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〇年的夏天我偷了一台錄像機，JVC的。一九九〇年的夏天我還偷了我爸的存折，買了一個BP機。這是那年我全部的犯罪記錄。
我給山哥打了電話，告訴他我的呼機號。他說我爸已被他送到鄉下安頓好，讓我不用擔心。我問他能不能給我爸打個電話，他說那山村偏遠，改革開放的成果尚未蔭及此地，偌大個村子就一部電話，很不方便。我問，我爸他好嗎？他說，你爸身體倒是沒什麽事，就是吃的東西不多，話也少了。
電話那頭的山哥聽我不吭聲，就說了句英語，讓我“don’t worry about it”，他說他正在托關係，很有希望。他和所裏那個“大肚子蟈蟈”警察也見麵了，給了他兩條玉溪。警察答應了，就沒通知我爸的單位。
“這樣你爸的名節暫時無虞。不過那個警察說，這案子不能撤，他們有指標的，限期一個月，你爸必須按時歸案。到時候是勞教還是罰款，視認罪態度而定。”山哥沉默了一會兒，又說，“你放心，我絕對不會讓他蹲監獄的，他是我老師，一日為師，終身為父。”
我說：“我都不知道怎麽謝你了，山哥。”
“感謝個屁，”他說，“等你將來掙了錢，給我買兩條玉溪。”
那段時間，說實話吧，我沒怎麽想我爸。我天天能見到楊秭，她占據了我爸的位置。有天晚上我做了個夢，夢見我、楊秭、我爸坐在一輛電車的最後一排。楊秭不停地挪動屁股擠我爸，我爸的臉都貼在車窗玻璃上了，青紫變形，看上去讓我不寒而栗。醒來後天快亮了，我把臉貼在複印機上，刺眼的綠光閃過，白紙上浮現出一張人臉。我和它對視良久，然後把那張臉撕成一條一條的，扔進字紙簍裏。
在夢裏，楊秭的臉上是我熟悉的壞笑。我周身僵硬，一語不發，任由她把我爸擠得無立錐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