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年的君主專製曾給中國帶來穩定和輝煌，但是進入近代以後，家天下的君主專製越來越不適應中國需要。1894年的甲午戰爭，1904年的日俄戰爭，前後不到十年，一個君主立憲的“小日本”相繼打敗中國與俄國兩個巨大的君主專製國家。這個殘酷事實不能不引起中國人心靈上的巨大震動。走向君憲，成為那一代中國人的惟一政治選項。然而到了1911年，當君憲主義即將成為事實時，一個規模不大的軍事嘩變，竟然在一夜之間掀翻了一個具有兩百多年曆史的龐大帝國。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麽，是必然還是偶然？一百年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其實，我們可以聽聽老牌君憲主義者嚴複的分析，他的那些獨特看法沒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對於清廷、袁世凱、革命黨、康有為等，均有批評有分析，相對說來比較中立客觀。
君憲先鋒
在近代中國，嚴複是作為思想啟蒙者載入史冊的。他在甲午戰後向中國人翻譯介紹《天演論》，從理論上為先前幾十年隻重視物質增長的“中體西用”背書，以為中國所麵對的問題就在經濟形態上落後於西方，中國最迫切的問題就是經濟增長和社會體製變革。至於其他比如政治架構，嚴複在那個時代並不認為已成為中國發展的障礙，成為非常迫切的問題。
基於這樣的認識，嚴複在1895年之後的維新運動中雖然積極介入，也傳播了許多西方新思想，但是嚴複好像並不能認同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許多觀點，我們從他那篇著名的《擬上皇帝萬言書》中，發現其主張就是一種君主主導下的政治漸變。隻要變化的方向對，就不要操之過急，耐心地走下去，終歸能夠走上東西洋立憲各國共同的路。中國既不要標新立異超常規發展，總顯得急不可耐總顯得步履匆匆，一個政治上成熟的大國就要顯現從容優雅的風度。對於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1898年的急切，嚴複向來不以為然，以為正是這對師徒的亂來，最終葬送了大清兩百多年江山。嚴複當年設想是，假如康有為、梁啟超不去鼓勵那個少年天子匆匆忙忙進行政治變革，而是兩宮和睦漸進改良，那麽要不了多少時間，大清的政治必能有所改善，等待慈禧太後百年，等待小皇帝再成熟一點，許多問題應該不會繼續成為問題，應該能夠迎刃而解。