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小書譯於1931年，到現在已經整整六十年。那時我為什麽翻譯它，在1937年寫的《譯者序》裏已做了交代，這裏不再重複。它於1938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正是抗日戰爭的第二年，印數不多，流傳不廣，我收到幾本樣書，當時分贈友人，自己隻留下一本。但它給我留下一些值得紀念的回憶。
1939年我到昆明不久，就在《雲南日報》上讀到一篇關於這本書比較深入的評論，過些時日我才知道作者王遜是一位年輕的美術研究者，在雲南大學教書，不久我們便成為常常交往的朋友（不幸他於六十年代在北京逝世了）。1946年我回到北平，聽說某中學的一位國文教師很欣賞這本書，曾把它當作教材在課堂上講授。很遺憾，我並沒有得到機會認識他。最使我感動的，是友人楊業治在昆明生活極為困難的時期，曾將此書與原文仔細對照，他發現幾處翻譯的錯誤，提出不少中肯的修改意見，寫在十頁長短不齊的土紙條上交給我。這些又薄又脆的紙條我保留至今，但字跡已模糊，用放大鏡才能看得清楚。五十年代，我在僅僅留存的那一本上邊，把譯文校改過一次。不料十年浩劫，校改本被人抄走，一去不回。
這些年來，先是綠原同誌，後是沈昌文同誌，他們都找到原書，各自以複印本相贈，同時舒雨同誌讀到這本書，對譯文也提了一些意見；我得以在複印本上再一次從頭至尾進行修改，在這裏我謹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這次修改，改正了一些錯誤，填補了幾處漏譯，詞句間做了不少改動，但仍不免有六十年前文體的痕跡。
經過六十年的歲月，這本書的內容有些地方我已不盡同意，校改也隻認為是一個應盡的責任，不再有《譯者序》裏所說的那種**。唯念及裏爾克寫這些信時，正是他在巴黎與羅丹接觸後思想發生變化、創作旺盛的時期；對於我一向尊敬的、一個在詩的曆史上有重大貢獻的詩人，正如《收信人引言》中所說，這些信“為了理解裏爾克所生活所創造的世界是重要的，為了今日和明天許多生長者和完成者也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