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4月19日，梁漱溟在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幹部朱經古、黎滌玄、秦亦文、黃明等人的陪同下離開鄒平，前往日本進行為期一個月的考察。此行目的，據梁漱溟自己說有二：一是他在國內從事鄉村建設事業已有六七年，最近聽說日本亦有它的農村問題，所以有農村經濟更生的計劃，這與梁漱溟在山東的工作很相似，頗可作他們的參考，所以願意到日本各處參觀訪問。第二個動機更為重要，就是想了解整個日本，特別是日本社會內部問題。因為幾年來中日關係持續惡化，糾紛不斷，情形緊張，前途殊難預料，所以有了解日本的必要。梁漱溟一直在思索的一個問題是，在中日兩國持續不斷的糾紛中，為什麽日本處處占據主動的、積極的地位，而中國則處處站在被動的、應付的地位？這應該是兩國各自社會內部構成不同所致。日本的社會內部是讓它可以主動，中國的社會內部是隻能讓它落於被動，故為觀察中日的前途，並為深切了解這個問題起見，梁漱溟前往日本考察。
梁漱溟原本就不相信中日之間會很快開戰，所以他對那些激進的抗日救亡運動一直不太熱心，通過對日本的實地考察，他不僅覺得日本人在農村建設等方麵的經驗值得借鑒，而且更加堅信他先前對中日關係的基本判斷，以為日本內部矛盾固然嚴重，但仍可維持一個段落；從對外，尤其是對中國、俄國的關係來說，戰爭亦不可能很近，因為有許多症結使日本不肯也不敢輕於一試。就形勢說，日本是得不打且不打。這就是梁漱溟對日本考察的結論。
基於這些感受與判斷，梁漱溟回國之後一如既往地在山東從事鄉村建設事業，以期為將來應付國際局勢的變化做好必要的準備。無奈，曆史的發展從來不依其個人的善良願望為轉移，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中日兩國的政治、軍事摩擦越來越多，形勢日趨緊張，特別是經過西安事變之後，國人的抗敵情緒也空前高漲，梁漱溟在這種情緒的感染下，政治主張略有調整，開始注意怎樣積蓄力量以應付可能發生的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