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說民國

辛亥年是“和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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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武昌起義時,任革命軍湖北軍政府都督。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當選為副總統。袁世凱死後,繼任大總統。

武昌起義發生後,稍有政治頭腦的人都知道戰爭不是最終解決問題的辦法,戰爭隻是政治解決無法實現時的一個手段,真正化解這場危機最終所能憑借的還是談判,因而不論是南方的湖北軍政府、革命黨人,還是北方的清政府、北洋係將領及袁世凱等人,他們在武昌起義發生後的第一反應都是尋找和談的機會或渠道。大致而言,存在著這樣幾個脈絡。

湖北軍政府與袁世凱北洋係的談判

1911年10月14日,也即武昌起義之後第四天,清政府起用下野三年的袁世凱為湖廣總督,督辦剿撫事宜。第二天,負責前往武昌前線進行軍事鎮壓的陸軍部尚書蔭昌在經過彰德府的時候,與袁世凱有一番密談。袁世凱告誡蔭昌,到了前線不要輕舉妄動,不要以為湖北無人,要有武力解決的準備,但也要做好和談的準備。湖北新軍此次所要求的是政治改革,因而必須用政治改革的積極回應,方才能化解危機重建秩序。19日,袁世凱委派劉承恩與黎元洪進行聯絡,商討南北和解的可能性。

劉承恩為湖北襄陽人,畢業於北洋武備學堂,為袁世凱幕僚隨從。1900年調任湖北,追隨黎元洪。武昌起義發生後,劉承恩被袁世凱緊急召至河南彰德,囑其利用與黎元洪的關係,居中疏通,尋求和解。袁世凱開的價碼是,他袁某人一定建議朝廷實行立憲,開放黨禁,撤銷皇族內閣,皇族不再幹政。袁世凱希望黎元洪做到的是,假如朝廷做到這些了,湖北軍政府就應該撤銷,恢複秩序,重建統一。

獲知袁世凱用意後,劉承恩通過張伯烈將這些意思盡快轉給了黎元洪。稍後,劉承恩又再次、三次寫信給黎元洪說明此意。稍後,親臨前線的袁世凱也親筆修書一封向黎元洪表達善意,希望南方弟兄重回君主立憲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