭中许多丧事的影响变得阴沉暗淡(119)，他的妻子亦病了。“家庭中没有完满的幸福……”(120)
作品上便稍稍留着这惨淡的经验与幻灭的热情的痕迹(121)。除了在讲起列文订婚的几章的美丽的文字外，本书中所讲起的爱情，已远没有《战争与和平》中若干篇幅的年轻的诗意了，这些篇幅是足以和一切时代的美妙的抒情诗媲美的。反之，这里的爱情含有一种暴烈的、肉感的、专横的性格。统治这部小说的定命论，不复是如《战争与和平》中的一种神（克里希纳），不复是一个命运的支配者，而是恋爱的疯狂，“整个的维纳斯”在舞会的美妙的景色中，当安娜与沃伦斯基不知不觉中互相热爱的时候，是这爱神在这无邪的、美丽的、富有思想的、穿着黑衣的安娜身上，加上“一种几乎是恶魔般的**力”(122)。当沃伦斯基宣露爱情的时候，亦是这爱神使安娜脸上发出一种光辉——“不是欢乐的光辉。而是在黑夜中爆发的火灾的骇人的光辉”(123)。亦是这爱神使这光明磊落、理性很强的少女，在血管中，流溢着肉欲的力，而且爱情逗留在她的心头，直到把这颗心磨炼到破碎的时候才离开它。接近安娜的人，没有一个不感到这潜伏着的魔鬼的吸力与威胁。基蒂第一个惊惶地发现它。当沃伦斯基去看安娜时，他的欢乐的感觉中也杂有神秘的恐惧。列文，在她面前，失掉了他全部的意志。安娜自己亦知道她已不能自主。当故事渐渐演化的时候，无可震慑的情欲，把这高傲人物的道德的壁垒，尽行毁掉了。她所有的最优越的部分，她的真诚而勇敢的灵魂瓦解了、堕落了：她已没有勇气牺牲世俗的虚荣；她的生命除了取悦她的爱人之外更无别的目标，她胆怯地、羞愧地不使自己怀孕；她受着忌妒的煎熬，完全把她征服了的性欲的力量，迫使她在举动中声音中眼睛中处处作伪；她堕入那种只要使无论何种男子都要为之回首一瞥的女人群中。她用吗啡来麻醉自己，直到不可容忍的苦恼和为了自己精神的堕落而悲苦的情操迫使她投身于火车轮下。“而那胡须蓬乱的乡人”——她和沃伦斯基时时在梦中遇见的幻象——“站在火车的足踏板上俯视铁道”；据那含有预言性的梦境所示，“她俯身伏在一张口袋上，把什么东西隐藏在内，这是她往日的生命、痛苦、欺妄和烦恼……”
“我保留着报复之权。”(124)上帝说……
这是被爱情所煎熬、被神的律令所压迫的灵魂的悲剧——为托尔斯泰一鼓作气以极深刻的笔触描写的一幅画。在这悲剧周围，托尔斯泰如在《战争与和平》中一样，安插下好几个别的人物的小说。但这些平行的历史可惜衔接得太迅骤、太造作，没有达到《战争与和平》中交响曲般的统一性。人们也觉得其中若干完全写实的场面——如圣彼得堡的贵族阶级与他们有闲的谈话——有时是枉费的。还有，比《战争与和平》更显明地，托尔斯泰把他的人格与他的哲学思想和人生的景色交错在一起。但作品并不因此而减少它的富丽。和《战争与和平》中同样众多的人物，同样可惊的准确。我觉得男子的肖像更为优越。托尔斯泰描绘的斯捷潘·阿尔卡杰维奇，那可爱的自私主义者，没有一个人见了他能不回答他的好意的微笑，还有卡列宁，高级官员的典型，漂亮而平庸的政治家，永远借着讥讽以隐藏自己的情操：尊严与怯弱的混合品；虚伪世界的奇特的产物，这个虚伪世界，虽然他聪明慷慨，终于无法摆脱——而且他的不信任自己的心也是不错的，因为当他任令自己的情操摆布时，他便要堕入一种神秘的虚无境界。
但这部小说的主要意义，除了安娜的悲剧和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俄国社会——沙龙、军官俱乐部、舞会、戏院、赛马——的种种色相之外，尤其含有自传的性格。较之托尔斯泰所创造的许多其他的人物，列文更加是他的化身。托尔斯泰不独赋予自己的既是保守又是民主的思想，和乡间贵族轻蔑知识阶级的反自由主义(125)；而且他把自己的生命赋予了他。列文与基蒂的爱情和他们初婚后的数年，是他自己的回忆的变相——列文的兄弟之死亦是托尔斯泰的兄弟德米特里之死的痛苦的表现。最后一编，在小说上是全部无用的，但使我们看出他那时候衷心惶乱的原因。《战争与和平》的结尾，固然是转入另一部拟议中的作品的艺术上的过渡，《安娜小史》的结尾却是两年以后在《忏悔录》中宣露的精神革命的过渡。在本书中，已屡次以一种讽刺的或剧烈的形式批评当时的俄国社会，这社会是为他在将来的著作中所不住地攻击的。攻击谎言，攻击一切谎言，对于道德的谎言，和对于罪恶的谎言同样看待，指斥自由论调，抨击世俗的虚浮的慈悲、沙龙中的宗教，和博爱主义！向整个社会宣战，因为它魅惑一切真实的情操，灭杀心灵的活力！在社会的陈腐的法统之上，死突然放射了一道光明。在垂危的安娜前面，矫伪的卡列宁也感动了。这没有生命，一切都是造作的心魂，居然亦透入一道爱的光明而具有基督徒的宽恕。霎时，丈夫、妻子、情人，三个都改变了。一切变得质朴正直。但当安娜渐次回复时，三人都觉得“在一种内在地支配他们的几乎是圣洁的力量之外，更有另一种力量，粗犷的，极强的，不由他们自主地支配着他们的生命，使他们不复再能享受平和”。而他们预先就知道他们在这场战斗中是无能的，“他们将被迫作恶，为社会所认为必须的”(126)。
列文之所以如化身的托尔斯泰般在书的结尾中亦变得升华者，是因为死亦使他感动了。他素来是“不能信仰的，他亦不能彻底怀疑”。自从他看见他的兄弟死后，他为了自己的愚昧觉得害怕。他的婚姻在一时期内曾抑住这些悲痛的情绪。但自从他的第一个孩子生下之后，它们重复显现了。他时而祈祷时而否定一切。他徒然浏览哲学书籍。在狂乱的时光，他甚至害怕自己要自杀。体力的工作使他镇静了：在此，毫无怀疑，一切都是显明的。列文和农人们谈话；其中一个和他谈着那些“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上帝生存的人”。这对于他不啻是一个启示。他发现理智与心的敌对性。理智教人为了生存必得要残忍地奋斗；爱护他人是全不合理的：
“理智是什么也没有教我；我知道的一切都是由心启示给我的。”(127)
从此，平静重新来临。卑微的乡人——对于他，心是唯一的指导者——这个名词把他重新领到上帝面前……什么上帝？他不想知道。这时候的列文，如将来长久时期内的托尔斯泰一般，在教会前面是很谦恭的，对于教义亦毫无反抗的心。
“即使是在天空的幻象与星球的外表的运动中，也有一项真理。”(128)
《忏悔录》与宗教狂乱
列文瞒着基蒂的这些悲痛与自杀的憧憬，亦即是托尔斯泰同时瞒着他的妻子的。但他还未达到他赋予书中主人翁的那般平静。实在说来，平静是无从传递给他人的。我们感到他只愿望平静却并未实现，故列文不久又将堕入怀疑。托尔斯泰很明白这一层。他几乎没有完成本书的精力与勇气。《安娜小史》在没有完成之前，已使他厌倦了(129)。他不复能工作了。他停留在那里，不能动弹，没有意志，厌弃自己，对着自己害怕。于是，在他生命的空隙中，发出一阵深渊中的狂风，即是死的眩惑。托尔斯泰逃出了这深渊以后，曾述及这些可怕的岁月(130)。
“那时我还没有五十岁，”他说(131)，“我爱，我亦被爱，我有好的孩子，大的土地，光荣，健康，体质的与精神的力强；我能如一个农人一般刈草；我连续工作十小时不觉疲倦。突然，我的生命停止了。我能呼吸，吃，喝，睡眠。但这并非生活。我已没有愿欲了。我知道我无所愿欲。我连认识真理都不希望了。所谓真理是：人生是不合理的。我那时到了深渊前面，我显然看到在我之前除了死以外什么也没有。我，身体强健而幸福的人，我感到再不能生活下去。一种无可抑制的力驱使我要摆脱生命。……我不说我那时要自杀。要把我推到生命以外去的力量比我更强；这是和我以前对于生命的憧憬有些相似，不过是相反的罢了。我不得不和我自己施用策略，使我不致让步得太快。我这幸福的人，竟要把绳子藏起以防止我在室内的几个衣橱之间自缢。我也不复挟着枪去打猎了，恐怕会使我起意(132)。我觉得我的生命好似什么人和我戏弄的一场恶作剧。四十年的工作，痛苦、进步，使我看到的却是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将来，我只留下一副腐蚀的骸骨与无数的虫蛆……只在沉醉于人生的时候一个人才能生活；但醉意一经消灭，便只看见一切是欺诈，虚妄的欺诈……家庭与艺术已不能使我满足。家庭，这是些和我一样的可怜虫。艺术是人生的一面镜子。当人生变得无意义时，镜子的游戏也不会令人觉得好玩了。最坏的，是我还不能退忍。我仿佛是一个迷失在森林中的人，极端愤恨着，因为是迷失了，到处乱跑不能自止，虽然他明白多跑一分钟，便更加迷失得厉害……”
他的归宿毕竟在于民众身上。托尔斯泰对于他们老是具有“一种奇特的，纯粹是生理的感情”(133)，他在社会上所得的重重的幻灭的经验从没有动摇他的信念。在最后几年中，他和列文一样对于民众接近得多了(134)。他开始想着，他那些自杀、自己麻醉的学者、富翁，和他差不多过着同样绝望的生活的有闲阶级的狭小集团之外，还有成千成万的生灵。他自问为何这些千万的生灵能避免这绝望，为何他们不自杀。他发觉他们的生活不是靠了理智，而是——毫不顾虑理智——靠了信仰。这不知有理智的信仰究竟是什么呢？
“信仰是生命的力量。人没有信仰，不能生活。宗教思想在最初的人类思想中已经酝酿成熟了。信仰所给予人生之谜的答复含有人类的最深刻的智慧。”
那么，认识了宗教书籍中所列举的这些智的公式便已足够了吗？——不，信仰不是一种学问，信仰是一种行为；它只在被实践的时候，才有意义。一般“思想圆到”之士与富人把宗教只当作一种“享乐人生的安慰”，这使托尔斯泰颇为憎厌，使他决意和一班质朴的人混在一起，只有他们能使生命和信仰完全一致。
他懂得：“劳动民众的人生即是人生本体，而这种人生的意义方是真理。”
但怎样使自己成为民众而能享有他的信心呢？一个人只知道别人有理亦是徒然的事；要使我们成为和他们一样不是仗我们自己就可办到的。我们徒然祈求上帝；徒然张着渴望的臂抱倾向着他。上帝躲避我们，哪里抓住他呢？
一天，神的恩宠获得了。
“早春时的一天，我独自在林中，我听着林中的声音。我想着我最近三年来的惶惑，神的追求。从快乐跳到绝望的无穷尽的突变……突然，我看到我只在信仰神的时候我才生活着。只要思念到神，生命的欢乐的波浪便在我内心涌现了。在我周围，一切都生动了，一切获得一种意义。但等到我不信神时，生命突然中断了。我的内心发出一声呼喊：
“——那么，我还寻找什么呢？便是‘他’，这没有了便不能生活的‘他’！认识神和生活，是一件事情。神便是生……
“从此，这光明不复离开我了。”(135)
他已得救了。神已在他面前显现(136)。
但他不是一个印度的神秘主义者，不能以冥想入定为满足；因为他的亚洲人的幻梦中又杂有西方人的重视理智与要求行动的性格，故他必得把所得到的显示，表现诚实地奉行的信仰，从这神明的生活中觅得日常生活的规律。毫无成见地，为了愿真诚地相信他的家族们所虔奉的信仰，他研究他所参与的罗马正教的教义(137)。且为更加迫近这教义起见，他在三年中参与一切宗教仪式、忏悔、圣餐，一切使他不快的事情，他不敢遽下判断，只自己发明种种解释去了解他觉得暗晦或不可思议的事。为了信仰他和他所爱的人，不论是生人或死者，完全一致，老是希望到了一个相当的时间，“爱会替他打开真理的大门”。——但他的努力只是徒然：他的理智与心互相抗争起来。有些举动，如洗礼与圣餐，于他显得是无耻的。当人家强使他重复地说圣体是真的基督的肉和血时，“他仿如心中受了刀割”。在他和教会之间筑起一堵不可超越的墙壁的，并非教义，而是实行问题。——尤其是各个教会中间的互相仇恨(138)，和不论是绝对的或默许的杀人权——由此产生战争与死刑这两项。
于是，托尔斯泰决绝了；他的思想被压抑了三年之久，故他的决绝尤为剧烈。他什么也不顾忌了。他轻蔑这为他在隔昨尚在笃信奉行的宗教。在他的《教义神学批判》（一八七九—一八八一）中，他不独把神学当作“无理的，且是有意识的，有作用的谎言”(139)。在他的《四福音书一致论》（一八八一—一八八三）中，他便把《福音书》与神学对抗。终于，他在《福音书》中建立了他的信仰（《我的信仰的基础》一八八三）。
这信仰便在下列几句话中：
“我相信基督的主义。我相信当一切人都实现了幸福的时候，尘世才能有幸福存在。”
信心的基础是摩西在山上的宣道，托尔斯泰把这些教训归纳成五诫：
一、不发怒。
二、不犯奸。
三、不发誓。
四、不以怨报怨。
五、不为人敌。
这是教义的消极部分，其积极部分只包括在一条告诫中：
爱神和爱你的邻人如爱你自己。
基督说过，谁对于这些诫命有何轻微的违背，将在天国中占据最小的地位。
托尔斯泰天真地补充道：
“不论这显得多么可异，我在一千八百年之后，发现这些规律如一件新颖的事迹。”
那么，托尔斯泰信不信基督是一个神？——全然不信。他把他当作何等人呢？当作是圣贤中最高的一个，释迦牟尼、婆罗门、老子、孔子、琐罗亚斯德，以赛亚——一切指示人以真正的幸福与达到幸福的必由之道的人(140)。托尔斯泰是这些伟大的宗教创造人——这些印度、中国、希伯来的半神与先知者的信徒。他竭力为他们辩护。攻击他所称为“伪善者”与“法学教官Scribes”的一流，攻击已成的教会，攻击傲慢的科学的代表者(141)。这并非说他欲借心灵的显示以推翻理智。自从他脱离了《忏悔录》上所说的烦闷时期之后，他尤其是理智的信奉者，可说是一个理智的神秘主义者。
“最初是Verbe（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他和圣约翰一样的说法，“Verbe，意即‘理智’。”
他的《生命论》一书（一八八七），在题词中曾引用帕斯卡尔的名句：
“人只是一支芦苇，自然中最弱的东西，但这是一支有思想的芦苇……我们全部的尊严包含在思想中……因此我们得好好地思想：这即是道德的要义。”(142)
全书只是对于理智的颂诗。
“理智”固然不是科学的理智，狭隘的理智，“把部分当作全体，把肉的生活当作全部生活的”，而是统治着人的生命的最高律令，“有理性的生物，即人，所必然要依据了它生活的律令”。
“这是和统治着动物的生长与繁殖，草木的萌芽与滋荣，星辰与大地的运行的律令类似的律令。只在奉行这条律令，为了善而把我们的兽性服从理智的规条的行为中，才存有我们的生命……理智不能被确定，而我们也不必加以确定，因为不独我们都认识它，而且我们只认识它……人所知道的一切，是由理智——而非由信仰——而知道的……只在理智有了表白的时候生命方才开始。唯一真实的生命是理智的生命。”(143)
那么，有形的生命，我们个人的生命，又是什么？“它不是我们的生命，”托尔斯泰说，“因为它不是由我们自主的。”
“我们肉体的活动是在我们之外完成的……把生命当作个人的这种观念在今日的人类中已经消灭了。对于我们这时代一切赋有理智的人，个人的善行之不可能，已成为确切不移的真理。”(144)
还有许多前提，毋庸我在此讨论，但表现托尔斯泰对于理智怀有多少的热情。实在，这是一种热情，和主宰着他前半生的热情同样的盲目与忌妒。一朵火焰熄了，另一朵火焰燃起。或可说永远是同一朵火焰，只是它变换了养料而已。
而使“个人的”热情和这“主智的”热情更形肖似的，是因为这些热情都不能以爱为满足，它们要活动，要实现。
“不应当说而应当做。”基督说过。
理智的活动现象是什么？——爱。
“爱是人类唯一的有理性的活动，爱是最合理、最光明的精神境界。它所需的，便是什么也不掩蔽理智的光芒，因为唯有理智的光芒方能助长爱。……爱是真实的善，至高的善，能解决人生一切的矛盾，不独使死的恐怖会消灭，且能鼓舞人为别人牺牲：因为除了把生命给予所爱者之外，无所谓别的爱了；只有它是自己牺牲时，爱才配称为爱。因此，只有当人懂得要获得个人的幸福之不可能时，真正的爱方能实现。那时候，他的生命的精髓才能为真正的爱的高贵的接枝，而这接枝为了生长起见，才向这粗野的本干，即肉的本体，去吸取元气……”(145)
这样，托尔斯泰并不如一条水流枯竭的河迷失在沙土里那般地达到信仰。他是把强有力的生命的力量集中起来灌注在信仰中间。——这我们在以后会看到。
这热烈的信心，把爱与理智密切地结合了，它在托尔斯泰致开除他教籍的神圣宗教会议复书中找到了完满的表白(146)：
“我相信神，神于我是灵，是爱，是一切的要素。我相信他在我心中存在，有如我在他心中存在一样。我相信神的意志从没有比在基督的教义中表现得更明白了；但我们不能把基督当作神而向他祈祷，这将犯最大的亵渎罪。我相信一个人的真正的幸福在于完成神的意志，我相信神的意志是要一切人爱他的同类，永远为了他们服务，如神要一切人类为了他而活动一般；这便是，据福音书所说，一切的律令和预言的要旨。我相信生命的意义，对于我们中每个人，只是助长人生的爱，我相信在这人生中，发展我们的爱的力量，不啻是一种与日俱增的幸福，而在另一个世界里，又是更完满的福乐；我相信这爱的生长，比任何其他的力量，更能助人在尘世建立起天国，换言之，是以一种含有协和、真理、博爱的新的系统来代替一种含有分离、谎骗与强暴的生活组织。我相信为在爱情中获得进步起见，我们只有一种方法：祈祷。不是在庙堂中的公共祈祷，为基督所坚决摈绝的。而是如基督以身作则般的祈祷，孤独的祈祷，使我们对于生命的意义具有更坚实的意识……我相信生命是永恒的，我相信人是依了他的行为而获得报酬，现世与来世，现在与将来，都是如此。我对于这一切相信得如是坚决，以至在我这行将就木的年纪，我必得要以很大的努力才能阻止我私心祝望肉体的死灭——换言之，即祝望新生命的诞生。”(147)
《社会的烦虑》《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信仰的寄托》
他想已经到了彼岸，获得了一个为他烦恼的心魂所能安息的荫庇。
其实，他只是处于一种新的活动的始端。
在莫斯科过了一冬（他对于家庭的义务迫使他随着他的家族）(148)，一八八二年一月他参加调查人口的工作，使他得有真切地看到大都市的惨状的机会。他所得的印象真是非常凄惨。第一次接触到这文明隐藏着的疮痍的那天晚上，他向一个朋友讲述他的所见时，“他叫喊，号哭，挥动着拳头”。
“人们不能这样地过活！”他号啕着说，“这绝不能存在！这绝不能存在！……”(149)几个月之久，他又堕入悲痛的绝望中。一八八二年三月三日，伯爵夫人写信给他说：
“从前你说：‘因为缺少信心，我愿自缢。’现在，你有了信心，为何你仍苦恼？”
因为他不能有伪君子般的信心，那种自得自满的信心。因为他没有神秘思想家的自利主义，只顾自己的超升而不顾别人(150)，因为他怀有博爱，因为他此刻再不能忘记他所看到的惨状，而在他热烈的心的仁慈中他们的痛苦与堕落似乎是应由他负责的，他们是这个文明的牺牲品，而他便参与着这个牺牲了千万生灵以造成的优秀阶级，享有这个魔鬼阶级的特权。接受这种以罪恶换来的福利，无疑是共谋犯。在没有自首之前，他的良心不得安息了。
《我们应当做什么？》（一八八四—一八八六）(151)便是这第二次错乱病的表白，这次的病比第一次的更为悲剧化，故它的后果亦更重大。在人类的苦海中，实在的，并非一般有闲的人在烦恼中造作出来的苦海中，托尔斯泰个人的宗教苦闷究竟算得什么呢？要不看见这种惨状是不可能的。看到之后而不设法以任何代价去消除它亦是不可能的。——可是，啊！消除它是可能的吗？
一幅奇妙的肖像，我见了不能不感动的，说出托尔斯泰在这时代所感的痛苦(152)。他是正面坐着，交叉着手臂，穿着农夫的衣服；他的神气颇为颓丧。他的头发还是黑的，他的胡髭已经花白。他的长须与鬓毛已经全白了。双重的皱痕在美丽宽广的额角上画成和谐的线条。这巨大的犬鼻，这副直望着你的又坦白又犀利又悲哀的眼睛，多少温和善良啊！它们看得你那么透彻。它们不舍在为你怨叹，为你可惜。眼眶下画着深刻的线条的面孔，留着痛苦的痕迹。他曾哭泣过。但他很强，准备战斗。
他有他英雄式的逻辑：
“我时常听到下面这种议论，觉得非常错异：‘是的，在理论上的确不错；但在实际上又将如何？’仿佛理论只是会话上必需的美丽的词句，可绝不是要把它适合实际的！……至于我，只要我懂得了我所思索的事情，我再不能不依了我所了解的情形而做。”(153)
他开始以照相一般准确的手法，把莫斯科的惨状照他在参观穷人区域与夜间栖留所里所见的情形描写下来(154)。他确信，这不复是如他最初所信的那样，可以用金钱来拯救这些不幸者的，因为他们多少受着都市的毒害。于是，他勇敢地寻求灾祸的由来。一层进一层，渐渐地发现了连锁似的负责者。最初是富人，与富人们该诅咒的奢侈的享受，使人眩惑，以至堕落(155)。继之是普遍的不劳而获的生活欲。——其次是国家，为强项的人剥削其他部分的人类所造成的残忍的总体。——教会更从旁助纣为虐。科学与艺术又是共谋犯……这一切罪恶的武器，怎样能把它们打倒呢？第一要使自己不再成为造成罪恶的共犯。不参加剥削人类的工作。放弃金钱与田产，不为国家服务(156)。
但这还不够，更应当“不说谎”，不惧怕真理。应当“忏悔”，排斥与教育同时种根的骄傲。末了，应当“用自己的手劳作”。“以你额上流着的汗来换取你的面包”，这是第一条最主要的戒条(157)。托尔斯泰为预先答复特殊阶级的嘲笑起见，说肉体的劳作绝不会摧残灵智的力量，反而助它发展，适应本性的正常的需要。健康只会因之更加增进，艺术也因之进步。而且，它更能促进人类的团结。
在他以后的作品中，托尔斯泰又把这些保持精神健康的方法加以补充。他殚精竭虑地筹思如何救治心魂，如何培养元气，同时又须排除麻醉意识的畸形的享乐(158)和灭绝良知的残酷的享乐(159)。他以身作则。一八八四年，他牺牲了他最根深蒂固的嗜好：行猎(160)。他实行持斋以锻炼意志；宛如一个运动家自己定下严厉的规条，迫使自己奋斗与战胜。
《我们应当做什么？》这是托尔斯泰离开了宗教默想的相当的平和，而卷入社会旋涡后所取的艰难的途径的第一程。这时候便开始了这二十载的苦斗，孤独的亚斯纳亚老人在一切党派（并指责他们）之外，与文明的罪恶和谎言对抗着。
在他周围，托尔斯泰的精神革命并没博得多少同情；它使他的家庭非常难堪。
很久以来，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不安地观察着她无法克服的病症的进展。自一八七四年起，她已因为她的丈夫为了学校白费了多少精神与时间，觉得十分懊恼。
“这启蒙读本，这初级算术，这文法，我对之极端轻视，我不能假装对之发生兴趣。”
但当教育学研究之后继以宗教研究的时候，情形便不同了。伯爵夫人对于托尔斯泰笃信宗教后的初期的诉述觉得非常可厌，以至托尔斯泰在提及上帝这名词时不得不请求宽恕：
“当我说出上帝这名词时，你不要生气，如你有时会因之生气那样；我不能避免，因为它是我思想的基础。”(161)
无疑地，伯爵夫人是被感动了；她努力想隐藏她的烦躁的心情；但她不了解；她只是不安地注意着她的丈夫：
“他的眼睛非常奇特，老是固定着。他几乎不开口了。他似乎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162)
她想他是病了：
“据列夫自己说他永远在工作。可怜！他只写着若干庸俗不足道的宗教论辩。他阅览书籍，他冥想不已，以致使自己头痛，而这一切不过是为要表明教会与福音书主义的不一致。这个问题在全俄罗斯至多不过有十余人会对之发生兴趣而已。但这是无法可想的。我只希望一点：这一切快快地过去，如一场疾病一般。”(163)
疾病并不减轻。夫妇间的局势愈来愈变得难堪了。他们相爱，他们有相互的敬意；但他们不能互相了解。他们勉力，做相互的让步，但这相互的让步惯会变成相互的痛苦。托尔斯泰勉强跟随着他的家族到莫斯科。他在《日记》中写道：
“生平最困苦的一月。侨居于莫斯科。大家都安置好了。可是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生活呢？这一切，并非为生活，而是因为别人都是这样做！可怜的人！……”(164)
同时，伯爵夫人写道：
“莫斯科。我们来此，到明日已届一月了。最初两星期，我每天哭泣，因为列夫不独是忧郁，而且十分颓丧。他睡不熟，饮食不进，有时甚至哭泣，我曾想我将发疯。”(165)
他们不得不分离若干时。他们为了互相感染的痛苦而互相道歉。他们是永远相爱着！……他写信给她道：
“你说：‘我爱你，你却不需要我爱你。’不，这是我唯一的需要啊……你的爱情比世界上一切都更使我幸福。”(166)
但当他们一朝相遇的时候，龃龉又更进一层。伯爵夫人不能赞成托尔斯泰这种宗教热，以至使他和一个犹太教士学习希伯来文。
“更无别的东西使他发生兴趣。他为了这些蠢事而浪费他的精力。我不能隐藏我的不快。”(167)
她写信给他道：
“看到以这样的灵智的力量去用在锯木、煮汤、缝靴的工作上，我只感到忧郁。”
而她更以好似一个母亲看着她的半疯癫的孩子玩耍般的动情与嘲弄的微笑，加上这几句话：
“可是我想到俄国的这句成语而安静了：尽管孩子怎样玩吧，只要他不哭。”(168)
但这封信并没寄出，因为她预想到她的丈夫读到这几行的时候，他的善良而天真的眼睛会因了这嘲弄的语气而发愁；她重新拆开她的信，在爱的狂热中写道：
“突然，你在我面前显现了，显现得那么明晰，以至我对你怀着多少温情！你具有那么乖、那么善、那么天真、那么有恒的性格，而这一切更被那广博的同情的光彩与那副直透入人类心魂的目光烛照着……这一切是你所独具的。”
这样，两个人互相爱怜，互相磨难，以后又为了不能自禁地互相给予的痛苦而懊丧烦恼。无法解决的局面，延宕了三十年之久，直到后来，这垂死的李尔王在精神迷乱的当儿突然逃往西伯利亚的时候才算终了。
人们尚未十分注意到《我们应当做什么？》的末了有一段对于妇女的热烈的宣言。——托尔斯泰对于现代的女权主义毫无好感(169)。但对于他所称为“良母的女子”，对于一般认识人生真意义的女子，他却表示虔诚的崇拜；他称颂她们的痛苦与欢乐，怀孕与母性，可怕的苦痛，毫无休息的岁月，和不期待任何人报酬的无形的劳苦的工作，他亦称颂，在痛苦完了，尽了自然律的使命的时候，她们心魂上所洋溢着的完满的幸福。他描绘出一个勇敢的妻子的肖像，是对于丈夫成为一个助手而非阻碍的女子。他知道，“唯有没有报酬的为别人的幽密的牺牲才是人类的天职”。
“这样的一个女子不独不鼓励她的丈夫去做虚伪欺妄的工作，享受别人的工作成绩；而且她以深恶痛绝的态度排斥这种活动，以防止她的儿女们受到**。她将督促她的伴侣去担负真正的工作，需要精力不畏危险的工作……她知道孩子们，未来的一代，将令人类看到最圣洁的范型，而她的生命亦只是整个地奉献给这神圣的事业的。她将在她的孩子与丈夫的心灵中开发他们的牺牲精神……统治着男子，为他们的安慰者的当是此等女子。……啊，良母的女子！人类的命运系在你们手掌之间！”(170)
这是一个在乞援、在希冀的声音的呼唤……难道没有人听见吗？……
几年之后，希望的最后一道微光也熄灭了：
“你也许不信；但你不能想象我是多么孤独，真正的我是被我周围的一切人士蔑视到如何程度。”(171)
最爱他的人，既如此不认识他精神改革的伟大性，我们自亦不能期待别人对他有何了解与尊敬了。屠格涅夫，是托尔斯泰为了基督徒式的谦卑精神——并非为了他对他的情操有何改变——而欲与之重归旧好的(172)，曾幽默地说：“我为托尔斯泰可惜，但法国人说得好，各人各有扑灭虱蚤的方式。”(173)
几年之后，在垂死的时候，屠格涅夫写给托尔斯泰那封有名的信，在其中他请求他的“朋友，俄罗斯的大作家”“重新回到文学方面去”(174)。
全欧洲的艺术家都与垂死的屠格涅夫表示同样的关切，赞同他的请求。特·沃居埃在一八八六年所写的《托尔斯泰研究》一书末了，他借着托尔斯泰穿农人衣服的肖像，向他做婉转的讽劝：
“杰作的巨匠，你的工具不在这里！……我们的工具是笔；我们的园地是人类的心魂，它是亦应该受人照拂与抚育的。譬如莫斯科的第一个印刷工人，当被迫去犁田的时候，他必将喊道：‘我与散播麦种的事是无干的，我的职务只是在世界上散播灵智的种子。’”
这仿佛是认为托尔斯泰曾想放弃他散播精神食粮的使命！……在《我的信仰的寄托》(175)的终了，他写道：
“我相信我的生命，我的理智，我的光明，只是为烛照人类而秉有的。我相信我对于真理的认识，是用以达到这目标的才能，这才能是一种火，但它只有在燃烧的时候才是火。我相信我的生命的唯一的意义是生活在我内心的光明中，把它在人类面前擎得高高的使他们能够看到。”(176)
但这光明，这“只有在燃烧的时候才是火”的火，使大半的艺术家为之不安。其中最聪明的也预料到他们的艺术将有被这火焰最先焚毁的危险。他们为了相信全部艺术受到威胁而惶乱，而托尔斯泰，如普洛斯帕罗(177)一样，把他创造幻象的魔棒永远拆毁了。
但这些都是错误的见解；我将表明托尔斯泰非但没有毁灭艺术，反而把艺术中一向静止的力量激动起来，而他的宗教信仰也非但没有灭绝他的艺术天才，反而把它革新了。
《艺术论》
奇怪的是人们讲起托尔斯泰关于科学与艺术的思想时，往常竟不注意他表露这些思想最重要的著作：《我们应当做什么？》（一八八四—一八八六）在此，托尔斯泰第一次攻击科学与艺术；以后的战斗中更无一次是与这初次冲突时的猛烈相比拟的。我们奇怪最近在法国对科学与知识阶级的虚荣心加以攻击之时，竟没有人想起重新浏览这些文字。它们包含着对于下列种种人物的最剧烈的抨击：“科学的宦官”，“艺术的僭越者”，那些思想阶级，自从打倒了或效忠了古昔的统治阶级（教会、国家、军队）之后，居然占据了他们的地位，不愿或不能为人类尽些微的力，借口说人家崇拜他们，并盲目地为他们效劳，如主义一般宣扬着一种无耻的信仰，说什么为科学的科学，为艺术的艺术——这是一种谎骗的面具，借以遮掩他们个人的自私主义与他们的空虚。
“不要以为，”托尔斯泰又说，“我否定艺术与科学。我非但不否定它们，而是以它们的名义我要驱逐那些出卖殿堂的人。”
“科学与艺术和面包与水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真的科学是对于天职的认识，因此是对于人类的真正的福利的认识。真的艺术是认识天职的表白，是认识全人类的真福利的表白。”
他颂赞的人，是：“自有人类以来，在竖琴或古琴上，在言语或形象上，表现他们对着欺罔的奋斗，表现他们在奋斗中所受的痛苦，表现他们的希望善获得胜利，表现他们为了恶的胜利而绝望和为了期待未来的热情。”
于是，他描画出一个真正艺术家的形象，他的词句中充满着痛苦的与神秘的热情：
“科学与艺术的活动只有在不僭越任何权利而只认识义务的时候才有善果。因为牺牲是这种活动的元素，故才能够为人类称颂。那些以精神的劳作为他人服务的人，永远为了要完成这事业而受苦：因为唯有在痛苦与烦闷中方能产生精神的境界。牺牲与痛苦，便是思想家与艺术家的命运：因为他的目的是大众的福利。人是不幸的，他们受苦，他们死亡，我们没有时间去闲逛与作乐。思想家或艺术家从不会如一般人素所相信的那样，留在奥林匹克山的高处，他永远处于惶惑与激动中。他应当决定并说出何者能给予人类的福利，何者能拯万民于水火；他不决定，他不说出，明天也许太晚了，他自己也将死亡了……并非在一所造成艺术家与博学者的机关中教养出来的人（且实在说来，在那里，人们只能造成科学与艺术的破坏者），亦非获得一纸文凭或享有俸给的人会成为一个思想家或艺术家；这是一个自愿不思索不表白他的灵魂的蕴藉，但究竟不能不表白的人，因为他是被两种无形的力量所驱使着：这是他的内在的需要与他对于人类的爱情。绝没有心宽体胖、自得自满的艺术家。”(178)
这美妙的一页，在托尔斯泰的天才上不啻展开了悲剧的面目，它是在莫斯科惨状所给予他的痛苦的直接印象之下，和在认科学与艺术是造成现代一切社会的不平等与伪善的共同犯这信念中写成的。——这种信念他从此永远保持着。但他和世界的悲惨初次接触后的印象慢慢地减弱了；创痕也渐次平复了(179)；在他以后的著作中，我们一点儿也找不到像这部书中的痛苦的呻吟与报复式的愤怒。无论何处也找不到这个以自己的鲜血来创造的艺术家的宣道，这种牺牲，与痛苦的激动，说这是“思想家的宿命”，这种对于歌德式的艺术至上主义的痛恶。在以后批评艺术的著作中，他是以文学的观点，而没有那么浓厚的神秘色彩来讨论了，在此，艺术问题是和这人类的悲惨的背景分离了。这惨状一向是使托尔斯泰想起了便要狂乱，如他看了夜间栖留所的那天晚上回到家里便绝望地哭泣叫喊一般。
这不是说他的带有教育意味的作品有时会变得冷酷的。冷酷，于他是不可能的。直到他逝世为止，他永远是写给费特信中的人物：
“如果人们不爱他的人群，即使是最卑微的，也应当痛骂他们，痛骂到使上天也为之脸红耳赤，或嘲笑他们使他们肚子也为之气破。”(180)
在他关于艺术的著作中，他便实践他的主张。否定的部分——谩骂与讥讽——是那么激烈，以至艺术家们只看到他的谩骂与讥讽。他也过分猛烈地攻击他们的迷信与敏感，以至他们把他认作不但是他们的艺术之敌，而且是一切艺术之敌。但托尔斯泰的批评，是永远紧接着建设的。他从来不为破坏而破坏，而是为建设而破坏。且在他谦虚的性格中，他从不自命建立什么新的东西；他只是防卫艺术，防卫它不使一班假的艺术家去利用它，损害它的荣誉。一八八七年，在他那著名的《艺术论》问世以前十年，他写信给我道：
“真的科学与真的艺术曾经存在，且将永远存在。这是不能且亦不用争议的。今日一切的罪恶是由于一班自命为文明人——他们旁边还有学者与艺术家——实际上都是如僧侣一样的特权阶级之故。这个阶级却具有一切阶级的缺点。它把社会上的原则降低着来迁就它本身的组织。在我们的世界上所称为科学与艺术的只是一场大骗局，一种大迷信，为我们脱出了教会的古旧迷信后会堕入的新迷信。要认清我们所应趱奔的道路，必得从头开始——必得把使我觉得温暖但遮掩我的视线的风帽推开。**力是很大的。或是我们生下来便会受着**的，或者我们一级一级爬上阶梯；于是我们处于享有特权的人群中，处于文明，或如德国人所说的文化的僧侣群中了。我们应当，好似对于婆罗门教或基督教教士一样，应当有极大的真诚与对于真理的热爱，才能把保障我们的特权的原则重新加以审核。但一个严正的人，在提出人生问题时，绝不能犹豫。为具有明察秋毫的目光起见，他应当摆脱他的迷信，虽然这迷信于他的地位是有利的。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迷信。使自己处在一个儿童般的境地中，或如笛卡儿一样地尊重理智……”(181)
这权利阶级所享受的现代艺术的迷信，这“大骗局”，被托尔斯泰在他的《艺术论》(182)中揭发了。用严厉的词句，他揭发它的可笑、贫弱、虚伪、根本的堕落。他排斥已成的一切。他对于这种破坏工作，感到如儿童毁灭玩具一般的喜悦。这批评全部充满着调笑的气氛，但也含有许多偏狂的见解，这是战争。托尔斯泰使用种种武器随意乱击，并不稍加注意他所抨击的对象的真面目。往往，有如在一切战争中所发生的那样，他攻击他其实应该加以卫护的人物，如易卜生或贝多芬。这是因为他过于激动了，在动作之前没有相当的时间去思索，也因为他的热情使他对于他的理由的弱点完全盲目，且也——我们应当说——因为他的艺术修养不充分之故。
在他关于文学方面的浏览之外，他还能认识什么现代艺术？他看到些什么绘画，他能听到些什么欧罗巴音乐，这位乡绅，四分之三的生活都消磨在莫斯科近郊的乡村中，自一八六〇年后没有来过欧洲；——且除了唯一使他感兴趣的学校之外，他还看到些什么？——关于绘画，他完全摭拾些道听途说的话，毫无秩序的引述，他所认为颓废的，有皮维斯、马奈、莫奈、勃克林、施图克、克林格，他为了他们所表现的善良的情操而佩服的，有布雷东、莱尔米特，但他蔑视米开朗琪罗，且在描写心灵的画家中，亦从未提及伦勃朗。——关于音乐，他比较更能感觉(183)，但亦并不认识：他只留在他童年的印象中，只知道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已经成了古典派的作家，此后的作家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了（除了柴可夫斯基，他的音乐使他哭泣）；他把勃拉姆斯与理查·施特劳斯同样加以排斥，他竟教训贝多芬(184)，而在批判瓦格纳时，只听到一次《西格弗里德》便自以为认识了他全部，且他去听《西格弗里德》，还是在上演开始后进场而在第二幕中间已经退出的(185)。——关于文学的知识，当然较为丰富。但不知由于何种奇特的错误，他竟避免去批判他认识最真切的俄国作家，而居然去向外国诗人宣道，他们的思想和他的原来相差极远，他们的作品也只被他藐视地随手翻过一遍(186)！
他的武断更随了年龄而增长。他甚至写了一整部的书以证明莎士比亚“不是一个艺术家”。
“他可以成为任何角色；但他不是一个艺术家。”(187)
这种肯定真堪佩服！托尔斯泰不怀疑。他不肯讨论。他握有真理。他会和你说：
“第九交响曲是一件分离人群的作品。”(188)
或：
“除了巴赫的著名的小提琴调与肖邦的E调夜曲，及在海顿、莫扎特、舒伯特、贝多芬、肖邦等的作品中选出的十几件作品——且也不过这些作品中的一部分——之外，其他的一切都应该排斥与蔑视，如对付分离人群的艺术一般。”
或：
“我将证明莎士比亚简直不能称为一个第四流的作家。且在描写人性这一点上，他是完全无能的。”
不论世界上其他的人类都不赞同他的意见，可不能阻止他，正是相反！
“我的见解，”他高傲地写道，“是和欧洲一切对于莎士比亚的见解不同的。”
在他对于谎言的纠缠中，他到处感觉到有谎言；有一种愈是普遍地流行的思念，他愈要加以攻击；他不相信，他猜疑，如他说起莎士比亚的光荣的时候，说：“这是人类永远会感受的一种传染病式的影响。中世纪的十字军，相信妖术，追求方士炼丹之术都是的。人类只有在摆脱之后才能看到他们感染影响时的疯狂。因了报纸的发达，这些传染病更为猖獗。”——他还把“德雷福斯事件”作为这种传染病的最近的例子。他，这一切不公平的仇敌，一切被压迫者的防卫者，他讲起这大事件时竟带着一种轻蔑的淡漠之情(189)。这个明显的例子，可以证明，他矫枉过正的态度把他对于谎言的痛恨与指斥“精神传染病”的本能，一直推到何等极端的地步。他自己亦知道，可无法克制。人类道德的背面，不可思议的盲目，使这个洞察心魂的明眼人，这个热情的唤引者，把《李尔王》当作“拙劣的作品”。把高傲的考狄利亚(190)当作“毫无个性的人物”(191)。
但也得承认他很明白地看到莎士比亚的若干缺点，为我们不能真诚地说出的；例如，诗句的雕琢，笼统地应用于一切人物的热情的倾诉，英雄主义，单纯质朴。我完全懂得，托尔斯泰在一切作家中是最少文学家气质的人，故他对于文人中最有天才的人的艺术，自然没有多少好感。但他为何要耗费时间去讲人家所不能懂得的事物？而且批判对于你完全不相干的世界又有什么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