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是一個坐而言起而行的人，他認識到中國不可能走上全盤西化的路，更不可能固守傳統，畫地為牢，不肯進步，不肯接觸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不肯與異質文化交流和雜交，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梁漱溟既不是陳獨秀、胡適等新文化運動主流派的敵人，也不是杜亞泉、辜鴻銘、嚴複等東方文化派的同盟軍，他是在這兩派之外為中國文化尋求出路的探索者，他的思想主旨就是希望在傳統和現代的夾縫中為中國文化開辟一條新的通路，實現傳統的翻新，實現傳統的創造性轉化。這是梁漱溟堅定不移的認識。他在後來的政治實踐、文化活動等一係列行動中，都是努力實踐著自己的這個意思。
梁漱溟認為，當時的中國處在一個劇烈變動時期，中國民族所處的地位與前數十年大為不同。所以不同，所以要變成現在這個樣，完全是文化的問題。這一方麵固因國內的變動，而尤其重要的是外麵別國的變動。西方民族因為有那樣的文化而成那樣的局麵，漸漸地使中國地位也受到很大影響。梁漱溟強調，隻有看清這種國際大環境與國內小環境，才能明白中國問題的真相，才可以知道中國究竟應當秉持什麽樣的態度，采用什麽樣的對策。
就國際背景看，梁漱溟認為，數十年前的中國，無論哪一方麵都與現在不同。當時的中國不僅知識方麵如自然科學嚴重欠缺，而且在物質方麵全無創造，社會生活方麵全受權威的支配，整個社會處在君主專製的高壓之下。相比之下，由於西方經曆了文藝複興、宗教改革，特別是工業革命後，不僅物質方麵獲得極大成功，幾十年的成就遠邁以前數千年的總和，更使中國人震驚的是，西方人在社會生活方麵則有比較多數人協作組織的政治。因此在西方人看來，當時的中國簡直是一個半開化民族，他們在各方麵似乎都可任意處置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