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阮大铖【岁宴柬南高冏卿】离居何必赋招魂，农圃如今道亦尊。鸡肋久捐尘外梦，鸱夷况有眼前樽。一林明月碧如此，六代寒山青不言。多少军烽连野哭，牛衣飒沓亦君恩。
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石巢，晚号“百子山樵”。《明史》中白纸黑字写着，阮大铖是安徽怀宁人。这个籍贯据说是《明史》主编、清朝大学士张廷玉给改的，改之前阮大铖是桐城人。二百六十多年后，怀宁人不干了，要将阮死鬼驱逐出境。阮大铖活着的时候就被轰鸡似的赶来赶去，想不到死后居然没地儿定居。
民国四年，也就是一九一五年，这一年发生的事很多，比如留日学生抗议《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等等，件件都是大事。相比之下，怀宁发生的“驱阮事件”非常之小。当时，有数百文人上书当地政府，强烈要求把阮大铖赶回桐城，还在新版县志里特别加注：“旧志云明季阮大铖自号百子山樵，辱此山矣。大铖实桐城人，今礼部题名碑及府学前进士坊可考也！”这些前清举子秀才的考证依据出自《明史·马士英阮大铖传》，里面有一句“同邑左光斗为御史，有声，大铖倚为重”。怀宁文人据此称：既然与桐城的左光斗是老乡，那阮大铖毫无疑问是桐城人。而修史的张廷玉也是桐城人，之所以把阮划到怀宁，就是因为怕阮大铖给老家丢人，所以利用工作之便给阮改了籍贯。
从郑雷先生的《阮大铖从考》中看到，桐城派晚期文人马其昶的书里有一卷《阮巡抚传》，阮巡抚就是嘉靖年间当过浙江、福建两省巡抚的阮鄂，在明史里被列入严嵩一党，他能当上巡抚首先是有抗倭功绩，不过确实跟赵文华和胡宗宪有莫大关系。阮鄂有个孙子叫阮以鼎，就是阮大铖的伯父。阮大铖幼年就过继给了阮以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阮以鼎中进士，之后十二岁的阮大铖跟着继父迁到怀宁。照“籍贯”的现代汉语解释，说阮大铖是桐城人没错，说他是怀宁人也没错，前一个是祖籍，后一个是户籍所在地。
一九一五年的国人还比较迂，不像现在这么想得开，若干年前山东阳谷、临清和安徽的黄山为争西门庆故里上蹿下跳，打得不亦乐乎。西门庆不过是一小说家虚构人物，而且又是奸商又是流氓，还是个地方黑恶势力代表，就这么一个人，居然被三地抢得打破脑袋。阮大铖好歹是一才子，还是中国戏剧史上不可回避的大剧作家，可是民国四年时的怀宁、桐城却推来推去都不想要，简直太傻了，不知道历史名人就是“鸡滴屁”吗？
郁达夫说：“江山也要文人捧，堤柳而今尚姓苏。”这句诗基本可以解释如今为争名人故里打破脑袋的现象，郁老师可没说只有名声好的文人才能“捧江山”，所以回头建议我那位肃宁籍的同学给他家乡的“父母官”建议建议，为肃宁申请个“魏忠贤故里”的认证。
阮大铖被列入《明史·奸臣传》，主要是“沾”了亲密战友马士英的“光”，和“托”了东林党人的“福”。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阮大铖和马士英同科进士，天启初年刚被拔擢为给事中就丁忧回家了。那时的阮大铖，还属于“东林青年团团员”，领袖高攀龙的高徒，铁血斗士左光斗的老乡加哥们儿，绝对的根红苗正。
天启四年（1624年），阮大铖接到左光斗的通知，说吏部都给事中的职位空出来了，按照排队顺序轮到了阮大铖，这绝对是个可以让他蹦起来的好消息。吴梅村去过阮大铖家，在他的《鹿樵纪闻》里说阮同学考上进士之前，书房门口有一副联：有官万事足，无子一身轻。顺便说一下，阮大铖真没儿子，后来挑了个叫“百子山”的地方隐居，就是没儿子急的。只有个女儿叫阮丽珍，听名字比李丽珍还软。
没儿子没办法，官得弄个当当，所以吴梅村说，阮大铖就这个追求，一铁杆“官迷”。然而现实很残酷，他的老师高攀龙与顾宪成等人一合计，觉得还是魏大中的东林党“党性”更强，后来魏大中跟魏忠贤一党死磕把命都赔上了，也证明高老师没看错。不过这是后话，被魏大中顶了缺的阮大铖去了工部，《明史》里说他马上到魏忠贤那告状，才抢回了吏部的职位，随即加入阉党。但又“畏东林攻己”，不到一个月就辞职回家了。读到这疑点重重，首先阉党就那么好入，也不考察？再有，魏忠贤会那么快就信任阮大铖？他可是高攀龙的亲学生。另外，既然好不容易抢回了吏部的工作，又傍上了魏忠贤，又怎会轻易辞官？
最可能成立的解释是排挤，阮大铖和魏大中的争官，打乱了东林党下一步的方针大计，这属于不识相、不讲政治，你是我党的人没错，但你不服组织分配，我党就要把你开除出去了。
无奈返乡的阮大铖，不仅恨上了左光斗，连整个东林集团都恨上了，不过恨是心理活动，尚不代表有什么具体行动。他跟亲友说，回家就回家，姓左的命未必就比我好。结果让阮大铖“不幸言中”，两个月后，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随即左光斗、魏大中和杨涟被免职，第二年六月，“六君子”全部入狱。魏大中的儿子后来说“父兄死于怀宁”不知是谁授意的，其实阮大铖有不在场的证据，魏大中入狱之前他还在怀宁写诗琢磨剧本。而且当时朝廷里波诡云谲，京官都避之不急，以他的在野身份，一没这个能量，二没这个胆量。
此后为阮大铖平反最有力度的是夏完淳，这个少年几句话就撩开了东林老人们皮袍下的“小”，他说阮大铖是小人没错，不过说他阿附魏忠贤就是欲加之罪了，东林党人恨阮的根本原因，就是阮大铖在《合计七年通内神奸疏》里说了一句能把东林党人气死的真话：杨涟、左光斗跟太监王安私通款曲，与崔呈秀跟魏忠贤私通款曲，两位太监都是有实权的大太监，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吗？
夏完淳，夏允彝的儿子，陈子龙的学生，也是东林系的。小夏之所以成为英雄，不光是因为他十六岁抗清殉难，还因为他坚守了一个做人的底线：即使是小人你也不能给人家扣屎盆子。
阮大铖第一次辞官回乡时走的京广线，路过涿州顺路去文友冯铨家串了个门。冯铨是后期阉党的重头人物，但冯帅哥当时还没“入党”。多年以后，这次访友成了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咬定阮大铖是阉党的一大证据，于是在他们的描摹中：跪在路左的冯铨，身边多了个阮大铖。
阮大铖在南明小朝廷上班时曾自辩过这事：“铖与相国冯铨有文字交，归过涿州，一晤即行。”另有史家考证，魏忠贤涿州进香拜的是碧霞元君，时间应该是在四月中旬，而阮大铖二月就离京了，他不可能在冯铨家赖上两月不走，所以“跪谒魏珰叩马献策”的是冯铨的个人行为，时间也在阮大铖走后。写《酌中志》的太监刘若愚，之前是伺候魏忠贤的，涿州之行他多半在场，书里边记得很清楚，给魏忠贤下跪的只有冯铨。阮大铖虽然辞职，官衔还在，如果当时他也跪在冯铨身旁，刘若愚不会忽略不计。
所以啊，虽然东林党人个个忧国忧民胸怀天下，也会用不那么君子的手段，比如把阮大铖和冯铨扯在一起，前者加入阉党的可能性就加大了。
千古不易之理，想搞臭你，没有比把你跟屎放一堆儿更好使的法子了。
《明史》中载，六君子死难后，东林党损失惨重，赋闲在家的阮大铖和朋友聊起这事“诩诩自矜”，那时还是他哥们儿的钱秉镫在《皖髯事实》中描述：“大铖方里居，虽对客不言，而眉间诩诩有伯仁由我之意，其实非大铖所能为也。”“诩诩有伯仁由我之意”，这句话倒是勾勒出阮大铖的小人嘴脸，但幸灾乐祸是有的，要据此判定左光斗、魏大中等人是死在他手上，那也太抬举他了，当时的阮大铖还不是南明的阮尚书，没那么大本事。因此钱秉镫说，“其实非大铖所能为也”。研究南明史的顾诚教授也说：“阮大铖为人小有才，本非志节之士，这是一回事，他的列名魏忠贤逆案是否恰当又是一回事。”
王绍徽是铁杆阉党，此人最大的“成就”就是为半文盲魏忠贤编辑了一本《东林点将录》，内有东林党人总计一百零八位，而阮大铖的名字就赫然在列——“天究星没遮拦穆弘”，排名还挺高，东林好汉中坐第二十四把交椅。阮大铖后来拿这个给自己辩论，“浪子燕青”钱谦益也没表示反对。此处的疑点是：以钱谦益当时的身份、名气，竟然名列天罡最后一名，似没道理比阮大铖排名还低。
假如钱是为了阿附阮、马撒了谎，那么生于崇祯二年（1629年）的复社后人朱彝尊应该不会刻意去帮阮平反，他的《静志居诗话》里写道，“没遮拦穆弘”就是阮大铖。而作《先拨志始》的文秉却说《东林点将录》里的没遮拦穆弘是刘宏化，那么必有一个版本的《东林点将录》被篡改了。据当代史家汗青老师考证，文秉看到的版本，是“各以恩怨为增损”之版本。看到这就知道了，中国历史为啥这么乱套，很多时候拿史笔的跟扶乩的一样，都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写，唉。
被崇祯列入“钦定逆案”名单的阮大铖，罪名是“结交近侍”，属于模糊学定罪，因证据不足所以列入“次等”，给了个“坐徒三年，纳赎为民”的处分。《明史》里有关阮大铖结交近侍的记录也很模糊，说他每次去见阉党首脑，必买通小太监，把自己递上去的名片高价回收，相当于现在买通网监删掉对自己不利的帖子。
总之阮大铖的官是当不成了，万幸的是他不缺钱，赎了个自由身。黄宗羲觉得处理得太轻，说“既不足以制小人，徒使小人百计翻之”。这点倒让黄宗羲说中了，回到老家的阮大铖确实不甘心，仗着自己能吹，就对外放风“我要翻案啦，我要被重新起用啦！”很能骗一些愚夫愚妇，都以为他中央有人，上访多年未果的就傻乎乎地给他送礼，跑官买官的更是送来重金求他打点，几个月之内居然收了数万两银子。不过他收了钱没办事，结果激起民变，要不回钱来的排好队游行示威，口号是“杀了大铖阮，安庆才平安”，把他轰出安庆，赶到了南京。
名声臭了，南京也待不长久，不久阮大铖又一次被逼“跑路”。复社的诸位才子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在南京开会，响应黄宗羲的号召，坚决不让小人“百计翻之”。顾杲、吴应箕、陈贞慧等人联手整出个《留都防乱公揭》，目标很明确，就是让阮大铖滚蛋。当时复社征集了一百多位知识分子签名，要把阮大铖批倒批臭，砸烂阮大铖的狗头。老阮望风而逃，在南京郊外牛首山躲了起来。有必要提到的是，当时复社有一个人没签名，此人叫朱茂曙，朱彝尊的父亲。他拒签时说的那句话至今还有可供参考的现实意义：“治小人不宜过激。”
初到南京时，阮大铖一度也主动结交东林人士，貌似那时的他跟东林党人也不想结仇。复社四公子还曾把他的阮家班召来唱戏，搞得阮大铖很振奋，说“此诸君子欲善我！”为此还专门写了一本《燕子笺》示好。再看复社公子们的表现——吴梅村记下了这一幕：“诸君箕踞而嬉，听其曲，时亦称善，夜将半，酒酣，辄众中大骂曰：‘若奄儿媪子，乃欲以词家自赎乎？’引满泛白，抚掌狂笑，达旦不少休。”这就有点欺负人了，人家免费给你唱堂会，你还骂“这孙子是要拿这个赎罪吗？没门！”我估计，就是在此时此刻，阮大铖彻底心灰意冷了。
后来周延儒复起，除了复社张溥等人给他凑了一笔政治献金，阮大铖发发狠也给了一万两，说明这人敛财确实有一套。一开始周延儒没敢要，问他，我这次复起可都是东林人出的力，小阮你名字还在逆案名单里呢，没法推荐你啊。阮大铖一想也是，好吧，推荐马士英没问题了吧。周延儒说，太没问题了，拿着一万两银子就走了。此举说明阮大铖得到了吕不韦的真传，会做长线投资，马士英就是他向东林复仇的潜力股。
南明小朝廷刚刚成立，马士英就上疏弘光举荐阮大铖，当年的投资开始往回收了。阮大铖很直接，见弘光的第一面就亮出了刀子，刀锋对准东林党。“陛下只知君父之仇未报，亦知祖母之仇未报乎？”
弘光就是福王朱由崧，“君父”指的是他堂弟崇祯和他爸老福王朱常洵。李自成攻陷洛阳后，把大胖子朱常洵剁成肉块和鹿肉混一起炖了一大锅，美其名曰“福禄宴”，跟手下们分而食之，第二天老福王变成李自成的大便被排了出来。“祖母”就是朱常洵他妈郑贵妃，明朝三大案的第一犯罪嫌疑人。当年郑贵妃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就是被杨涟等东林党人“粉碎”的。阮大铖之所以把棺材里的郑贵妃翻出来，当然不是让朱由崧缅怀他奶奶，目的还是东林党。此时的阮大铖已经没啥可以掩饰的了，过去是有官万事足，现在是报仇万事足。
复仇之前得先把自己打扮得政治正确，于是阮大铖开始频繁上疏自辩。本来老阮给自己历史遗留问题的辩解还算靠谱，但可能是通讯不发达的缘故，他说北京破城后自己的好哥们儿冯铨“阖家殉难”，还说大学士韩爌“全家投敌”，结果正好相反，全家投敌的是冯铨，阖家殉难的是韩爌。
大学士姜日广，久经考验的东林党党员，因反对起用阮大铖被后者诬告。收拾姜学士的过程很简单，阮大铖只动用了他的编剧才能就逼得姜日广致仕。具体细节是这样的，阮大铖上了一道“黄”疏，说姜日广跟儿媳妇通奸，连伪证都懒得弄，直接拽了个姓朱的皇室成员署个名就OK了。朱由崧是南明第一混蛋，一见有自己亲戚签字就信了，认定这起“爬灰事件”成立。阮大铖这招非常下作，给姜日广扣个爬灰的屎盆子，后者一耿直老儒，想分辩几句都不好张口，总不能把儿媳妇叫皇上跟前儿帮老公公证明清白吧。其实泼粪这招东林党人当年也对阮大铖使过，不过论技术那帮大儒只能管阮大铖叫老师。
肃清东林、复社是个大工程，首先就是拟定一个详细名单。阮大铖想起了罗织学前辈崔呈秀、王绍徽等各位老师，就学着编了一本《蝗蝻录》，一本《蝇蚋录》，蝗虫个大，所以这本是东林党名单；蚊蝇个小，所以《蝇蚋录》里全是复社成员。黑名单炼成了，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抓人整人，一时间东林党人纷纷辞官，复社四公子四散奔逃。倒有个东林大人物主动送上门，文章宗伯钱谦益，不过这位是主动加入阮派，还表扬阮大铖是“慷慨块垒奇男子”，因此老钱就不整死了，但也不重用，当摆设挺好。
南明小朝廷被端后，马士英带着残兵到杭州绍兴一带打游击，阮大铖投奔鲁王和隆武政权先后被拒，最后被老同学朱大典收留。朱大典和阮大铖是同科进士，在敛财上和阮大铖一样都是天才，所以有资本自己拉起一支队伍。和阮大铖不同的是，朱大典死脑筋不肯投降，最后清兵攻破金华，朱家的女眷都跳了井，男的都围坐在朱大典身边，朱点燃引线，一声巨响一了百了，非常悲壮。
在朱大典处待了没几天，金华人就不干了，说金华以香喷喷的火腿闻名，你老朱弄了个姓阮的臭豆腐在这供着，不行，轰走。朱大典没办法，就把阮大铖送到了钱塘江分部。钱塘江是要津，阮大铖知道此地的重要，于是“潜通降表于北，且以江东虚实启闻北师，在江头为北师间谍者几一年，而越人不知也。故后录用降官，有‘大铖投诚独早’之旨”，张爱玲说成名要趁早，阮大铖说投降要趁早，都是人生“圭臬”。不久清兵攻破钱塘江防线，阮大铖就顺水推舟地投降了。随后阮大铖就把朱大典给清朝的“开国大典”献礼了，阮大铖先是写信劝降，被朱大典撕了，清军随即攻城，金华城墙太厚，炮轰了半天也没动静。据说就是阮大铖献的策，他告诉清军金华西门是新夯的土，最薄弱，一轰之下果然破城。接下来就是开头那一幕了，所以朱大典比阮大铖名声好一些，死后还得了个谥号：烈愍。
降清后的阮大铖非常讨清军喜欢，有个清军将领求知欲很强，阮大铖就教他吟诗作对，以他的水平给满洲武人上课，跟教幼儿园差不多，没几天就收了一堆少数民族学生。清军吃的军粮粗糙，阮大铖就让手下采办蔬果肉食，找自家的厨子烹饪，香气把站岗放哨的都吸引过来了。吃饱喝足，清军带兵的贝勒听说他有个阮家班，唱戏唱得贼好，就问阮大铖会不会，老阮就亲自“执板顿足而唱，以侑诸公酒”。满人都是东北那旮旯来的，听不懂南方话，阮大铖就改唱弋阳腔，清兵听了都说：老阮你说你咋整的呢？老阮你太有才了。
有关阮大铖的死，版本很多，相对较靠谱的是张岱的记载。他的《石匮书后集》中关于阮大铖之死记录得相对详细：“随征金华，城破，大铖搜朱大典外宅，得美女四人，**纵欲。过仙霞岭，中风堕马，已不能言，咋舌而死。”舌头都伸出来了，多半是脑溢血。吴伟业记录的略有不同，清军攻打衢州前，领兵贝勒见他满脸浮肿，就劝他原地休息，等回来的时候再接他，阮大铖怕丢了将来的官位，就说：“福建巡抚已在我掌握中，诸公为此言得毋有异意耶？”别人又劝，他就扯着嗓子吼，顺便表明一下自己中气十足，“我何病！我年虽六十，能挽强弓，能骑劣马，我何病！”贝勒爷一看，既然你这老家伙逞能，就一块走呗，死半道上可别怨我。到仙霞岭，其他人都骑马上山，阮大铖想表现自己很强悍，就牵着马登山，还指着旁边的清兵说，你看，老子我的身子骨比小青年还强十倍呢。说完噌噌地往山上爬，要做第一个登上峰顶的人。结果，他赢了。
清军登顶后，见“大铖马抛路口，身坐石上。呼之不应，马上以鞭挑其辫，亦不动”，死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黄裳先生读过阮大铖的《咏怀堂诗》之后，写了篇散文，因为引了一句国学大师王伯沆的话，被领导呵斥一通，那句话是“乃知小人无不多才也”。知道了吧，三十多年前表扬奸臣有才华也是桩罪名。后来阮氏诗集《和箫集》被发现，黄裳先生曾想买下，不卖就抄下来，结果被政治素质过硬的人告发，遭到批判，这回的罪名是“对一个历史上的大坏蛋寄予了爱慕和同情”。
其实早就有人表扬阮大铖了，陈寅恪先生，还有他的父亲陈散原，都认可阮大铖在文学与戏剧两个领域的才华。陈寅恪还提到了阮大铖的两本戏，“至所著诸剧本中，《燕子笺》《春灯谜》二曲，尤推佳作。其痛陈错认之意，情辞可悯。”此外他还论述了阮大铖后期行为的成因，认为东林党人对他苛之太甚，“此固文人文过饰非之伎俩，但东林少年似亦持之太急，杜绝其悔改自新之路，竟以‘防乱’为言，遂酿成仇怨报复之举动，国事大局，益不可收拾矣。”这段话出自《柳如是别传》，比黄裳“过分”得多，不知陈寅恪先生为此挨过批斗没有。
章太炎也高度评价阮诗，认为明朝能跟他水平相当的没几个，并举例潘岳、宋之问这二位的屁股未必比阮大铖干净，但诗文也都传世了，“君子不以人废言也”，因此发掘秦桧、严嵩、阮大铖这些“大奸大恶”的遗作，不是什么给坏蛋张目的行为，属于正经的文学考古。
阮大铖在戏剧创作上绝对是一天才，终其一生他总共写了十一个剧本，如果都流传下来，相当于三分之一个莎士比亚，可惜流传下来的只有四种，《燕子笺》《春灯谜》《牟尼合》以及《双金榜》。先不说质量，单说写作速度就把现代编剧比没了，《牟尼合》总共三十六场，阮编剧半个月搞定；《春灯谜》三十九场戏，一个多月就写完了。那时候的昆曲火得一塌糊涂，往往阮大铖刚写完几场就拿去排演，要不是手快还真接不上。当时的观众都是阮剧的粉丝，连阮大铖的死敌复社诸位公子也爱看，只不过这几位粉丝太难伺候，上文有述，不重复了。
香港的几位电影大腕都有自己的班底，比如成龙的成家班，洪金宝的洪家班，都是人家阮大铖玩剩下的。当年阮大铖养了个“阮家班”，只唱自己写的戏，这几乎是后世所有编剧的梦想，却不知人家阮老板早在明朝末年就实现了。阮大铖的哥们儿、写《夜航船》的张岱多次欣赏过阮家班的表演艺术，看完给了“五个出色”的至高评价，认为阮大铖的戏从剧情、角色、唱词到唱功、扮相无一不精妙。另据观众之一的冒襄记载，阮家班演一出戏的门票是十六两白银，寻常人家是看不起的。
张岱还把阮大铖定位为现实主义戏剧大师，“骂世十七，解嘲十三”，顺便在戏里夹枪带棒地骂骂东林党，相当解气。不过螳螂捕蝉，孔尚任在后，阮大铖想不到自己也会被人写进了戏里，而且还是反一号，《桃花扇》里的阮大铖构陷侯方域，拆散侯和李香君，形象相当不光彩。而侯方域在他的《李姬传》里，借女子之口又把阮大铖灭了一道。这就叫世道轮回，报应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