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德洪①曰：“昔南元善②刻《传习录》于越，凡二册。下册摘录先师手书，凡八篇。其答徐成之③二书，吾师自谓‘天下是朱非陆，论定既久，一旦反之为难，二书姑为调停两可之说，使人自思得之。’故元善录为下册之首者，意亦以是欤？今朱、陆之辨明于天下久矣，洪刻先师《文录》，置二书于《外集》者，示未全也，故今不复录。”
其余指知、行之本体，莫详于答人论学与答周道通④、陆清伯、欧阳崇一四书；而谓格物为学者用力日可见之地，莫详于答罗整庵⑤一书。平生冒天下之非诋推陷，万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讲学，惟恐吾人不闻斯道，流于功利机智，以日堕于夷狄禽兽而不觉。其一体同物之心，譊譊终身，至于毙而后已。此孔、孟以来贤圣苦心，虽门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见于答聂文蔚⑥之第一书。此皆仍元善所录之旧。而揭“必有事焉”即“致良知”功夫，明白简切，使人言下即得人手，此又莫详于答文蔚之第二书，故增录之。
元善当时汹汹，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闻斯学为庆，而绝无有纤芥愤郁不平之气。⑦斯录之刻，人见其有功于同志甚大，而不知其处时之甚艰也。今所去取，裁之时义则然，非忍有所加损于其间也。
【注释】
①德洪，姓钱，本名宽，以字行，改字洪甫，号绪山，余姚人。嘉靖进士，累官刑部郎中，坐论郭勋死罪，斥为民。遂周游四方，以讲学为事。学者称绪山先生。有《平濠记》《绪山会语》。
②南元善，名大吉，号瑞泉，渭南人。正德进士，历官绍兴知府。为权贵所嫉，大计罢归有《瑞全集》。
③徐成之，守仁同乡。
④周道通，名卫，宜兴人。游湛若水王守仁之门，尝曰：“湛之体认天理，即王之致良知也。”与同门蒋信集师说为《新泉问辨录》，两家同人各相非笑，卫为疏通其旨彦。
⑤罗整庵，名钦顺，字允升。弘治进士，授编修，迁南京国子司业。后官至吏部右侍郎。归里后，居二十余年，务潜心学问。卒谥文庄。有《整庵存稿》。
⑥聂文蔚，名豹，吉安永丰人。正德进士，为平阳知府。后官至太子太保。豹初好王守仁之说，闻守仁没，为位哭，以弟子自处。及著《困辨录》，与守仁说颇有异同。
⑦大吉罢官归，途中致守仁书。守仁答书有云：“近得中途寄来书，读之恍然如接颜色，勤勤恳恳，惟以得闻道为喜，急问学为是，恐卒不得为圣人为忧，亶亶千数百言，略无一字及于得丧荣辱之间。此非真有朝闻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浣慰何如！”
【译文】
钱德洪说：“从前南元善在浙江绍兴刻印《传习录》，一共两册。下册摘录了先生的亲笔书信，一共八篇。其中答复徐成之的两封书信，先生自己解释说：‘天下赞同朱熹反对陆九渊的论断已经确定很久了，一旦想要推翻这个论点，十分困难，这两封书信姑且可以作为调解两种学说的探讨，便于大家自行思考得出结论。’因此南元善将它们放在下册的开始，用意难道不也非常好吗？现在世人关于朱陆之争的看法明朗已久，我刻录先生的文集时，把这两封信编在外集当中，是因为还不够完善，因此现在不再收录。”
关于其他指出知行本体的观点，没有比答人论学、答周道通、答陆清伯、答欧阳崇一四封书信更详尽的了；而讲解格物应该是学者平日用功之处的观点，则没有比答罗整庵的书信更详尽的。先生平生甘冒天下的非难诋毁，陷入死地绝境，仍旧不忘讲学，唯恐我们这些弟子不懂得圣学大道，流于功利虚识以至于日渐与夷狄、禽兽沦于同类而不自知。先生追求与天地事物一体的心，终身争辩论学，直到死而后已。这种孔孟以来圣贤所独具的良苦用心，即使是先生的门人子弟也不足以宽慰他的豪情。表现这种情怀的，没有比答聂文蔚的第一封书信更详尽的了。以上这些都是南元善刻录的旧信，揭示“必有事焉”就是“致良知”功夫，简单明了，让人听了就能找到入手之处，能做到这些的，又没有比答聂文蔚的第二封书信更翔实的，因此也将它增录进来。
南元善当时处于危乱之中，仍能亲身宣扬先生的学道，最后遭小人陷害被排斥，但仍然认为今生接触到先生的学说是值得庆贺的事，从没有一点愤郁不平的想法。他刻印《传习录》，世人都能看到这件事对于同习此学的人功劳很大，而不知道南元善当时处境的艰难。如今对他刻录内容的取舍，是依据当下需要的文义而行，绝非对《传习录》有损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