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說民國

“憋屈”與“別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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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的1912年,是中國的共和元年,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於那一年元旦創建於南京,持續十七年流亡海外,依然不斷鼓吹革命、排滿、共和、民主的孫中山被推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中國從此走向一個全新時代。然而為時不久,政局丕變。2月12日,清帝溥儀奉隆裕皇太後懿旨,下詔遜位,命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第二天,孫中山遵守承諾向南京臨時參議院辭職,並薦袁世凱以代。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就任第二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4月1日,孫中山卸任,南京臨時政府結束全部政務活動,前後存續不足一百天。

從孫中山到袁世凱,是民國初年的一個美麗傳說。這個傳說為中國人贏得了無數讚美和榮光,尤其是孫中山功成身退的高風亮節,將中國傳統美德發揮得淋漓盡致——中國照樣可以有自己的華盛頓,中國人也並不都是爭權奪利的政客。然而僅僅過了不到一年,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遭槍殺,孫中山拍案而起,起兵討袁。先前從孫中山到袁世凱的美麗傳說立馬變成斧鉞相見。那麽,孫中山內心深處究竟是怎樣想的?他在這場權力轉移的遊戲中是否有一種被欺騙、被侮辱的感覺呢?

“開府建基”點破玄機

孫中山讓權袁世凱確實是一個美麗傳說,隻是孫中山為什麽要“讓位”,我們一百多年來似乎始終沒有深究。其實,如果弄不清孫中山究竟是怎樣“上位”的,也就很難說清孫中山為何要“讓位”。

武昌起義爆發後,孫中山幾乎在第一時間就知道了,但他並沒有急著回來,他大概相信:他親手發動的那些起義從來沒有一個成功,而他不在現場的武昌,與革命黨關聯不大的新軍,又何以能夠成功,即便成功又與他有什麽關係呢?直到武昌起義之後南北膠著兩個多月,也就是革命黨乘機光複了上海,幾近完全控製東南大局之時,孫中山方才於1911年12月25日打道回府,結束十七年的流亡生活,回到上海。此時距武昌起義爆發已經兩個月零十五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