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不論多麽有能力，表現多麽優秀，隻要解決不了育兒問題，女職員都免不了會有這些困擾。
根據金智英與鄭代賢的陳述，粗略整理金智英的人生大概就是如此。她每周來接受兩次心理谘詢，一次四十五分鍾。雖然她的症狀好轉了許多，變成別人的頻率也大幅降低，但仍未痊愈。我為了幫助金智英解決當下的抑鬱與失眠問題，開了一些抗抑鬱的藥物和安眠藥給她。
剛開始聽鄭代賢訴說妻子的症狀時，我懷疑會不會是過去隻在書上看到過的人格分裂，親自見過金智英以後，才確定應該是典型的產後抑鬱延伸到育兒抑鬱所致。隨著一次又一次的谘詢，我變得越來越沒把握，並不是因為金智英出現抗拒反應或自我封閉，而是因為知道金智英選擇的人生之後，我意識到是自己太急於診斷，這並不是誤診，而是原來還有我從未想過的一麵。
她通常不會馬上抱怨自己當下遭受的不當待遇或痛苦，也不會一直沉浸在兒時的傷痛當中，雖然不容易先開口，但一旦打開了話匣子，就會願意主動對你掏心掏肺、侃侃而談，講得有條有理。
要是我隻是一名平凡的四十多歲的男性，可能一輩子都不會知道這些事。我想到了我的妻子，我倆是大學同學，她比我會讀書，也比我更有雄心壯誌，然而她最終放棄了大學教授的工作，改當領固定薪水的醫生。想到她最後離開職場的過程，我終於知道，原來身為韓國女性，尤其是孩子的母親，背後究竟飽含了多少不為人知的辛酸。其實身為不是生產與育兒主體的男性，在沒有像我這樣遇到金智英這樣的特殊案例前，不了解也是必然。
我父母的家在其他城市，太太娘家又遠在美國，隻好把孩子送去幼兒園，並輪流拜托不同的保姆照顧，如此這般，好不容易才苦撐下來。孩子終於上了小學後，下課後會送去安親班(1)，跟老師學跆拳道、跳跳繩，等待母親下班去接他。妻子對我說，她好像這才總算能好好喘口氣。但是，就在暑假開始前，妻子被老師請去學校一趟，原來是因為孩子把筆芯插進了同學的手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