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他想提倡新文藝，在《〈呐喊〉自序》中說得比較詳細，這和他以後的寫作態度極有關係。《自序》中說：
……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隻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在東京的留學生很有學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業的，但沒有人治文學和美術；可是在冷淡的空氣中，也幸而尋到幾個同誌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須的幾個人，商量之後，第一步當然是出雜誌，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為我們那時大抵帶些複古的傾向，所以隻謂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隱去了若幹擔當文字的人，接著又逃走了資本，結果隻剩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創始時候既已背時，失敗時候當然無可告語，而其後卻連這三個人也為各自的運命所驅策，不能在一處縱談將來的好夢了，這就是我們的並未產生的《新生》的結局。
我感到未嚐經驗的無聊，是自此以後的事。我當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後來想，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讚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讚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嗬，於是以我所感到者為寂寞。
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
然而我雖然自有無端的悲哀，卻也並不憤懣，因為這經驗使我反省，看見自己了：就是我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
“改變他們的精神”，是他當初想提倡文藝運動的因由，後來他做文章，就一貫的實做這句話，不但短篇小說如此，其他許多雜文也無不如此。關於這一層，以下還要說，現在且再摘錄《〈呐喊〉自序》的話。序中說那年他住在北京一個會館裏抄古碑，一個老朋友跑來，問他抄這些是什麽意思，他回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