貢監據洪武十五年（1382）、十六年（1383）的法令，府州縣學歲貢生員一人，是有一定名額的。這定額在洪武朝發生過兩次例外，第一次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四月，“初令天下府學歲貢二人，州學二歲貢三人，縣學每歲貢一人入監，明年如常”。突然增加保送名額，照例歲貢生應於次年正月到京師，因為這法令，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官民生總數就增加到八千一百二十四名。第二次在洪武三十年（1397），這一年“本監以坐堂（在學）人少，誠恐諸司再取辦事不敷，移文禮部，上令照二十五年（1392）例，於是入監遂眾”。據上文記錄，三十年（1397）的官民生總數是一千八百二十九名，三十一年（1398）的名額，雖然沒有記錄，大概和二十六年（1393）的相差不遠。從後一個例子的理由，可以明白這兩次增加名額的原因，是因為朝廷諸司辦事人員的迫切需要，說明了在學監生同時也是朝廷的辦事人員。
舉監是舉人入監。洪武初年擇年少舉人入國子監讀書。洪武十八年（1385），又令會試下第舉人送監卒業，是補習班或先修班的意思。
監生入學後，還得再經過一次編級考試，分堂（級）肄業。
國子監分六堂，六堂又分三等。初等生員通四書、未通經書的，入正義、崇誌、廣業三堂。修業期一年半以上。初等生修業期滿，文理條暢的，升中等，入修道、誠心二堂，修業期一年半以上。中等生修業期滿，經史兼通，文理都優的升高等，入率性堂。生員升入率性堂，依學規規定，根據勘合文簿（點名冊）坐堂時日，滿七百天才夠資格。
司業二名，分為左右，各捉調三堂。博士五員，分五經，於彝倫堂西設座教訓六堂，依本經考課（《南廱誌》卷九《學規本末》）。
功課內容，分《禦製大誥》《大明律令》《四書》《五經》、劉向《說苑》等書（後來又加上《禦製為善陰騭》《孝順事實》《五倫書》等書）。（《皇明太學誌》卷七）最主要的是《大誥》。《大誥》是明太祖自己寫的，有《續編》《三編》《大誥武臣》，一共四冊，主要內容是列舉他所殺之人的罪狀，使人民知所警戒和教人民守本分，納田租，出夫役，替朝廷當差的訓話。洪武十九年（1386）以《大誥》頒賜監生，二十四年（1391）三月，特命禮部官說：“《大誥》頒行已久，今後科舉歲貢人員，俱出題試之。”禮部行文國子監正官，嚴督諸生熟讀講解，以資錄用，有不遵者，以違製論（《南廱誌》卷一《事紀》）。違製是違抗聖旨的法律術語，這罪名是很大的。皇帝頒布的殺人罪狀，列作學生的必修功課，而且，作為考試的科目，用法令強迫全國生員非熟讀講解不可，這道理是用不著什麽解釋的。訓練學生的目的是做官，《大明律令》必然是必讀書。而且“載國家法製，參酌古今之宜，觀之者亦可以遠刑辟”。《四書》《五經》是儒家的經典，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麵諭國子博士趙俶：“爾等一以孔子所定經書誨諸生。”（同上書卷一《事紀》）孔子的思想是沒有問題的，尊王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一套，最合帝王的需要。可是，孟子就不同了，洪武三年（1370），他開始讀《孟子》，讀到有幾處對君上不客氣的地方，大發脾氣，對人說：“這老頭要是活到今天，非嚴辦不可！”下令國子監撤去孔廟中孟子配享的神位，把孟子逐出孔廟。他認為這本書有反動的毒素，得經過嚴密的檢查。洪武二十七年（1394）特別敕命組織一個“審查委員會”，執行檢刪任務的是當時的老儒劉三吾，把《盡心篇》“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梁惠王篇》“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可殺”一章；“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和《離婁篇》“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一章；《萬章篇》“天與賢則與賢”一章；“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以及類似的“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一共八十五條，以為這些話不合“名教”，全給刪掉了。隻剩下一百七十幾條，刻版頒行全國學校。這一部經過大手術切割的書，叫作《孟子節文》。所刪掉的八十五條，“課士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1)。至於《說苑》，則因為“多載前言往行，善善惡惡，昭然於方冊之間，深有勸戒”：是當作修身或公民課本被指定的。此外，也消極地禁止某些書不許誦讀，如洪武六年（1373）麵諭趙俶時所說：“若蘇秦、張儀，繇戰國尚詐，故得行其術，宜戒勿讀。”由此可見，學校功課的項目，內容的去取，必讀書和禁讀書，學校教官是無權說話的，一切都由皇帝禦定（《南廱誌》卷一《事紀》）。有時高興，連考試的題目也出，例如聖製策問十六道，試舉一例，敕問文學之士，整個題目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