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後期，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兩名心理研究員在探討，實驗室的女科學家應對壓力的方式與男人有何不同。男人會躲進辦公室，但女人會把餅幹帶到實驗室的會議間，與別人一起喝咖啡。忘了或戰或逃吧，他們開玩笑說，女人互相照料。
這個玩笑印在其中一個女人腦海裏，她就是博士後研究員勞拉·庫西諾·克萊因。心理學研究表明，壓力會導致攻擊，但這不是她的體驗，也和她觀察到的其他女人的反應不符。她們更願意和別人談論自己的壓力，和所愛的人在一起，或者把壓力導向關懷別人。她懷疑科學是不是忽略了壓力的某個重要方麵。
克萊因決定深挖，她驚奇地發現，90%發表的壓力研究都是關於雄性的。動物研究和人類研究都是如此。當克萊因與實驗室主管謝利·泰勒分享這個發現時，泰勒也受到觸動。她對實驗室成員提出挑戰，研究壓力的社會麵，尤其對於女性。在對動物和人的研究中，她們找到證據，壓力能提高關懷、合作和同情心。壓力之下，女人更照顧人——關懷別人，包括她們的孩子、家庭、配偶或社區，也更友善，強化社會紐帶的行為更多，比如傾聽、花時間在一起，及提供情感支持。
而當照顧與友善理論，開始用來研究女性壓力反應時，它迅速拓展，也把部分男性包括進來——因為男科學家說：“嘿，我們也會照顧人，也友善啊。”泰勒的團隊和其他研究組一起開始證明壓力不像科學家一直認為的那樣隻激發自我防禦。它也釋放保護部落的本能。這種本能有時候在男女身上表現不同，但兩種性別都有。壓力時刻，男女都表現出更信任別人，更慷慨，更願意冒犧牲自我的風險而保護別人。
在我最近一次演講提到照顧與友善理論時，一隻女人的手嗖地舉起。“我覺得這個理論還需要大量分析，”她說，“這完全和我在商業世界幾十年的經驗相違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